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亲任高铁“推销员”

上世纪70年代，外国政要造访日本，必游“新干线”。邓小平在考察新干线时曾感慨说，“像风一样快，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30多年过去，如今，来华的外国政要乘坐中国高铁出行，早已经屡见不鲜。

事实上，中国列车一直在为“出海”努力。李克强更是亲任“推销员”，外访中多次大力推销中国高铁，形成了高铁出海的热潮。

5月李克强访问巴西期间，巴西表示欢迎中国参与巴西铁路项目招标，同时也启动了中国-巴西-秘鲁关于两洋铁路建设的可行性基础研究工作。

近年来，中国列车的海外订单已经逐渐增多。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分管海外营销的副总经理罗崇甫曾对新京报记者透露，近5年来，仅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在南非、土耳其、埃塞俄比亚、马来西亚获得电力机车、城轨车辆、动车组以及维保等订单近300亿元人民币，其中南非21亿美元电力机车合同更是创下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出口的单笔订单金额之最。

张旻宇则介绍道，目前，南车已经在南非、马来西亚、土耳其都建立了基地，印度、南美的基地也正在建设，“整个海外几个主要市场的布局雏形已经建立起来，重点在南亚、非洲、南美、东南亚和土耳其市场。”

目前正与俄罗斯、蒙古、印度、泰国等多国商谈铁路合作，并积极参与推动中老、中巴、中东欧、中吉乌及美国西部快线高铁等铁路合作项目。

此次与德铁合作，将会是中国列车进军欧洲市场的一个开始。如果中国铁路设备能够获得德国铁路部门的进口许可，那么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推广，也会容易许多。

中国正适应“投资者”角色

冯其十 香港《明报》 2015年6月7日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5 月中旬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称，2014年，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达到4860 亿美元，同比增长30%，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36%，相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 年的12%出现数倍提升。中国则被视为新兴经济体此轮对外投资的“核心驱动力”。中国正在努力适应“投资者”新角色。

国际大宗并购频见中国企业

从安邦保险19.5 亿美元入主纽约地标华尔道夫酒店，到弘毅投资斥资9亿英镑买下英国比萨连锁品牌Pizza Express，再到联想以29亿美元从谷歌手中购入摩托罗拉，中海油151 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油气巨头尼克森……近年来，国际大宗并购案上频频可见中国企业的身影。愈来愈多中资企业走出去，登上国际舞台。

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对外投资总计达到2660 亿美元，这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10 年前，流入中国内地的投资金额是其对外投资的18 倍，但在去年，流出中国的投资却首次超过流入中国的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因此将2014 年视为中国在全球投资格局中奠定地位的转折年。

在今后几年，中国作为投资来源国的重要性只会增强：中国牵头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计划开辟穿越中亚至欧洲的新“丝绸之路”，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中资企业更多的投资。

海外投资渗透各大行业

从近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行业来看，早期以央企为代表的中资企业海外投资主要着 眼于石油、矿产、有色金属等资源性行业。不过，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程度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行业得以拓宽，从机械制造到食品饮料，从科技电子到物流零售，中国资本已经逐渐渗透至全球各大主流行业，提升了国内企业在相关行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愈来愈多企业“走出去”，快速的对外投资增长说明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入的程度在加深，经济发展更趋于均衡，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上移。

资金流出或致内地经济低迷国内经济低迷，是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寻求机遇的直接动因。但需要警惕的是，资金流出也可能会导致国内经济愈发低迷。一些媒体将此形容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反哺”发达国家。有观点认为，作为资金流出方的新兴经济体却需要面对国内经济走低带来的巨大压力，包括失业率上升、社会震荡等。而这些国家的企业也可能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面临“缺钱”的风险。

以中国为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无疑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取得长足发展的结果，但其最大潜在风险就是可能带来国内产业的空心化，最终削弱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后劲。

对外直接投资持续高增长还有可能损害中国平衡区域发展的努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相对过剩资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实际上仍然处于绝对的资本短缺之中。当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成本竞争力而需要转移时，中国中西部地区实际上要与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竞争这部分资本；倘若沿海发达地区的相对过剩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出于单纯逐利动机赴海外投资，就无异于剥夺了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或许，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式是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

宽松货币政策或失效 内地进入“流动性陷阱”

香港《成报》2015年6月1日

所谓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理论。它是说当利率水平低到一定程度，市场参与者就对利率的变化不再敏感。换言之，当市场中的流动性相当充裕的时候，流动性的增加就不再会引起支出的扩张，从而导致宽松货币政策失去效果。近日，人行向部分金融机构进行定向正回购操作，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此次的定向正回购标志着我国金融市场已经进入了“流动性陷阱”状态。

此次正回购操作离上次降息不过20天，先放水，后收紧，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正回购操作并非人行主动出击，反而是金融机构提出要求，主动上缴流动性。与此同时，人行本月发布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4月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49%，较上月下行120个基点；质押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37%，较上月下行124个基点。

正回购获更高收益

从今年3月以来，银行间市场的资金就相当充裕，将短期资金价格压到了3年多来的新低。但乏力的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制约了资金向实体经济的流动。再加上近期证监会和银监会加强了对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的监管，从而导致握有大量流动性的金融机构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由此，徐高认为，金融机构与其让资金趴在人行帐上，不如通过正回购获得更高收益。

流动性越过拐点

不过，徐高称，我国目前的状况与凯恩斯所说的经典流动性陷阱状况有所差距。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仍然有较强融资需求，只是因为“融资难”的约束才增长低迷。但由于我们一些行政性的约束，实体经济资金需求的两个大户，即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在获取融资方面面临不小困难。由于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投放途径被人为阻塞，所以金融市场出现了资金没有去处，只能主动交还给人行的状况，可以将其称为“中国特色的流动性陷阱”。

徐高表示，流动性陷阱的出现意味着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已经越过了拐点。一方面，流动性陷阱意味着货币政策宽松预期的减弱。流动性陷阱的出现表明，再向金融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已经无效。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出现了流动性陷阱，也会促使未来宽松政策的重心转向刺激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在向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投放途径没有打通之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陷阱状况很难消除。

科教文卫

香江刮起湖南文化元素旋风 湖南省省长率团来港

文化成为湘港洽周一大亮点

香港《大公报》2015年5月31日

5月31日，湖南省省长杜家毫率团来港，启动2015湖南香港经济贸易洽谈周活动。与往年不同的是，湖南“文化元素”成为了此次湘港洽周一大新亮点，备受粤港企业家关注。

文化“大蛋糕”里有中华文化的“血脉”参加过多次湖南省港洽周的香港财经研究院副院长蔡清伟说，以往湖南突出的都是工农业、旅游产业，文化元素被如此突出，受到众多粤港投资商的追捧，在他的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

笔者注意到，湖南此次推出的“文化大蛋糕”是十一个传统文化、古村落保护与传承的项目。之所以能吸引港商眼球，因为这一项目中，包含有中华文化的“血脉”。因此，此次报名申请要与湖南省文化厅洽谈合作的港商超过一百家。达成合作意向的香港创能实业公司总经理胡家安说，2014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全国1561个中国传统村落中，遴选了270个国保和省保集中连片的传统村落，重点开展整体保护利用工作，湖南省有28个，占全国十分之一。这让我们很心动，于是我们特意过来抢抓这个机遇。

从全国两会的湖南文化声音到香江的文化旋风蔡清伟分析说，我们注意到湖南省文化厅厅长李晖是去年7月10日履新文化厅长的，就任后她就密集走访了湖南省博物馆、群众艺术馆、少儿图书馆、工艺美术馆等文化艺术单位，并走遍了湖南14个市州。于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她提交了14份关于文化的建议，分别对文化立法、传统古村落保护、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广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张宇说，正是因为湖南文化的元素吸引了我们，因此，我们促进会的多个实力雄厚的企业，专门赶到香港，抢抓机遇与湖南省文化厅合作。

张宇很有感慨的说，也许正是全国两会湖南的“文化秀”“亮点纷呈”，很有“新常态”特质。海内外赞誉声一致：有思想、有高度、接地气！从而使得此次港洽周上，湖南文化元素更具魅力。我们注意到，李晖关于在城镇化建设中文化规划绝不能缺位等方面的建议，已引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中央智库的重视。自然也引起了我们这些已在沿海文化发展中尝到了甜头的文化企业的重视。

张宇说，此次湖南推出的古村落保护项目，也再次彰显了湖南的文化自觉的责任担当。是对中华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高度认同。也唯有如此，人们对文化的意义、文化的作用、文化的地位，才会有更深的认同。

蔡清伟表示，透过李晖在全国两会上的建议和此次在港推出的保护古村落的战略，既能展示湖南省文化厅的决策层的文化自觉的责任担当，又能展现其用改革的思想、市场的办法，推进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智慧。

此次港洽周上，有近二十余家香港的投资公司通过与湖南省文化厅的洽谈、对接，达成了合作协议。双方表示，要充分利用好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用互联网思维，共同推进建设湖南省古村落等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大数据管理和投资平台，使互联网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与保护的新动力。为文化成为中国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主线，建立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民族特点、地域特色的城镇化服务，为湖南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双方还将借助粤港企业的资本运作，助推湖南优质的中小文化企业走出去，包括推动文化企业在港上市，借助国际资本，不断提升湖南文化品牌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

湖南文化软实力战略正在影响着世界无论是全国两会上的湖南文化的声音，还是此次港洽周湖南文化元素的魅力。很显然，李晖正在带领湖南文化领域的干部群众，践行习总书记关于保护和发展好传统文化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响应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文化强省”战略。于是，李晖从履新文化厅长的第一天起，就在用“做好保护传统文化工作”这个最朴实的道理，稳步的推进湖南的文化发展与保护工作的改革。也因为如此，短短的十个月的工作，便得到了文化部的高度肯定。

今年4月，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履新部长后，将考察的第一站放在湖南，第一次参加的文化部部门工作全国性会议放在湖南开，湖南省文化厅也是他去的第一个省级文化厅，他也是第一个深入到湖南的省级文艺院团考察的文化部长。这是文化部对湖南文化工作的肯定与鼓励。雒部长在湘考察中，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省长杜家毫，双双参加会见或陪同考察。湖南的文化工作，能得到文化部长的认可和书记、省长的重视，显然得益于新一届文化厅的领导班子的开拓进取。

2014年9月26日晚，有百年历史的惠灵顿歌剧院灯火辉煌，高朋满座。来自湖南的“绚丽花鼓之夜”专场文艺演出在此举行访新首演。花鼓戏《刘海砍樵》、《放风筝》等艺术精品赢得阵阵叫好。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鲁彤感谢李晖率团推广中国优秀地方特色文化，是中新文化交流的一次积极尝试，不仅为新西兰民众了解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提供良好机会，也为进一步丰富中新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搭建有益尝试。

2014年6月30日，湖南省政府召开专会议，给28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的传统村落示范村授牌，示范村所在的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人向省政府递交了《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责任状》。目前，由湖南省牵头的湖南永顺老司城、贵州海龙屯、湖北唐崖三省三地“中国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2014年9月已通过联合国国际文化遗产专家现场考察评估。2015年6月，世界遗产大会将在德国举行，永顺老司城遗址等将接受审议。

对于湖南文化走出去，传播中华文化，李晖显得很有信心。她表示，今年湖南省将在悉尼举办“海外湖南文化周”，给澳洲带去浓郁而独特的中华文化。同时，为了进一步服务于整体外交战略、拓展海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提升湖南文化软实力，湖南省将出台七项措施，进一步将湖湘文化推向海外。由湖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工作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将逐一登陆意大利米兰世博会、“南非中国年”等海外知名文化盛会。

可以想像，随港湘合作的深入，香港必将成为湖南文化走出去的最佳的通道。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中国养老产业之困

美国 侨报网 2015年6月5日

中国民办养老院事故并不鲜见，近两年至少发生14起养老院事故，民办养老院发展的现实困境也由此凸显出来。

对于鲁山养老院的大火，上海澎湃新闻网刊出社论指出中国养老产业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资本的逐利性，注定了它们会将市场定位于可以带来丰厚利润的大中城市中产阶层及更富裕人员，庞大的农村和小城镇市场却因利润微薄，成为被遗忘的对象。就在很多基层养老院经营陷入困顿之时，社会资本已经把目光投向中国大城市的高端养老产业。

农村养老院生存难

“十年了，还没有回本。”已从业十年的河南某民办养老院院长张玲无奈地说。

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06年，张玲投身养老行业，租赁了面积达十亩的破旧乡村旅社，租金每年20万元（人民币，下同），但修缮改建就投入二百多万。最初的三年，养老院运营全是亏损，现在每个月的收支刚刚平衡，但成本仍未收回。

据中国民政部公开数据，全国51%的民办养老机构收入只能持平，40%民办养老机构长年处于亏损。租赁场地、建设以及基础设施的修建及设备购买，是养老院的前期投入，经营期间的员工工资以及日常生活开销，属运营成本，入不敷出是民办养老院经营常态。

在政策和补贴上，本就缺乏盈利能力的民办养老院与公立养老院财政拨款相比，无法同日而语。据张玲介绍，民办养老院一半以上都是租借场地，作为非盈利性行业并无相关优惠政策，与其他盈利行业支付相同的土地租赁价格。

此外，各地的养老院在优惠、补贴政策上差距较大。“北京和上海一张床位可补贴几万元，而河南有些地方一张床位就一千元，至于运营费，一个老人补到人头上可能就100块，财政还是由当地政府出。”河南省民政厅一位处级官员说。

张玲在河南的养老院至今没有任何政府补贴，唯一的水电优惠也很难落实，“跑断了腿，各处找关系才享受到”。在三线城市经营养老院的张玲，去年在北京接手了一处老年公寓，希望在首都获得政策和资源上的优惠。她也的确感受到了政策差异，她在北京获得了运营和床位两项补贴，现在运营收支已经实现平衡。

上述官员也承认，由于补贴是由当地政府出资，而每个地方的财政收入的差距，对补贴的下发时间和实际效果产生一定影响。

与城市不同，农村的养老院在融资上存在更大困难，规模效应不明显，服务人员难招，收费标准难以提高。

一位业内人士坦言，养老属于福利非盈利单位，银行一般不会给抵押贷款，但如果养老院以企业形式注册，就无法享受政府补贴和各项优惠，无疑使运营上变得雪上加霜。为了补上资金缺口，有的民办养老院通过高利贷融资，铤而走险。

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的敬老院在运行上也是困难重重。上述官员透露，不少敬老院并未注册，工作人员没有经费，只有乡镇发一些补助。供养标准也较低，老人一个月的补贴只有300元左右，一天只有10块钱，“敬老院完全是乡级财政在出资，省级出的很少。”

在缺乏财政补贴，融资困难，无法盈利的情境下，部分民办养老院不得不通过裁员、降低专业水平，甚至压缩设施的投入来维持运转。鲁山着火的“铁皮泡沫房”便是极端一例，但这种建筑在民办养老院其实中并不鲜见，为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高端养老扎堆北上广

对于鲁山养老院的这场大火，上海澎湃新闻网刊出社论指出中国养老产业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资本的逐利性，注定了它们会将市场定位于可以带来丰厚利润的大中城市中产阶层及更富裕人员，庞大的农村和小城镇市场却因利润微薄，成为被遗忘的对象。

新华社报道，2015年2月，知名资产管理集团TBF月成立中国国越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投资方向锁定养老产业。这是TBF于2014年9月启动上海特殊养老项目后的第二次尝试。

据介绍，这个名为“天乐融养老院”的养老机构位于外滩边、城隍庙对面，首期占地4600平方米，养老院不仅全部的护理设备均由英国引进，还配备了国外远程医疗，并设有“绿色送医通道”等，护理人员也都经过海外顶级运营团队的培训。

天乐融养老院院长顾菁说，经过调研，他们发现市场上“养老经济”最多的是做养老地产，其次是社区养老。“有两块市场没人敢碰：高端养老和瘫痪养老。我们就决定做这两块。”

据统计，上海养老机构中入 住的老人60%-70%平均年龄在82岁以上，具有综合慢病风险的失智失能症状，也有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是从医院出来后进行“喘息护养”3-6个月的医疗辅助护理，他们大多是骨折和脑卒后引发后遗症的老人，或者是处于肿瘤中晚期和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对此，天乐融养老院规划了一块专门针对失智失能老人的特殊养老区块，“我们的目标是最终改变‘老人进入养老院就是等死’的现状。”

顾菁认为，高端养老市场盈利空间很大。“中国家庭现在多是4-2-1模式，上面4个老人，中间一对夫妻，下面一个孩子。老人在家庭中是最多的群体，这意味着这个行业市场更大，盈利的可能性也更大。”

如今，高端养老几乎成了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专利。

祈福护老公寓是广州最早出现的养老地产之一,位于番禺祈福新邨内部，以祈福医院为依托。该公寓定位为酒店式护老公寓，既可短租，也能常住。并提供多项服务，包括24小时专业护理人员看护、医生定期巡诊、特色药膳食疗、专业营养师设计饮食餐单等。每间公寓均设客、饭厅及露台，设计上照顾老年人的需求，比如防滑地砖、带扶手的洗手间，还设有网络视频。

当然这种条件的费用不菲。祈福护老公寓月租房费是7000至1万元，每月伙食费1000元。护工护理费用为：全护是3000元/月，专业护理是8000元/月。

养老院陷亏本怪圈

即使各方资本都看好中国大城市的养老产业，但这些投资还面临着一大障碍——观念落后。尽管有需求，但并非所有的养老院都能拥有高入住率。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大陆许多民办养老院都属于空置状态，他所知的一位山西老板，建了一千多间房子，安置两千多个床位的养老院，实际上无一人入住。

中国思想传统让很多老人宁愿“困”在家里也不愿去养老院，这也形成一个养老“怪圈”。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养儿防老”天经地义，家庭一般不愿把老人送入养老院，“怕子女被指责为不孝顺，甚至觉得住养老院丢人”，因而一直以“居家养老”为主要模式，社会养老得不到重视。

但大笔投资修建的养老院不可能“空转”，必须配备人员进行管理，加之物业水电等固定支出，因而一旦修建却无人入住，就意味着只能继续往里投钱，但是没有回报。张玲说，“好多做房产养老的，现在好多都亏本，包袱甩都甩不掉。”

“不可排除三五年后民办养老行业可能会出现一次大洗牌的可能，很多都会做不下去而关门。”张玲说，如果单单停留在整改上，国家没有投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民间资金投入和国家投入形成悬差，民办养老院在今后运营会更困难。

曾去日本养老机构交流的张玲介绍，政府对养老院的新技术设备、护理人员进行高管补贴。而美国和德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都是公益岗位，本身工作体面且具有价值感，而中国养老护理员却面临工资低和社会地位低的双重尴尬。“我们的护理人员往往被看作保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社会观察

中国“猫爸”软实力悄然超“虎妈”

帕提·沃德米尔 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6月10日

世界各地都一样，当中产阶层的父母养育第一个孩子时，尤其是当孩子准备开始上学时，都会一时丧失理智。我们都听说过中国的虎妈，不过据我所知，其他国家也不乏这种凶猛的“猫科动物”。

并不是只有中国妈妈会带着小孩去上补习班，确保孩子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就在6月9日，可怕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高考，刚刚结束。

我大女儿1岁8个月大时，我就送她去了幼儿园。当时我相信如果等她两岁再跟其他孩子一起入托，她肯定永远考不进哈佛大学(Harvard)。

其实在入托前她已经上完了许多课程，包括婴儿音乐、婴儿游泳、婴儿体操、婴儿汉语……我肯定还为她做了其他很蠢的安排，不过我已经想不起名字了，因为实在太蠢了。上周她刚考完了高一最后一门期末考试。我并不准备公布她的成绩，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其实没必要那么早送她去幼儿园——至少应该等她能说话时再送。

现在看来，即便是在中国，反思幼儿学习培训的观念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最近中国的一部热播电视剧《虎妈猫爸》探讨了一个长期困扰着家长们的话题：到底是该严厉还是温和，才能让孩子取得最好的高考成绩？我猜人们会回答，这部电视剧里的孩子由于作业太多，压力太大而患上抑郁症。对于家长来说，让刚摘掉尿布的婴儿早早开始填鸭式高考教育，似乎不再是个好主意。

官媒《中国日报》(China Daily)援引Kids R Kids驻华总经理的话说：“80后父母与上辈人不同，他们更能意识到孩子去幼儿园更重要的是快乐，而不再仅仅关注孩子学业能力的进步。”

当然了，人们肯定会说，这是因为Kids R Kids是一家美国早教公司，其座右铭是“先拥抱孩子，再教授知识”。虎妈是不会接受这套说辞的，不过现在的猫爸肯定比以前多。否则Kids R Kids向谁推销譬如婴儿手语，“与朋友们趴着玩儿”这类课程呢？

近来政府似乎更站在猫爸的一边：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今年上海出台教育条例改革，使竞争极为激烈的民办幼儿园和民办小学的入学面试报考人数减半。《上海日报》(Shanghai Daily)表示，改革的目标是“缓解家长对于择校的焦虑心态”。听起来，猫爸们似乎逐渐占了上风。

对于参加小学入学面试的孩子们要回答的问题，官方媒体给出了一个例子：有一个5米的爬杆。如果你深吸一口气能爬高两米，但每次都会滑下1米，你需要深呼吸几次才能爬到杆顶？我很高兴我上高中的孩子过去没被问到这个问题。

杨辉宇(音译)是一位年轻的父亲，他的孩子下学年就要上小学了。他认为学前填鸭式教育完全是浪费钱：他拿起一张这种学校提供的数学测试题，里面甚至包含几个代数问题，他指出孩子们只有有限的时间回答这些问题。他不认同这一做法，说：“这只是时间问题，我的孩子迟早会在学校里学到，”他还补充说，如果儿子每天晚上的作业量超过了一个半小时，“我会让他把没完成的作业还给老师。”

和现在的很多中国家长一样，他计划自己给孩子实施课后教育——用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他说：“他洗澡的时候，我会给他讲阿基米德的故事，教他物理知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在学校里学到这些，因为我过去肯定没打算在孩子洗澡的时候教他物理（如果你的物理生疏了，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很好的幼儿补习班）。我问他会不会在孩子放学后送他去补习班？“绝对不会，除非他自己想去，”杨说。这番话可不能让虎妈听到。

禁烟需打响全民战争

美国 侨报网 2015年6月3日

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禁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规定，今后在北京包括写字楼、餐厅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都禁止吸烟。

就在人们为该《条例》的出台叫好之际，北京市疾控中心2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又引发了人们对“史上最严禁烟令”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的担忧。其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北京近两成中学生是烟民，两成郊区小学未全面禁烟。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学女生吸烟率现上升趋势。其实，在中国，不仅北京的一些中学生在吸烟，其他城市也有数量不少的中学生是烟民。

正值青春年少的中学生为何要吞云吐雾，一方面可能是受身边亲人、朋友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吸烟是时髦的表现，看见周围的朋友在那儿“口鼻冒烟”，自己如果不抽烟，那就“OUT”了。

尤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很多城市都出台了各种版本的“禁烟令”，但最后多沦为一纸空文。由此可见，公共场所禁烟，仅有禁烟令还远远不够，需各方共同努力，打一场禁烟的人民战争。

首先、要在全社会形成吸烟不仅有损自己和他人健康，也是不文明的社会风气。同时加强禁烟宣传，让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到吸烟并非是时髦的表现，让其养成自觉远离烟草的习惯。只有这样，吸烟大军才会后继无人。

其次、相关机构应对烟草制造商和销售商课以重税。美国、英国等国在公共场所禁烟之所以取得了相当成功，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烟草生产商和零售商征收重税。中国也可以采用此种方法，让烟草制造商和销售商不愿涉足此行业。唯有此，方可以断了广大烟民的“粮草”。

再次、禁烟执法机构要真正严起来、硬起来，绝不能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其实，很多地方的禁烟令都不错，但最终效果都差强人意，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执法机构执法不严，搞“阅兵式式”执法，过了某个时间节点，就对各种违法吸烟行为视而不见 。

最后，对违反禁烟令的烟民们施以“重拳”，这其中，开高额罚单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毕竟没人愿意做劳命损财的傻事。唯有做到上述几点，人们才有可能真正享受到一个无烟的世界。

综合治理

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之道

姚洋 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6月3日

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但和日本和德国等其他老龄化社会不同，中国在收入还相对较低的时候就开始老龄化了。就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而言，当下的中国就像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但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中国才刚刚达到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持续20多年的停滞，许多人担忧中国将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里重蹈日本的覆辙。

过去中国的人口结构几乎和印度相同——直到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后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非常剧烈。现在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12%，而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16到65岁之间的人口每年下降250万人。此外，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渐枯竭。根据官方数据，农业依然雇佣了中国30%的劳动力。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劳动力问题研究方面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蔡昉）相信真正的比例要小得多。一般的农地很小，大概一公顷左右，因此大多数农民不得不在务农以外从事额外的工作，才能维持像样的生活。

官方的城镇化数据也问题重重。这些数据只将在政府指定城市居住的人算作城市居民。因此，尽管许多沿海省份的村子已变成工业城镇，但那里的居民依然被算作农村居民。近年来，沿海省份的就业增长陷入停滞。农民工的数量在2015年甚至还下降了。尽管受政府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政策目标推动，内陆省份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将会持续，但这种流动不太可能成为中国总体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能够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延迟退休。目前的退休年龄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设定的，允许蓝领女性劳动者在50岁时退休，蓝领男性劳动者在55岁时退休。这意味着大多数女性可以领取30年的养老金，很可能比她们的工作时间还长。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表明，到50岁时，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会下降20个百分点。明智的政策是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直到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

第二项措施是继续提高年轻人的教育水平。目前只有不到40%的年轻人上大学。尽管城市的一般年轻人几乎都能完成高中学业（12年教育），但农村年轻人（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能完成初中学业（9年教育）就算不错了。教育的回报很高：一个人每多接受一年的正规教育，薪资就能提高10%。平均而言，20多岁的人比50多岁的人多接受4.3年的教育。

第三项措施是加强研究和开发。日本和韩国在人均收入达到当今中国的水平后成为了世界技术领袖。当然，这并不能保证中国也能做到同样的事情，但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得益于奇迹般的增长，中国积累了大量财富。因此，中国能够快速提高研发支出。去年，中国的研发支出达到了GDP的2.1%；到2020年，中国的研发支出肯定能达到GDP的2.5%，高于许多发达国家。

中国总理李克强发起的改革，已建立了一个富有活力的金融业，引导资金支持创新；私人股本和风险投资公司正在蓬勃发展。其结果是，私人部门的研发支出如今高于政府投入。

因此，尽管老龄化正在损害中国的增长，但在接下来的10到15年，教育程度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以及退休年龄的政策调整，将平衡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中国真正的人口结构挑战将在2025到2030年间来临，到那个时候，教育已没有多少改善空间，研发支出已进入平台期，上世纪6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已全部离开劳动力队伍——即使退休年龄推后也是如此。

要更好地为那个时期做准备，现在很可能是时候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了。一胎化政策1979年出台：1987年中国的出生人口为2500万，1997年为2000万，而去年已降至1600万。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莫迪执政一年印度政治文化的重大变化

谭中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6月5日

5月26日印度总理莫迪圆满结束执政第一年，通过推特致信给全国人民说：“每天的每一刻我把全身及精神的每一因素都全心全意、忠诚不渝地实现‘服务是无上职责’的印度气质。”话说得也许不够谦虚，但没有水分，印度多数人民信任他，对他具有期望。

一年来，莫迪在国内的具体建设成就不怎么出色，发电能力增长8.4%，新开辟公路7980公里，只比前政府稍增。但莫迪把印度建庙的热忱转移到建厕所上来却令人刮目，新建公共厕所580万所。鉴于新建厕所可能为坏人强奸妇女提供便利，莫迪政府在大力展开“厕所革命”的同时，也加强宣传保护妇女的人身安全。

估计今后四年内开始大量利用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园建设后，印度的面貌会大大改观，当前主要是“信心”投资，全国表现出的振兴印度的豪情壮志与前政府末期的颓丧风气形成鲜明对比。莫迪一年来周游世界，大抓外交活动以建立新印度形象也很成功。美国与欧盟、中国与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都看好印度今后发展。

从将近一年的竞选到一年的执政，莫迪可算成功地摒弃了前届政府的三大失误（恶性通货膨胀、贪污丑闻及政策瘫痪）。前任总理曼莫汉星政权面临通货膨胀而无法控制，最后两年食物价格飞涨，连最贱的、贫苦人家厨房非用不可的洋葱都卖出肉价来，全国怨声载道，那也是国大党政权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之一。莫迪把物价稳定了大家高兴。

莫迪执政一年来还没有贪污丑闻。莫迪本人两袖清风（其实前任总理曼莫汉星也一样），对贪污抱“零忍耐”态度（这是曼莫汉星办不到的）。莫迪新政最大的改变是使印度有了一个不信邪、不怕担当后果的最高权力机制，与过去有天壤之别。

行家认为莫迪与曼莫汉星的明显区别是后者谦逊、不紧紧把总览全国治权握在手中（他受制于甘地家族、众人皆知，他又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受各方不同意见干扰而不果断行事），莫迪却没有后台老板，凡事他说了算数；在复杂的内政（如大力振兴经济）外交（如印中关系发展）问题面前从不优柔寡断，建立起总理应有的权威。

也有人批评他作风不民主，但他大张旗鼓宣扬自己是一切为穷苦与下层群众着想，不怕一直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指责。从建国历史上看，莫迪当总理是尼赫鲁型。尼赫鲁是圣雄甘地之侧的独立运动领袖，甘地被刺后他就一直鹤立鸡群（到死为止）。莫迪与尼赫鲁相似之处是今天印度人民党执政完全是他的功劳，在政权圈内他鹤立鸡群。

从表面上看，莫迪和尼赫鲁不属于同一档次。尼赫鲁小时有英国家庭教师、又长期在英国留学，莫迪是个“土包子”，英语说不标准。尼赫鲁一直提倡“超宗教性”（secular）政治，莫迪却是喜欢拜神的虔诚印度教徒。

实际上莫迪并不传统，他成名以前经常去美国看看，很喜欢信息革命的那一套。他担任总理后提出要建设“技巧印度”（Skill India）与“数据印度”（Digital India）。在当今国际领袖中，莫迪是最会运用现代通讯工具与广大群众交流的，访华时也曾这样做。

以往西方舆论说他是狂热的印度教徒（现在许多人仍存疑惑）。但是正像他内阁的少数群体事务部女部长、伊斯兰教徒纳姬玛·赫普图拉（Najma Heptulla）所说，莫迪执政一年来“无人对少数群体（指穆斯林）施行暴力，教派暴动从未发生，仅有的（对穆斯林的）口头攻击现在也停止了”。这一良好趋势继续下去，不会有人谴责莫迪偏袒印度教了。

莫迪带头在政治中、公众事务中发扬印度宗教的虔诚。他先跪下膜拜后才走进印度国会，把国会这个印度最高政事商议机构看成圣庙，和西方民主在议会中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争吵不休等恶习形成鲜明对比。莫迪把神圣性注入他的发展计划中，譬如称治理恒河污染、发展经济为“振兴恒河圣母”（rejuvenating Ma Ganga）。

莫迪最近访华，突出佛教精神，甚得中国文化界、知识界欣赏。这也说明莫迪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教狂。他一方面认真打造自己的虔诚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有效地动员民间对神力的敬仰，使他的施政项目都得到神的保佑。这样宗教与政治起了良性化合作用。

一年前莫迪在印度大选中表现出容易与普通群众打成一片的才干，他一年执政时，这一才干继续运作。一方面，他定期利用社交媒体直接与普通群众对话；另一方面，他出笼的发展计划都用印度名字。譬如说，“人民财政计划”（Jan Dhan Yojana），让分文不名的穷人都有银行账户，这样来使穷人参加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中来。

莫迪在接受印托社记者采访时说，他回避“民粹主义”（populist）的治国作风，选择了“低调而循序的纠正执政机器缺点的道路”。一年来，莫迪政府不断削减曼莫汉星政权的显眼的“福利”项目。共砍掉1万7500亿卢比的传统福利经费，使得莫迪内阁妇女儿童福利部长曼娞卡·甘地（Maneka Gandhi）向财政部提出书面抗议。

可以说，莫迪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把公民生存视为“权利”的思维进行改革。西方社会一方面“各人自扫门前雪”优胜劣汰地致富，另一方面又要让在激烈竞争中被挪下（甚至淘汰）的人有一条生路，因此有这样那样的社会福利。

曼莫汉星政权的治国思维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享受就业而不挨饿，谁不能就业而挨饿政府就救济，莫迪推翻这一逻辑、节省政府开支、摒弃政府补贴的一切弊病，却努力把每个普通人都收容到国家发展大计中来，能否奏效尚待今后发展肯定。

学术前沿

专家谈专车治理

近日，打车软件推出的“专车”服务在各地遭遇阻击，多地政府部门约谈了租车平台公司。1月6日，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则明确表态，将大力打击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软件从事非法运营的社会车辆，称目前多个软件提供“专车”服务，实际上是变相为乘客提供了“黑车”。在此之前，沈阳市数千台出租车为抗议打车软件及“专车”服务集体罢运。2014年12月25日，上海市交通委也公开表示，“滴滴专车是黑车，营运不合法”。

依托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专车”服务为何会频遭严禁？面对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变化，相关部门如何应对才能实现多赢？本栏目摘选了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以供领导参考。

治理“专车”需打破维稳思路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军：打击“专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现有的出租车行业格局，出租车行业是特许经营领域，有准入标准，如果“专车”发展迅速，一定程度就稀释了原有市场。另一方面，在很多城市，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已经无法满足现有交通需求。“其实更应该从大局着眼，引导新技术对出租行业加以补充，而非简单禁止。”

（财新网 2015年1月7日）

“专车”是地方提升治理能力的试金石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大松：某些城市以体制内“专车”否定体制外“专车”,系对交通运输部16号令生效后如何开展预约出租汽车许可的误解所致。目前,禁止“专车”或“私租车”的城市并未通过地方性法规设定解除禁止意义的预约出租汽车许可,因此,禁止并处罚“专车”的法理根据不足。查禁“专车”的城市,应当厘清互联网专车作为网络时代升级版商务车的来龙去脉,把握好行政许可法的放松管制精神,坚持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大力引导推出专车产品企业的自我监管与行业自律,才能在守住法治定力的基础上,实现专车争议的合作治理,进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齐鲁晚报》2015年1月19日）

“专车”发展要与国家战略相结合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院长张国华：现在不要纠结于车辆是黑是白，司机是黑是白，关键看服务，“你的服务是不是白的”，所有这些未来的东西都应该围绕着服务来设计。专车行业的发展也要跟国家的战略发展结合起来，要跟国家的信息城镇化结合在一起来发展。

（新华网 2015年6月10日）

“专车”是对闲置资源的共享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院长张国华：我国现在汽车产销量已经是全球第一，远远超过美国，然而大量的家用汽车是闲置的。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共享闲置资源，可以大幅提高生产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专车应该从发展的眼光看待。 “不要再纠结于这个车辆是黑是白，这个司机是黑是白，关键是看服务，你的服务是不是白的”。专车行业未来的标准体系，应围绕它的服务设计框架。

（凤凰网 2015年6月11日）

“专车”保险制度亟待加强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巍：互联网专车的保险责任还落实不到位。目前专车平台与专车司机更多是合作关系，专车司机没有保险保障，一旦出现事故谁来保障，这是交管部门在民法上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目前放开Uber监管的国家，都做了强加保险责任。此外，还要注意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触及国家安全。专车客户端都是手机，用户个人信息行程公司都会获取，互联网+产业出来之后最大的问题并非是行政许可，更多的是应该尽早出台个人数据保护法。

（中国新闻网 2015年6月11日）

将“专车”纳入传统预约服务是倒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军：“交通部的思路是想把专车纳入到传统的预约服务里，让有车的承运人来从事预约服务。这把专车现在存在的一些市场化的优势基本上打消掉了，这种思路完全是一种倒退”。除了顺风车、拼车等非营业性载客外，私家车主对他的车拥有所有权，这包括使用收益的权益。对于个人财产可以自己享用，还可以用其从事民事活动、盈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私家车主是可以从事营业性“载客”的。出租车行业比较特殊，行政许可法里设定了行政事项。私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以他这种民事主体的资格从事这种民事行为，进入到出租车的领域，这需要划定一个界限。（中国新闻网 2015年6月11日）

政府在“专车”合法化运营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教授田思源：关于专车合法化问题，从法律专业角度看，首先交管部门、出租车公司要做到公开透明。将确定出租车营运的各项要求的制定标准，如城市人口、交通状况等做到公开。只有标准清晰了，才有希望解决问题。第二，公众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涉事群体消费者、司机、管理局以及背后的劳务公司和打车软件公司等，都应该参与到制度改革、制度标准设定当中来。第三，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机制是什么、怎么分配，都是解决类似专车风波、司机罢运事件的核心所在。我们还应该看到，目前专车风波之所以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近年来各地多有发声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这和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群体的群体意识、群体特殊性以及群体行动力息息相关。出租车司机职业动态可以视为社会舆情的风向标，他们越来越主动的寻求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反应社会基层建设的具体情况。

（一财网 201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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