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是中国软肋

香港《太阳报》2015年2月17日

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将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比能源安全更优先，充分折射出粮食问题比外界想像的更严重。

中国是人口大国，吃饭问题历来是执政者的头等大事。中国人解决温饱问题也就是这十几年的事，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大量耕地被占用，地下水被滥采，水污染触目惊心，神州大地变成残山剩水，严重破坏粮食生产的基础。

华北平原曾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地，但华北平原的地下水遭广泛破坏，小麦产量连年下降。再以水稻主产地湖南湘江平原为例，由于湖南各地滥采有色金属，大量有毒物质通过雨水、河流被冲刷到平原地带，导致重金属严重超标，原本优质的湖南大米不断被抽检出铬超标，成为致癌食品。迫于无奈，今年中共颁布本年度“第一号文件”，突出主粮生产：中国主粮过去只有三种，现在将薯仔列入继水稻、小麦和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主粮。

习近平曾强调要将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但其实饭碗早就端不稳了。中国每年进口大量粮食，单单大豆一年的进口量就超过九千多万吨。假如其他国家发生灾荒无法向中国出口粮食，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恐怕就成为巨大的政治问题。可以说，国际粮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中国领导人胆颤心惊，也让中国在外交方面极为被动。这次乌克兰危机，美国制裁俄罗斯，瞄准的就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能源行业。美国与沙特联手，不断打压油价，导致俄罗斯收入锐减，引发卢布持续贬值，令俄罗斯经济险象环生。假如中美交恶，不排除美国在国际粮价上下其手，一方面拉抬粮食价格，一方面对华禁运，届时中国人内无可吃之粮，外无粮可购，很可能就揭竿而起，陷入天下大乱，而美国则可以不战而胜。

立足自我 拓展俄非

要缓解粮食安全隐忧，一定要立足于自我，在确保国内主粮生产的同时，应不断派人到非洲等地开垦农地。非洲是最后的处女地，当地农业技术落后但土地肥沃，中国人到当地建立农场，生产粮食后可运回国内。另外，俄罗斯正大力开发远东，中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中国不妨搭上顺风船，为粮食安全生产再找一个低风险平台。中国虽已是大国，但国家特质极其脆弱，随时可能被他国抓住软肋，一击就溃。

社会观察

中国需要改变思路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网 2015年2月5日

如今，北京建设环路，高楼林立的范围被进一步扩大。首都和天津之间的廊坊附近，挖掘机和水泥搅拌机正在建设下一条环路。大部分七环将穿过河北省，而不是首都北京，其中一部分路线距离北京中心有175公里（如图）。七环（实际上是六环，但由于某种不明原因，没有一环）是现代中国城市的象征：巨大，蔓延，充斥着车辆。虽然要再过一两年才能完工（以及评估使用），另一条更长的环路正在规划中。

和许多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一样，新的环路展现了工程技艺，相比之下，中国在城镇规划方面的成功就没那么明显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城镇的过快发展推进了中国的崛起。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镇人口增加了5亿——这是世界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

如今中国城镇人口占一半。这些人有的住在公寓的地下室或天井窝棚。但大多数中国城市的环境都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肮脏。

城市发展不仅仅使中国有了许多大城市——其中100多个城市人口超过百万——而且还出现了一些超大的城市。

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了这些城市的特殊性质，提出了“特大城市”概念，指那些包含卫星城在内，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世界上符合“特大城市”特点的城市只有30个，其中中国就占6个： 上海（2300万人）、北京（1950万人）、重庆（1300万人）、广州（1200万人）、深圳（1100万人）和天津（1100万人）。另外，中国有 10座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之间的城市，其中，至少武汉人口将在10年内超过千万。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创新都依赖城市，但中国却未能充分发挥大都市圈的作用。

咨询公司麦肯锡称，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和福利提供方面，人口在150万至650万之间的中型城市优于更大的城市。不少居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很大提高，但他们对生活水平会否继续改善心存疑虑。大城市污染重、消费高、交通拥堵。北京交通的行进速度仅仅是纽约或新加坡的一半。

大多数的中国城市都是中央规划的，生活和工作都集中于一个“工作单位”。《中国十亿城民》（china's urban billion）的作者Tom Miller认为，城市“被建造为生产中心而不是消费中心”。

这些城市规划的重点不是贸易、服务甚至社区，而是工业。虽然这些工作单位已经消失，但非人性的建筑还存留。大多数新的开发建造在400-800米长的大街区内。

中国已经将其社会主义梦想，转变为美国式的梦想，有汽车和蔓延的城郊。

汽车数量已达6400万辆，在过去的十年增长了十倍不止。巨大的街区和对汽车 的欲望结合，常常导致交通大堵塞。街区大，交通分流的街道就少。指导路线要求每500米要有一条城市主干道，每一公里有一条八车道公路。

北京建设了环路和辐射状交通系统，旨在提供进出城的快速路，绕开城市车流，链接卫星城镇。这种想法是不错，但问题是工作地点依然集中在城市中心。车流经过漏斗一样的高速公路导致了交通大堵塞。

对于农民所有权的定义不清也助长了这种蔓延。官员能够轻而易举地以低成本征用农村土地，而且比起开发现有城市地区便宜得多。由于工业用地获得极大补助，工厂并没有搬到便宜的郊区，而是留在了城市。

自2000年以来，城市土地总量增加了一倍不止。40%的城镇人口增长来源于城市吞并了农村。城市的蔓延导致人口分布更加稀疏，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小。以韩国首都首尔的人口密度，广州可以再容纳400万人，深圳可以再容纳500万人。向外延伸是要付出代价的。从遥远郊区的缓慢通勤增加了燃料消耗，降低了生产力。

基础设施方面的庞大支出极大的改善了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交通。

从1992年起，中国每年将国家收入的8.5%用于基础设施，比欧洲、美国（2.6%）、印度（3.9%）要多的多。但是城市居民还在不停的抱怨。

基础设施建造公司Aecom的Sean Chiao 指出，通常建造地铁都属于工程项目，车站位置根据规定的距离确定的，而不是人们的需求。由于所属管理机构不同，公交、地铁和铁路网络整合不佳。规划者经常忽略200多万没有户口的居民的需要。因此，城市中医院、学校不足，房价过高。

然而，今年中央政府开始淡化GDP增长在地方官员考核中的重要性。

这将使地方官员能够放开手脚，把更多的钱花在改善城市，而不是铺路上。一些城市在考虑限制汽车的使用。

北京成了交通大堵塞的地区。为控制污染，改善交通状况，八个城市（包括除了重庆以外的其他朝大城市）限制每年新发行的牌照数量，一些城市进行限号。地铁系统快速增加：12月，仅仅北京就开通了四条新线路，41个站点。

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城市中心停车收费太低；实施法律强制禁止在人行道或安全岛停车；公交车可以使用大马路的中央通道；还应当重启曾经普遍的自行车道，以鼓励自行车出行。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是54%，与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应有的70%相比，远远落后。人口迁移浪潮将会继续，到2030年，中国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数量将超过10亿。中国需要改变思路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中国需要在城镇化和减债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2015年1月28日

在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速方面，中国政府有了一个新计划。如果严格推行该计划，那么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用于实现北京另一个优先发展目标的能力将被抑制。这个目标是城镇化。

北京两个优先发展目标是矛盾的。

中国有13.5亿人口，2012年末的城镇化率为52.6%，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大约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地方政府必须在高速公路、机场、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大举投资，从而为这些新市民提供住处及就业岗位。城镇还需要增加社会保障、教育福利等的支出。中国经济学家表示，这就意味着已然囊中羞涩的地方政府将不得不继续举债。

城镇化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长期以来的一个发展重心。李克强认为城镇扩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他表示，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都高于农民，这还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依赖对外出口转向更多依靠国内消费。

但如何为这一切买单？

去年10月，国务院推出了一项限制地方政府债务的计划。该计划规定政府借的债只能用于建设应由政府买单的项目，比如公园和医院。为可能盈利的项目（或包括污水处理）进行的借贷将由建设项目的公司负责。这些公司将寻求私人投资者的帮助。国务院是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人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中国问题分析师姚炜称该计划是中国决策领域的一次地震性转变，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计划为政府允许一些项目破产而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安排救助提供了可能。她最近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国如何解决违约问题是决定改革成败的最终因素，也是对中国改革者决心的终极考验。

她估计，随着借贷步伐的放缓，减债计划可能令中国的经济增速损失0.7个百分点。

但是在财政政策收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城镇化目标呢？

长江证券(Changjiang Securities)的经理宋怀宇认为，城镇化目标难以实现。他表示，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工作太多，而手上的资源又太少。长江证券的业务中包括政府债券的承销。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在艰难探索一种为基建项目、公共住房以及其他由政府出资项目进行融资的可持续实施办法。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1994年禁止地方政府发债或直接从银行借款，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将借入的大量资金用于修建酒店和高尔夫球场。从那时起，地方政府官员成立了大量特殊用途的融资公司来集资，这些公司被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2008年和2009年时，确保中国经济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刺激措施，当时此类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大幅增加。目前中国有近8,000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去几年来，地方政府通过这些平台大量举债，所筹资金用于各种投资，由此催生的投资热在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方面功不可没。

中国审计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较2010年底增加67%。其中近40%的债务来自那些特殊目的融资实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估计，自2008年以来中国国内总债务的增量中有四分之一为地方政府债务。

去年10月推出的控制债务计划将限制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并禁止地方政府通过其融资平台借入更多债务。

中国政府表示，将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国务院在去年10月份发布公告称，将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融资权限。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实现其城镇化目标方面将面临困难。

综合治理

经济下行 环境治理添压力

《香港经济日报》2015年2月27日

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大，环境治理会否“让路”？

上个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若经济增速降太多恐影响就业。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认为，虽谈不上“让路”，但经济下行会为环境治理增添压力。

去年两会上，李克强在其担任总理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坦承，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雾霾虽严重 经济下行更添忧

根据官方公布的《2014年中国气候公报》，去年全年内地平均霾日17.9天，京津冀霾日61天，较2013年多25天。而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中央气象台则直接发布，北方多雾霾，不适合大量燃放烟花爆竹。

雾霾问题仍严重，今年两会势必再成焦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总体形势不同，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巨大，2014年经济增速已降至7.4%这个24年低位，外界普遍关注今年目标是否下调至7%。

今年1月26日，一群专家学者在中南海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建言，有人提出经济增速可以慢一点，少些污染，把雾霾等问题治理好。但总理李克强回应，经济增速慢一点，放在北京不是太大问题，但是放在全国，就有一个就业压力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多了，对就业和社会都会造成压力。

李克强的回应，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说，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稳增长保就业还是要优先于治雾霾。

京“APEC蓝”经济放慢作代价

若综观历史，也可见经济和环境难以实现“双赢”。

一个典型例子即是去年11月APEC会议期间，京津冀地区道路限行并关停污染企业，北京一度迎来“APEC蓝”。但受企业停产影响，当月经济数据出现疲软，工业增加值增速逊于预期，制造业PMI也创8个月低。

经济目标是否“保7”成为今年两会最大焦点，在此“保增长”思维下，环境治理会否为经济“让路”？

学者：经济垮了 社会易动乱

北京理工大学政府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不能说环保为经济“让路”，因为理想上仍是既重视经济又重视环保，并非区分先后。但实际很难做到。

他指出，毕竟中国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若环保垮了会导致民众健康问题，而“经济垮了是社会动乱”。“（今年两会）经济下滑与民生是热点，保增长、抑下行、促转型是重中之重，遏制污染雾霾会被大家讨论，但是会清谈一下，不会冲击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胡星斗还表示，环境治理受压，也与一些地方仍以GDP作为考核官员业绩的指标有关。虽然中国有条件、有技术实现一边污染一边治理，但不少官员“骨子里”仍看重“经济先行”，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应该仿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为何亚洲经济发展最具潜力亮点？

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网 2015年2月9日

总体来说，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2013年这几年里，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并没有对亚洲经济发展有太大影响，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亚洲开发银行曾认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容是农业，面对人口增长如何减少贫穷与减少饥饿。

然而，近半个世界以来，亚洲经济增长表现较好，贫困人口也大幅减少，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下降，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那个国家人均平均购买力均上涨。

一般地说，每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因具体分析。

例如，菲律宾人均收入远远超过了泰国，韩国人均收入也增加，印度虽然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下的国家，但通过高增长很快就可达到更好。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很大，通过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很快人均收入将达到中上等以上水平。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TakehikoNakao)近期访问了亚洲二十多个国家，一直从事有关太平洋和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研究，并于高层领导有许多坦诚的讨论交流，在日本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一段时间，中尾武彦认为，经济发展需考虑八个基本方面：

第一，能源、公共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建设有助于发展国家工业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道路交通网络有助于城市的学校与医院发展，也能增加劳动岗位，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亚洲开发银行主要贷款核心区。

在许多发展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所占比例不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仅占公共投资的5%，甚至更少，去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1.3个百分点。

为了确保投资，各国正在推进私人资源以增加税收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第二，教育与卫生。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努力帮助一些国家，如孟加拉国提高职业培训，支持医疗保健中的信息技术投资，许多国家初中高中质量参差不齐。

第三，金融监管与稳健财政货币政策。一些亚洲国家通胀率超过10%，赤字较高，令人鼓舞好消息是，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国家更注重稳健货币财政政策，加强监管与金融监督。

第四，私营部门活跃与贸易。过去在一些国家，如印度和印尼，重点行业国有化，进口替代工业化，采取价格控制等。而如今，随着全球化深入，外国直接投资于海外技术转移等发挥了更大作用。

从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发展看，私营部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给予企业适当指导与优化公共财政分配领域，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

第五，结构改革。印度表示，进一步开放贸易，简化法规，削减能源补贴，推进结构性改革。亚洲银行支持降低关税，简化海关手续。

第六，国有企业透明度与问责制。亚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企业之间更好的透明度与问责制，解决腐败问题能够促进非生产活动增长。

第七，通过税制改革，减少贫富差距，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收入，增加中产消费，促进经济政治稳定。

第八，政治稳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斯里兰卡经济增速为7.5%，归功于少数民族民主融合，周边国家摩擦冲突的消失。菲律宾最近达成了全面和平协议，促进了经济复苏增快。

以上是八个基本方面，除此之外，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劳动者技能，提升产业结构，培育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文化与养老等方面均会做得越来越好。

香港进入新常态

丁学良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5年2月3日

在刚过去不久的2014年里，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差不多同时进入了“新常态”，只不过这两边的“新常态”内容大不一样。中国内地的“新常态”是经济增长一步步减缓，因为诸多生产要素的成本一步步上升，从中等收入水平往前走的大环境一步步呈现出相互纠结的“硬约束”。

香港“新常态”：躁动不安的表面

而香港特区的“新常态”，则是比例相当大的中产和低收入阶层居民对本地的政治和社会演变趋势一步步不耐烦，对本地和内地的互动关系一步步不看好，对本地政府治理方向和方法一步步不认同，因此街头抗争一步步频繁密集。

2月1日，香港再次发动了一万多人的“唔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游行。按照香港主流媒体的观察，这乃是“占领行动（引者按：原称“占领中环行动”，后来由于占领的地点多处浮动，变成游击战术，本地媒体改称其为“占领行动”）完结后，首个大型示威集会”（《明报》2015年1月30日A10页头条专讯）。组织方“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声称，把举办多年的香港元旦游行推延到2月1日举行，主要是因为香港政改咨询推迟举行，希望通过游行彰显香港大众的“真正民意”。

从经验层面上描述和总结香港近来的“新常态”并不难。这个城市的土地和人口规模有限，还比不上它的近邻深圳市和广州市。但深度挖掘进而完整揭示这些经验层面故事之下的驱动要素——也就是政治社会学上常说的“动力学”机制（dynamics），却非常不容易。

一来这些驱动要素远远超出香港本地的范围，甚至超出中国本国的范围；二来这些要素的曝光出来往往里外不讨好。香港本地的一些群体会指责这是“大中华帝国心态”作怪，而中国内地又会有很多机构批判以“普世主义民主法治价值观”看问题，所以深度挖掘虽难，完整揭示更难。可要客观冷静地理解香港的“新常态”，就必须与两边的极端主义思潮及其高声喇叭式的政策倡议保持适度而充分的距离。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今年1月22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2014年内访港的数字比2013年增加了16%，达到4720万人次；自由行旅客增加了7.6%。大陆目前一共有49个城市的居民，可以通过自由行旅游证件来访问香港。根据国际旅游机构上周刚发布的资料，2014年持香港澳门台湾证件访问中国内地的游客，达到6700万左右人次。然而，从如此惊人的密切交往的海量数据，我们却不应该顺手推出过于乐观的结论，说中国大陆与它旁边的香港台湾两个小中型社会，相互之间的理解也与日俱增。

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基本矛盾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被大多数居民认为是不言自明乃至于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被大多数居民认为是蛮不讲理乃至于大逆不道。让我首先用一个最鲜明的切近例子来凸显这个当代世界政治变幻的吊诡现象。我们都知道，“朝鲜”和“韩国”本是个单一民族，英文名称一模一样，都是Korea，其家庭结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本来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70年，两边的人民在三、四代人的时间内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为他们居于完全不同的政治、法律、经济、学校、宗教、对外关系的体制下。原本同一种语言文化的民族历史背景，就慢慢变得大不一样。我经常有机会与来自朝鲜半岛的人们聊天，我问韩国的年轻学生和老师：朝鲜民众一旦有幸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一定会显示出泪流满面、甚至跪地拜服的场景，你们同种同文，看到这种场景，感觉如何？我从韩国公民那里得到的最多回应是：朝鲜民众的行为方式是“前现代的”，在今天的韩国社会里无法被接受，我们韩国居民认为那是一种政治病态行为。

朝鲜和韩国的巨大区别虽然历时不短，但也不过是70年（1945-2015）。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制度区别之缘起，比他们长远多了，香港是156年（1841-1997），台湾是50年（1895-1945）加上其后的70年（1945-2015）。如果朝鲜/韩国这个单一民族的政治分离之后果是那么难以缩小，我们就不应该对大中华范围内的类似政治分离的缩小，报以太乐观的期望。

当然，这么比较并不是说大中华范围的问题，和朝鲜/韩国的问题可以完全划等号，当然不是。我们只是要点明，大中华范围内几个社会间摩擦不断的问题，和朝鲜/韩国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源自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全球不平等结构（作者注：这里的“不平等结构”与中国官方宣传所定义的不可以划等号）。这也是我们目前讨论香港的问题的前提。

客观地说，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之间关系中很吊诡的一个关节点，就是“我给你胡萝卜，你们还说不甜！”的社会后果。对于这一吊诡状态，我的观察是：北京（这个简称是指中共有关港台事务的庞大体系特别是其决策层，以及他们派往香港的高层代理官员）多年来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以经（商业利益）促政（政治整合）”的基本政策，已经被多次验证为非常低效的。中国大陆目前的政策思路仍旧是，通过给予香港台湾各种经济上的好处即“送大礼”，借此期待政治和社会领域里的大麻烦问题迎刃而解。但北京决策层对香港和台湾的民情不太在乎（但并非毫不了解），甚至对港台的政界（不等于是政府）也不愿意去细致地体谅，不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因此，这种“给你胡萝卜”的甜头政策，也就变成了一厢情愿。

举例来说。香港一家媒体于2014年12月19日回顾：“中国大陆这十来年在香港砸钱更多了，每年数千万人自由行，在香港置业、投资、国企民企上市，还有数之不尽的大陆客在港设公司洗钱，推高了香港的GDP。大量的内地企业交了成本最低的所得税，使香港库房（政府税收）进账丰厚。但这是高度'财聚'而非'财散'。2013年初统计，香港自1998年GDP的13,000亿元港币，在15年后增至2012年的21,000亿元，增加了60%；但本地家庭收入中位数15年里只由18,300元港币增至20,000元，即增加了9%；住宅价格指数则增加了90%，奶粉价格增加100%，牛肉价格增加了233%，贫穷人口从850,000增至1,187,000，增加40%。钱到哪里去了？回归前，香港人从来不仇富，问题是这些年大陆的繁荣输出，得益了本港的地产霸权和少数特权阶层，而香港中下层人的日子更难过，别说向上流动，甚至连住房、拍拖、结婚和日常生活的空间都匮乏”。即便只有一半的香港居民属于以上所说的中层下层范畴，你也能够推测出来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之烈，这种不满可以演变成频繁的上街示威。北京经常强调的“给香港送大礼”，受惠面却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香港普通民众，而主要是财团，特别是垄断和半垄断性质的财团——这至少是本地很大一部分中产阶层及低收入群体的感受；他们的不满，跟国家主权没什么直接关系。在任何政治体系下，这类问题都不能回避。

北京对港台非政府性质的政情和广泛民情的缺乏理解和体谅，后果有时很糟糕。在2014年11月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我就感觉到香港街头的连续沸腾的抗议，一定会对台湾的选举有很大影响。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北京的政策在香港和台湾确实产生了连带的负面效应。那些凡是在中国大陆有辉煌业绩商业界人士，回台湾去为国民党帮忙竞选，结果是帮了倒忙。他们被很多台湾选民视为“特权资本主义”、“垄断财团”、“政商勾结”，因为得了特殊照顾而为两边的官方政策鼓吹效劳。

港台媒体上的这类报道并非完全准确，但选民们认为他们不是完全离谱。我那时正在台湾开会，耳闻目睹那些指责大陆“以庞大商机财源影响和腐蚀台湾选举”的报刊言论，实在感慨不已。那些实惠好处是大陆成千上百城市可望而不可求的。就在我在台湾期间，FT中文网发表了该报主编张力奋对上海市委书记的独家采访，韩正所渴望的商业财贸优惠政策，不就是这类给香港的特殊待遇吗。

所以，仅凭“给好处”，在一个有多元化的媒体和竞争性政治的社会里，能够产生的政治效应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当地的政府并不能垄断对“好处”的解释权。假如“好处”被许多人视为不公平，往往是花钱买抗议。

“甜头”和“苦头”并重

我们人人皆知这个现代政治的常识：“给甜头、送大礼”只是强势政权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是“给苦头、送大棒”。香港眼下每天争吵不休的“要不要23条立法”、“要不要直接引进中国内地的国家安全法”，聚焦的正是这一核心问题（“国安法争议”，《香港立场新闻》2015年1月25日综合报道）。这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架构下的安全法规对台湾还相当的遥远，那里焦虑的主要争议是“要不要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问题。

如果是对香港特区直接引进中国内地的“国家安全法”，从某一立场看，自然是很方便的操作，不过那就需要至少是一种“非常/异常状态”（extra-ordinary：这类法规通常就被称作“非常法令”）作为其预设条件。这就是香港发生持续的、颇具规模的、带有严重暴力成分的社会秩序混乱，比如像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香港发生的暴力冲突，造成多人死伤（参阅“六七年左派暴乱实录”一文的详细回忆，《九十年代》月刊1998年1月号）。只有这样规模和性质的社会失序，才能在国际社会里获得广泛认同。否则，就等于是宣布“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被抛弃。那样北京就得准备承受很多、很复杂、很长期的负面后果。

比如，眼下正在美国政界尤其是国会圈里讨论的是否要立新法，以取消原来给予香港特区的一系列优惠待遇（参阅“A Useful HongKong Rebuke”,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30 Jan 2015）。如果是由香港本身启动“23条立法”的程序，最后通过的法令与香港既有的延续英国普通法体系基本合拍，那么，就不太能够随意动用这个法令去抓人、关人、重判人、驱逐外国公民出境、断绝外国个人或机构在香港的一些活动。因为香港既有的法律体系对于被指控者，警方去收集证据、以及随之进行的公开举证、律师队伍受雇、陪审团组成、法庭辩论、法庭宣判、上诉、外国属于普通法体系的执业律师来港为被指控者辩护等等，都有极其复杂和环环相扣的公开程序规定。

简言之，主要因为香港缺乏“斯大林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此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的根源，参阅《简明哲学辞典》，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47-549页）的大架构，香港若通过“国家安全法”而力图使之成为本地维稳的法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自从1841年1月起被迫对外开放，而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自由港大都市以来，其厚实深奥的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和与此同构的内部社会肌体，都为源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党国体系（The Party-state system）最看重的“国家安全”和统一之实施，造成了方方面面、层层叠叠、弯弯扭扭、含含混混的障碍。如果我们看一下当今的中国大地图，凡是位于边界上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以非汉族为主要原住民的区域，这些边境地区多年里给北京中央政府造成了连续不断的冲击，其中又以新疆和西藏最突出。

可是，北京在这些麻烦的地区大体上都能搞定。相比起来，更难，甚至难很多的倒是两个汉族居民为主的边缘区域——香港和台湾。这里面有太多的吊诡之处。开放的边缘对严控的中心之冲击，是我们下一篇讨论的核心问题，那是跨世纪的难题。

学术前沿

两会文化领域提案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4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今年两会期间，文化产业仍然备受关注，来自各个行业的代表、委员们就文化产业立法、文艺界反腐、版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等焦点问题提交了议案，中国将引发新一轮的文化浪潮。

关注国民素质和形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提案关注的是“如何在国际上提升国民形象”。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我们的海外市场很大，走出国门的有将近八九千万人。但是前几年我写外交题材报告，在海外走了一圈，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一方面勤劳能吃苦，另一方面却在公共场合声音大、德行不好、购物财大气粗，仍然是在哪儿都不太招人待见，基本素质的确有待提高。文化修养的提高是大工程，已思考几年时间，今年将在提案中呈现。（搜狐文化 2015年3月4日）

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免费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如今，农村幼儿园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学前教育普及率也很高。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问题，学校教学设施不配套，老师水平参差不齐，幼儿教学理念不太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等，所以第一个提案是希望能够完善农村幼儿园的基础设施和师资配置。第二个提案也是集中在学前教育方面，他希望能在立法的层面上给学前教育给与关注，学前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国家进一步富强之后可以考虑学前教育纳入到免费教育的范畴。（东方网 2015年3月5日）

联合各类资源推进高水平专业化智库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实验室与装备处处长蓝闽波：如果我国建立的智库在研究内容上更加全面，给出的观点更多元化，对我国在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的把握、对政府的决策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的提案是《联合各类资源，推进高水平专业化智库建设》。建议可以适当开放机构的设置模式，即允许多种经济体形式存在，同时加大力度鼓励国际上专业智库与国内机构的合作，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专业智库；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优先购买高质量的研究报告以及充分发挥科技学会（协会）的作用。（上海教育新闻网 2015年3月4日）

以立法推动全民阅读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阅读推广工作是一件所需时间长、结果见效慢的文化工作。无论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是各级教育部门，无论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组织，在具体的阅读推广工作中，必须要依靠更多抓手，才能简单高效地开展活动，才能保证阅读推动的可持续性。为此，建议把每年的９月２８日设立为“国家阅读节”，并认为这是为具体工作提供着力点的最简便易行但高效长效的一种方法。我建议，要发挥全国各级图书馆、城乡各图书室、各学校或教育机构等场所的作用，作为全民阅读基地和阅读节的主要活动场所。他认为，全民阅读的工作，应该以公益性为主，以购买民间服务为主。无论从图书出版、图书销售、图书借阅等环节，还是从图书节活动举办上，都是急需政策支持、急需经费支援、急需各方协力的。推动全民阅读的工作应以公益性为主，更好地增益社会正能量，辅助以商业运作，让阅读节活动更为深入人心。要继续推进阅读立法工作，用法律保障全民阅读的战略地位和国家阅读节的合法性。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阅读作为构建精神基石的工作也不例外。（《现代教育报》2015年3月5日）

化解“知识无力感”需制度给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对于近日社会热议的“知识无力感”话题，我认为，要解决“穷二代”的“知识无力感”困惑，归根到底还要靠不断改进的制度，从制度上阻断社会财富的不合理遗传，从制度上为贫困人口改变命运提供保障、给予贫困人口改变命运的手段和能力。不光存在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城市中也存在大批低收入群体。目前，贫困代际传递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社会风险在不断积累。（搜狐网 2015年3月4日）

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在本届政协会议中提出了“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类公共文化服务”的提案。文化遗产保护类单位是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示，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公益性文化机构，也是国家、民族、城市的。”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是因为我在多年的工作中意识到当下的诸多问题，例如文化遗产的保护、基础设置落后、展陈水平低、文化资源开发不足等。为进一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类公共文化服务，卢禹舜提出建议：第一、进一步强化“观众为主体”的服务理念。第二、创新思路，多方取经，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以多样化的展示和传播方式满足人民不同层面的需要。第三、充分利用馆藏资源，选用专业设计团队合作开发艺术衍生品，使文化遗产作为“活的”文化产品走进人民生活，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播的功能。第四、充分利用公益广告、微信平台等，加强“自我宣传”。第五、持续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雅昌艺术网 2015年3月5日）

吁明确文字作品的网络付酬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著名作家张抗抗：呼吁要尽快制定文字作品网络付酬的细化标准，维护广大网络写作者的基本权益，保护广大作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获酬权，促进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和广泛传播。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虽然该条例规定了网络使用作品应当付酬，但国家一直没有出台统一的付酬标准。各大网站基本是自行制定付酬方式和付酬标准，更有不少网站故意压低或拒付报酬，特别是目前的网络转载数量庞大，免费转载、不付稿酬的现象十分普遍，严重影响了作者的稿酬收入。（《文化报》201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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