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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参考
石首图书馆领导参考2015第一期(四)
发布时间:2015/3/31 9:21:44    
 

“钱袋子”与“权把子”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现代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很不以为然。胡星斗教授认为,“财政上承受不了”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胡星斗教授说,即便是把1.6亿左右出外打工的农民工都城市化,按中国有关部门的花费测算,也就是一二千亿人民币,这笔钱中国是完全能拿得出来的。之所以“拿不出来”,关键是中国的财政支出是由官员掌控的,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里由议会、也就是选举议员的老百姓掌控的。“钱袋子”掌握在各级官员手里,户籍改革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不干。

胡星斗教授说,中国的户籍改革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制度必须转型。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说到底又与政治制度有关。中国的人大必须要能掌握“钱袋子”、人大代表必须能代表人民,这的确又涉及到政治改革。

经济广角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六大新机遇

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网 2015年2月6日

中国经济好不好,其实就是生产效率提升速度大不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会带来深刻的变化,既带来新挑战,也孕育着新机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握机遇。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4个方面的阵痛:首先,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要“去产能化”;其次,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要“去杠杆化”;再次,房地产调整阵痛;最后是环境的要求,环境要“去污染化”。

经济转型中的四大阵痛决定了我国正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将迎来更多新机遇,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

第一是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城镇化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和城市群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急剧升温。

据统计,我国现有城市群总数已超过30个,预计未来5到10年内,我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城市总量的82%和92%。如今我国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些都与城市群的建设发展紧密相连。城市群今后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平台,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更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从这个角度上说,未来的竞争不仅是产业的竞争,更是城市群的竞争。

第二是经济服务化。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将大幅上升,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服务化的新常态将为企业带来丰富的发展机遇。应努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关注养老、医疗、卫生、旅游、文化、物流业、互联网相关产业等领域的新发展、新动态。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合力,提高民间投资参与的范围和比重,共同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与质量。

第三是发展低碳化。资源环境瓶颈压力加剧、新兴产业勃发、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都将创造绿色低碳经济机遇。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条措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也出台在即,将集中力量打好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绿色经济发展将带动数以几万亿元计的“治大气”、“治水”、“治土”的投资,为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第四是产业高端化。产业结构的水平要从低端、中端逐步走向中高端,对冲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今后,我国应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出路是创新,要通过创新使我国企业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高端,这涉及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通过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的创新创业文化,推动合作创新和发展平台经济,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第五是社会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是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突破发展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节能降耗减排,提升产业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一个新引擎。信息化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考察:一是产业的信息化,用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二是信息产业化。今后,互联网将改变城市、企业、金融等诸多领域。

新的产业革命的特点是“互联网+X”。比如“互联网+金融”,等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制造业”,德国人称其为“工业4.0”,这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城市信息化”,等于智慧城市。目前,智慧城市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这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六是经营国际化。商务部统计显示,过去的一年,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约高出中国利用外资2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当前,中国国际化战略转型需要实现从产品国际化走向企业国际化,从商品输出大国走向资本输出大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所有”,从出口导向转向投资立国,从大多数产品贴牌生产转向品牌创新,从低层次国际分工战略走向高层次国际运营战略,从世界工厂“打工者”向全球资源“整合者”转变。据有关资料显示,过去30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

2000年至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

然而,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中国需要克服速度焦虑,主动调试心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源。而创业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则具备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阶段的全局性特征。

新常态下经济政策调整坐标

香港《大公报》2015年2月25日

羊年春节,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最著名的电子卖场群门庭冷清,然而,在北京西四环外多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堆积成山。这一景象诠释了“新常态”这一当下中国宏观经济领域最为热门词汇的内涵:传统的优势逐步消退,新的动力开始聚集。而新旧转换阶段最直观的特点正是各种指标的冷热不一。

即便是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种分化的特点也依然明显。在工业领域,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回落至3.3%,但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速却高达15.5%。“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的新阶段,分化是很正常的现象。”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一些分析人士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特点,还是依靠单一指标来分析中国经济,就会陷入判断的迷雾。

在中国经济系列核心指标中,最受关注的依然还是GDP增速。刚刚过去的2014年,中国GDP增7.4%,创出近24年来新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数据发布会上专门向媒体建议,在新常态下,不要只关注GDP多少年新低,而应同时关注就业、物价等多个指标。

调结构打造新经济点

事实上,淡化各方对经济增速的过度强调是本届领导人履职后的一贯思路。中共十八大后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稳增长”仅出现两次。次年,官方又为经济增速增添了“会带来后遗症”的要求。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官方更是明确诠释了新常态的内涵,要求主动适应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这一系列的变化所传递的信号是官方不会轻言大规模刺激来换取经济增速的短期增长,而将重点放在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此举有效稳住了市场和地方政府的预期。而新常态背景下的坐标调整在不久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有望得到系统性的呈现。届时,官方料对全年经济增速目标进行微调,以服务于把调结构放在更为重要位置的要求。而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官方如何通过简政放权、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等政策安排打造新的经济点都将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事项。

科教文卫

中国人腐败的文化内因

香港《亚洲周刊》2015年1月18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雷厉风行的肃贪,朝野一致叫好,国际社会高度瞩目。其实,扫除贪腐是历任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即使1949年后,大陆的政治运动多少都有反腐的号召,甚至文革也有这种精神,并以此号召人心。至于台湾,蒋经国时期的“十大革新”也是以公务人员廉能教育为目标,今天政治人物上台后,也标榜同样的精神。

两岸的经济水平长期存在差距,近年大幅拉进,但都有贪渎现象。大陆定期动员扫贪,但贪污现象依然无法断绝。台湾虽然实行民主政治,权利相互监督,新闻媒体畅所欲言,但一些重要官员贪财受贿的消息仍不时传出。

为何在经济改善的同时,中国人还是无法建立持久的清廉政府呢?中国文化里存在一个弱点,造成腐化问题几乎无法解决。

首先,让我们看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全球清廉报名的前10名:丹麦、新西兰、芬兰、瑞典、挪威、瑞士、新加坡、荷兰、卢森堡、加拿大。其它的清廉调查排名或有一些顺序变动,但大致差不多。

现在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2013年全球所得前11名:卢森堡、挪威、卡塔尔、瑞士、澳大利亚、丹麦、瑞典、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荷兰。除了卡塔尔依靠石油致富外,其它高收入国家是依靠制造、服务、金融等行业。

有趣的是,全世界最清廉的跟全世界最富裕的前10名排名,竟然有7个国家是重叠的。也就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通常也是最富裕的国家,印证了传统所言,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定是先吃饱饭以后,才能讲究道德,世界上贫穷国家没有一个是清廉政府。

所以,当中国人贫穷的时候,是不可能产生清廉政府,即便是反复的精神动员,经常扫贪,也无法改变根本的道理。毛泽东时代人民一穷二白,即使发动政治运动,也不可能根除腐败。政治运动没有改变腐败,却把贫穷当道德,又加深了腐败的根源,形成负面循环。

接着再问,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民主法治改进,是否就一定会出现清廉政府?答案是不一定,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在国际组织的调查中,台湾的清廉排名远低于其民众所得排名,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某种弱点。

广东文化惠民取新成果

《澳门日报》2015年1月17日

广东省文化厅完成去年广东十件民生实事工作。分两批奖励、补助和扶持欠发达地区,新建、改扩建或完善设施设备五十个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一百二十二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一百七十个文化站公共电子阅览室,七千五百多个行政村(社区)文化室,下达资金二亿一千万元(人民币,下同)。

整改文化设施

广东省文化厅民生实事目标是做好广东“奖、补、欠”发达地区建设、完善三十个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博物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一百个、乡镇(街道)公共电子阅览室一百五十个,支持三千个行政村(社区)文化室完善设备的民生实事。

广东省文化厅一是着力做好督导检查工作。2014年为推进广东公共文化建设,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把民生实事做实、做细、做好,在年初和年末两次实地督导检查全省的公共文化建设,现场了解地方建设情况。比如肇庆市通过逐级召开现场推进会、开展专项督查、限时整改推进等方式,大力推动当地公共文化建设。珠海举行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落实,制订工作推进表和整改方案。

又如茂名把年度建设任务分解到各县市、区,按季度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并通报各县市、区建设目标完成率等。有力地推动各地公共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全面、顺利开展。

在着力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2014年广东省文化厅、省财政厅联合修订并印发广东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省级专项资金申报审批、拨付管理、部门职责、信息公开、监督评价等作出更加全面、细致的规定。

在着力推动基层设施科学建设方面,广东省文化厅根据广东欠发达地区资源不足的客观情况,推动各地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中争取用少钱,办多事,利用现有资源,以旧厂房等“三旧”改造,闲置学校改建等形式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提升三馆一站

广东省文化厅以“三馆一站”(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文化站)免费开放、馆站评估定级,以及基层文化馆站服务效能提升计划为抓手,着力推动各级文化馆站健全机制、完善服务、打造品牌、提高服务效能。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产量与质量并重 中国农业将转换发展模式

蔡永伟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 2015年2月4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昨天承认,虽然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已取得巨大成绩,但过往以拼资源、拼消耗的农业发展方式,已对农业自身的发展构成越来越大的制约。为此,陈锡文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会上解读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时强调,中国农业今后的发展必需加快改变以前单纯追求产量的方式,转为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模式,才能保持发展好态势。

所谓“一号文件”是指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每年年初发布的首份政策文件。自2004年以来,一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凸显中国当局最关注的治理领域仍是农业问题。今年的一号文件本月1日发布,题为《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陈锡文在记者会上首先肯定去年的农业发展“平稳向好”:一方面,粮食生产继续丰收,全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0.9%达1.2亿斤;另一方面,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9.2%达9892元人民币(约2140新元)。

这组数据意味着,中国粮食总产量已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则实现了“十一连快”。不过,陈锡文也警告,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和问题更加复杂。

他一一列举中国农业今后将面临的挑战,包括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国内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

农产品走私入境加剧国内库存压力

他也称,不少境外农产品走私入境,加剧了中国农产品库存的压力。

今年的一号文件也进一步指出,中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陈锡文认为,政府今后得积极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农业结构的优化,具体措施可包括提升农业科技,加强农民的培训等等。

一号文件也首次提出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议。陈锡文介绍,农村除了提供初级农产品之外,也能对这些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借此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同时还可在农村开展农家乐、旅游业等服务业,最终实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

在中国近年接连发生上海福喜食品安全问题、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的背景下,陈锡文也特别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粮食不能出大问题。”

今年的一号文件就将“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列在首位,并要求推进标准化生产、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强化地方政府法定职责、建立全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等,彰显中国当局对食品安全问题综合治理的决心。

针对社会关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一同出席发布会的中农办副主任韩俊受询时表示,中国今后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推动公众和媒体理性全面地看待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安全性和风险。

韩俊承认,中国在转基因领域总体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但这个产业大有发展前途,因此中国在研究方面“不能落伍”,“市场不能都让外国产品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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