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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参考
石首图书馆领导参考2015第三期(一)
发布时间:2015/9/30 9:43:35    
 

重点推介

01中共开展政商关系纯洁运动

聚焦中三角

03湖南长沙:打造中部自主创新新高地 国家第六个自主创新示范区 三年行动计划出台

05皖南打造文化旅游示范区 上半年旅游总收近千亿

探索改革

05“小门未开”碍发展 自贸区须续放权 受制管理框架 企业取态观望

07国企改革推出五大措施

经济广角

08浙江模式的现实意义

10当前中国经济最关键的问题

科教文卫

12中共提“大力发展网络文艺”有何深意?

13文化耀星城——长沙文化产业破千亿 增速中部第一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15农村网购潜力大

社会观察

17土壤污染:中国的棘手问题

20谈中国的脆弱性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23中国经济放缓 印度弯道超车?

学术前沿

24 专家解读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重点推介

中共开展政商关系纯洁运动

胡袭紫 香港《镜报月刊》2015年9月

中共十八大召开至今己有两年多的时间,对于五年一轮的政治周期而言,正好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近段时期中国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重构政商关系,亦即厘清公权力的行使界限。这个逻辑贯穿在过去一系列强力反腐和简政放权,以及执政集团内部的改革当中。今年6月以来,中纪委机关报连续在头版位置刊文,以纯洁政商关系、打破小圈子,构建新生态等为题,聚焦新时期的政商关系,具有明确的指向信号。

有媒体文章论述,政商关系是反映时代风尚的晴雨表,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良性的政商关系能够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在唯利是图的畸形政商关系下,经济社会发展将会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该报在头条位置刊登文章,炮轰内地官商的圈子文化,称这类圈子,看似朋友圈,实为共腐圈。

政商勾结四大类型

习近平曾明确告诫官员,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物质利益诱惑,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据熟悉官场的人士分析,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指的勾肩搭背在内地官商界表现为四大类型:一是长期合作型,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僚,不会随便吸纳商人进入朋友圈,只有少数知根知底的商人,才能有资格与之长期交往和互惠。以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为例,所收赃款近九成来自与他交情超过20年的商界朋友圈。

二是家属中介型,一些表面谨慎的官员并不直接参与权钱交易,而是由身边人进行直接或间接牟利的私下活动。河北省检察院检察官在一份授课稿中称,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刘铁男及其家人涉嫌贪污受贿的款项,仅存款和各种有价证券折合人民币就有24亿元多。

三是结干亲或乡党同盟型,一些商人与官员结为亲戚,又或者身为同乡的官员与商人,组成帮会、相互帮衬、共同谋利。此类例子最突出的就是在反腐风暴中近乎全军覆没的西山会。据称,令计划曾是该秘密组织的牵头人之一,目的就是以家族为核心拓展财富,也企图以山西籍为纽带打造官商同盟。在西山会坐大的五六年间,成员主要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另外有少数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该份名单上已落马的高官包括苏荣、杜善学、申维辰、金道铭和陈川平等人。

四是私人定制型,主要是商人揣摩官员喜好进行感情投资,彼此形成默契。5月底江苏省通报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时特别提到,隐蔽性较强的长期感情投资型受贿、期权受贿、特定关系人受贿和雅贿等现象增多。

对于中国政商关系的复杂图景,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写道,中国商人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独立的组织?其结论是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这虽然是对古典经济环境的观察和解释,但也道出了今天畸形政商关系的社会基因。在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商人并未能在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官府,可以说在新政权建立之前,中国官商之间从未形成平等的契约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已经大为进化的今天,中国政商关系的正常化和对等化不仅是法治经济的要求,也是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

政商关系不正常的两大因素

当下政商关系纯化度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权力过大,垄断资源过多。在市场管理方面,表现为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自由裁量权太大,并且决策过程不透明。在许多情况下,企业得到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和资源掌控者关系的紧密程度。过去内地长期施行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商人必须打通各个权力关节,才能降低经营的相对成本。当介入市场的公权力缺乏监督时,政商合作与政商合谋只有一字之差,却存有巨大的灰色空间。这使商业阶层陷入一个囚徒困境,即学者所谓的守规矩的商人若不与官员搞关系、做交易,必然被不守规矩的不良商人打败,最终大家一起陷入所有人都有罪的困境。

二是在锦标赛体制的政治生态下,官员的晋升概率与GDP等政绩指标有较强的联系。在内地,省市县乡等同一行政序列上的官员,都处在政治晋升博弈的跑道上,须使个体的绩效名次好于其他竞争者。为追求经济指标最大化,官员对企业家额外倚重,甚至给予一些超经济待遇及政治身份等。这也客观上成为一些不良企业家为恶的资本。此外,围绕晋升而调动各种资源的活动在官场内部也高度活跃。

从上述分析看,要重塑政商关系,除了简政放权和政府自我改革等常谈议题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权力结构中加入制衡力量,包括在法治框架下强化外部监督,在干部选拔制度改革方面加强民众的评议制权重等。

唯有改革方有健康政商关系

今年中央为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提供了明确的参照准则和行为规范,试图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在厘清边界方面,本届领导层通过建立权力清单等制度对各级政府行政权力行使的边界和程序进行规定,并借搭建多层次的法律框架加强对既定边界的维护。在交往规范方面,不断出台明文通则和分类细则,改变过去政商互动规范方面无章可循、有章不循和事后追究的问题。例如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规范离退休干部在社团的兼职、规范领导亲属经商办企业等,即是设置公开透明的防火墙。在监督有效方面,政府内部也在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目标是建成科学系统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5月上旬视察浙江时,布置了下阶段的任务,修改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目的是唤醒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组织意识、纪律意识和法律意识。把纪律和规矩放在法律前面,放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前沿。

按照中央决策者的规划,《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也将进入修订阶段。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廉洁从政准确的地位仅次于《党章》,党纪律处分条例则相当于党内法规中的《刑法》。这两部党内法规启动大修,意味着从制度层面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

此外,随着中央大规模简政放权的推进,当前一些地方和基层出现了接不住、吃不消的情况。例如事权虽然下放了,但相应的财权和人权没有下放,导致管理和服务水平不达标,未能实现推进改革的初衷。放权之后怎么做,实则大有讲究,只有上下衔接顺畅、权贵分配一致,才能用公权力的减法换来市场经济的加法,实现政商力量的再平衡。

聚焦中三角

湖南长沙:打造中部自主创新新高地 国家第六个自主创新示范区 三年行动计划出台

姚进 李青霞 香港《文汇报》2015年9月14日

去年12月11日,国务院批覆同意支持长沙、株洲、湘潭3个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又一国家级平台在三湘大地诞生。自此,长沙高新区的高端制造及新材料产业被纳入国家创新型产业试点,成功跨入可与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等并肩而立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版图中。星城长沙,正在用自己全新的姿态高擎自主创新的旗帜,力图打造中部地区自主创新的新高地。

2014年,长株潭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望城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总产值6427亿元,实现产业增加值达到2232亿元。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13项,省级科技奖励55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733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居全国省会城市第4位。高新技术产业正在长沙汇聚,一个个傲人的成果,一份份靓丽的成绩,无不彰显出长沙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生机。

“要以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优化创新空间开发体系。”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指出,要结合长沙高新区的试点、探索、实践,在全市进行创新空间开发体系布局,让创新空间与创新产业深度融合,把整个长沙打造成为创新驱动引领区、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新的增长极。

“五区九园” 互促式发展

“现在工业园和以前都不一样了,进步很多,走进去不像是进了工业园,反倒像是进了一个高尔夫球场、旅游度假村,有山有水很漂亮。”今年8月中旬,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李秀恒率访问团抵长,李秀恒对长沙的园区环境赞赏有加。香港长沙商会也于同时正式入驻长沙高新区,为园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变”是时代发展的最强音。长沙的园区发展也在改变,从“一业独大”到“多点支撑”的转型升级,从“同质化发展”到“差异化布局”,长沙目前已呈现出“五区九园”的发展格局。囊括以高端装备制造、移动互联网、新能源产业为主的高新区,以汽车、工程机械、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的经开区,以食品、家电、新材料产业为主的宁乡经开区,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食品产业为主的浏阳经开区,以现代物流、食品加工产业为主的金霞经开区,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食品、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望城经开区,以工业机器人、新能源产业为主的雨花经开区,以光伏产业、工业设计产业为主的天心经开区等。

差异化布局让园区并行发展成为可能,园区之间的关联性又让其形成互促式进步的特质。而长沙高新区晋升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也必将带动“五区九园”全面发展。

“一核多园” 促自主创新

数据显示,长沙高新区自成立以来共支持园区企业累计承担国家“863”、“973”等国家级项目千余项、开发高新技术项目近2万项、授权专利2万多件。麓谷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518家,占全市50%、全省30%。建立各类研发与服务平台近600家,拥有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创新平台近60个、省级创新平台370多个。拥有各类孵化器、加速器20多个,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0个,孵化总面积达265万平方米。

“科技创新资源集中、创新氛围浓厚、创新孵化体系完备、支持创新的力度大等是我们成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优势。”长沙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陈柳汀表示,“未来我们要在长沙建成‘一核多园’的发展格局,以高新区为核心,其他园区为辐射区,带动全市的创新创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内生增长 多轮驱动 建自主创新基地

1992年,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高新区正式创立,那时谁也未曾想到它会成长为全球领先的重工制造企业。

1996年,远大住宅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启建筑工业化的探索之路,那时谁也未曾想到它会一举成为引领全球住宅工业化革命的先锋。

1650年,“劳九芝堂药铺”创建,流传300多年,谁也未曾想到当年的小小药铺会发展成为如今的“中华老字号”九芝堂……

它们分属不同的行业,甚至分属不同的时代,但它们都在同一片土地上成长,它们有的见证了长沙高新区的成长,有的陪同高新区一起成长,共同构成了长沙高新区的发展特色,也成为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别于其他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内生式增长。”长沙高新区调研员刘汉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内生式增长不仅是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它有别于其他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独特之处。

内生式增长就是园区发展主要靠本土企业,这一特质使园区的发展更稳定,企业发展更具本土性和凝聚力。据刘汉友透露,长沙市高新区本土企业所占的比重高达70%以上。“像中联重科、远大住工、博云新材等,都是我们自己培育起来的企业。”

聚创新人才

刘汉友告诉记者,除了“内生式增长”,“科研机构转制”也是高新区的特色之一。据了解,原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长沙冶金院、湖南化工研究院、长沙矿冶研究院、省邮电科学研究所等科研院所转制后,发展壮大成为中联重科、中冶长天、海利化工、金瑞科技和湘邮科技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院所转制企业近5年累计转化成果2000余项。

其实早在去年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申报阶段,长沙市就已经展开积蓄科研力量,吸纳科研人才的工作,出台了《关于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加速转型创新发展的意见》(被称为“自主创新33条”),并启动引进紧缺急需和战略型人才计划。

“自主创新33条”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与实践,突破传统科技机制体制束缚。如依托高校和龙头企业,在工业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条件成熟的技术领域和产业,逐步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为主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每成立一个由市政府固定出资3000万元至5000万元,所在开发区和行政区固定出资1亿元至1.5亿元(含土地)。

而引进紧缺急需和战略型人才计划即长沙拟用3年时间,支持鼓励用人单位,在工程机械等6个重点产业领域,分领军人才、高级经营管理和研发人才、专业技术骨干人才3个层次,引进500名左右的经济社会发展紧缺急需和战略型人才。

在《长沙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中,大力引进创新人才赫然在目,实施高端人才聚集计划,依托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推进长沙市“3635人才计划”和高新区“555人才计划”等,成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内容。

多政策扶持

而晋升为国家级不仅对人才是一个重大利好,对园区企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重大利好。陈柳汀介绍,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委陆续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从用地、财税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多个层面支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发展。

“我们也将会加强各类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检测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等创新平台建设,支持创新平台向社会开放科技资源、为企业提供科研服务。”陈柳汀表示,在创新平台的建设、公共技术平台的搭建、基础设施的完备等方面,长沙高新区将下大力气去做,争取在10年的时间内,企业收入突破2万个亿,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皖南打造文化旅游示范区 上半年旅游总收近千亿

张玲杰 香港《文汇报》2015年9月8日

作为内地第一个以文化旅游为主题的区域规划,安徽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简称皖南示范区)范围包括黄山、池州、宣城、芜湖等七市,共47 个县(市、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其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据安徽省旅游局局长、安徽省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万以学介绍,今年上半年,皖南示范区实现旅游总收入935.1亿元,接待入境游客152.6万人次、国内游客1.06亿人次,分别增长17.1%、11.0%和13.4%,占安徽省旅游业总量分别达到55.1%、82.9%和53.2%。

万以学介绍,一年多来,皖南示范区打造“产业围绕旅游转、产品围绕旅游造、结构围绕旅游调、功能围绕旅游配、民生围绕旅游兴”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已初步呈现,该格局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模式。皖南示范区推出了“两山一湖”绿色之旅、世界遗产之旅等诸多旅游精品线路,开发了徽州民俗游、徽州名人故里游等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同时,随着古徽州文化旅游区荣膺国家5A级景区、九华天池景区被评为国家级生态旅游皖南示范区等,皖南示范区的产品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改革探索

“小门未开”碍发展 自贸区须续放权 受制管理框架 企业取态观望

王薇 陆华冑 香港《星岛日报》2015年9月8日

作为内地经济发展升级版的新时代经济特区,四大自贸区肩负国家战略,致力营造一个符合国际惯例、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商业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早前表示,自贸区取得了“积极进展”,惟业界人士普遍认为,上海自贸区雷声大雨点小,并未显现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政策是“大门开了,细门未开”。除了一些行政手续简化,改革力度不大,令企业止步观望,泱泱大国推动改革,不同程度上受制中央与地方的“条条块块”管理框架,注定自贸区的改革路漫漫,须在反覆论证中摸着石头过河慢慢发展,在创新中寻求改革。

新一轮金改欠东风

一位熟悉上海自贸区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过去两年完成了适合国际贸易的政策、制度创新,为企业到境外收购、融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渠道和便利,下一步将继续推进政策完善。他说,自贸区面积已从28平方公里扩大至120平方公里;负面清单从139条减至122条。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曾透露,新一轮自贸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方案已经形成,正在报请国务院审议过程中,通过自贸区进行投资将是下一步自贸区金改的重点。新方案涉及率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以及不断完善金融安全网建设等。消息人士亦称,金改整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完善,但推出仍欠东风。

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秘书长尹晨表示,上海自贸区的名字中有试验两个字,外界似乎对它期望过高,又完全忽略试验概念,区内政策的推出及实施经历反覆也是情理之中。比如外资可独资在区内经营医院,“大门”准入已开,去年7月,德国阿特蒙医院宣布落户上海自贸区,成为首家外商独资(除港澳台外)的“洋医院”,惟“小门”比如医生来源、设备进口、医疗保险覆盖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将涉及整个内地医疗监管体系,需要时间解决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上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表示,上海自贸区是在市场化、法制化上走一条新路。自贸区内对外商服务业还没开放,可以称之为“大门开了,小门未开”,内部研究初步整理了有63个制度,包括电讯、医疗、旅游等方面。医生进来的资质可按照国际和内地的,收费定价、可否进入医保系统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正在慢慢处理,逐步解决,但要彻底解决已超过上海权力范围,涉及国家层面,主要受制中央与地方的“条条块块”管理。

权力范围涉国家层面

孙元欣指出,目前上海自贸区新增企业有1万多家,当中只有三成企业真正展开经营活动,从事进口商品、融资租赁、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等。比如亚马逊公司建立保税仓库、IBM做游戏机销售,国际跨国大企业有20至30家。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自贸区共开立了近2万个自由贸易账户,70家企业获准开展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的集中运行管理。

消息人士认为,上海自贸区扩区可令区内业态更多样化发展,比如金桥区可发展先进制造业,张江区可联动科创中心。他强调,上海自贸区隶属一个行政区,相比其他自贸区,更具备管理及发展优势。

第二梯队复制再创新

谈及跨境人民币使用,他透露,区内企业益海嘉里是自贸区金融改革业务的先行者,今年上半年已用自贸区帐户完成境外融资逾50亿元(人民币,下同),已超过去年全年的1倍以上,境外融资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约10%。

天津自贸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专表示,自贸区作为国家战略,各地的整体思路都是一致的。第二批自贸区是建立在对上海经验的复制和推广上,更要体现新特点,赋予新内容。自贸区首先要进行区域战略,从南到北,要布点连成线,辐射整个内陆地区,北方、南方都得有。他指出,天津自贸区要调动北京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能力,带动河北省沿海开发的港口,使其与天津的天津港、东疆保税港区连成一体,绝不是竞争大于合作,而是合作大于竞争的状态。

尹晨认为,新加入的津粤闽三大自贸区均位于沿海,有较强的企业集群基础,未来发展关键在于自贸区的对外开放能否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利益,能否产出向内地的辐射及重复效应。

国企改革推出五大措施

赵琬仪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9月15日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出台受访经济学者和专家指出,有关措施并没有改变特定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而目前很多国有企业经营范围广泛,进行区分商业或公益类别将面临种种问题。

中国将开展20多年来最大规模和全面的国有企业改革。新一轮改革中的亮点,包括改组组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营运公司、将国有企业区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引入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等措施,提高国企经营的效益和效率。

受访经济学者和专家指出,有关措施并没有改变特定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而目前很多国有企业经营范围广泛,进行区分商业或公益类别将面临种种问题。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间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中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并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规模达10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官方前天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是自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世纪90年代进行改革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国有企业改革计划,约上万家企业将受影响。

中国官员昨天在政策吹风会上解读《指导意见》,表示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由管企业转变为以管资本为主,这将有助于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喜武指出,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将从三个方面着手,包括优先支持、加快培育符合国家战略的新兴企业;整合一批国有企业,使国家资本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对于“僵尸”企业、长期亏损企业和低效无效资产则加大处置力度,“主动减量,就是要清理推出一批国有企业”。

在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面,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表示,《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改组组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这样的制度设计,将能“规避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有别于上一轮国企改革,此次国企分类由竞争性和非竞争性改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说明,分类原则是要实行公司制股分制改革,充分运用整体上市等方式,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

他还具体列出能源(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铁路)、通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经营门槛高的领域,要向民营资本开放。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教授昨天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推进国企政商分离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他分析,首先是对国企进行分类时将遇到如何区分的问题,例如华润、中粮这两家大型国企,前者经营范围广泛,后者除了粮食也经营房地产。

陈波说:“以前(国企)改革当中总会出现性质认定,属于哪个改革方向的问题。”

他进一步指出,政治对企业的干预到底有多大必须明确划分。官员推进改革的动力其实没有这么强烈,要政府下放权力,这个过程当中不会一帆风顺。国企改革能否顺利开展,和政府职能改革息息相关。

受访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指出,此次国企改革回避了国企在一些领域垄断的问题。提出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并为改变国企垄断的现状。

她表示,一些占据垄断优势的国企由于缺乏竞争,而没有发展动力。开放竞争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能力。

左小蕾对于国企改革参照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持有保留态度。她认为,国企改革不能形式上效仿淡马锡,但在实质上并没有掌握到它的精髓,包括企业分红全部上缴国库、企业扩充须经过严格审核、向全球招聘管理人才等。

她指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通过投资公司,去管企业这一模式落实起来,面对的是中国国资监管机构和企业之间有很多层次——各省的国资管理局,各个城市市场管理厅,如果每个层次都成立一个投资公司,会很多公司出来,到时会不会出现投资乱象令人担心。

经济广角

浙江模式的现实意义

美国 多维新闻网 2015年9月1日

浙江作为习近平的政治发迹地,是他真正全面掌权和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省份,也是他得以全面展现自己执政理念和施政成绩最为亮眼的地方。习近平执政时期的浙江崛起路径被概括为浙江模式,认为可以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这些在习近平上位以后的用人、整风、反腐、法治、深化改革等方面都得到验证。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困境,及十三五规划即将出台之际,习近平在浙江所提出的“两只鸟论”,即腾笼换鸟、凤凰涅盘被置于舆论放大镜之下的原因。

中国经济当下所面临的困境可以说与当年的浙江颇为类似。习近平当年任浙江省委书记,让浙江经济逐渐摆脱了成长的烦恼,使浙江经济脱胎换骨。浙江模式的兴起是在浙江既不能增加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又要以一定的速度把握战略机遇的背景下出现的,而习近平认为浙江经济在两难中的唯一出路就是腾笼换鸟和凤凰涅盘,这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鉴之处。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8月31日中共党报发文称,习近平以两只鸟论指明方向,释放 出了明确的信号。

何谓浙江横式

谈及浙江模式的范本意义,就有必要探讨何谓浙江模式。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 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特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但这显然只是所谓浙江模式在经济发展上的一个方面,而“两只鸟论”是此中最为重要的发展思路。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浙江模式离不开三个关键要素,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主动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的政府和经济运营模式的创新力。这使得浙江经济在全国罕见的拥有以下四种特点,即区域之间差别不大、城乡之间差别不大、政府与民间之间财富分配差距不大、劳资双方财富分配差距不大。浙江相对最落后的丽水地区在GDP总量方面也能达到省会城市杭州的九分之一,这明显好于湖北省的模式,即湖北省举全省之力支持武汉市的发展,而且浙江省的民众收入也明显髙于其它省份。基于这三点要素和四大特点,浙江模式逐渐在中国城市经济圈中异军突起。根据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02年浙江省GDP为7670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16元:但是到了2007年全省GDP已达到18638.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

日前中国31个省份上半年GDP数据相继公布,浙江以19281亿元的GDP总量排名全 国第四,从GDP增速上来看,虽然浙江以8.3%的增速排在第11位,但第三产业表现抢眼,服务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超六成。有分析人士指出,浙江经济的发展己经进入了新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而呈现颓势,而是正从速度领跑向质量领跑转型。浙江模式在经济上展现出民营、民有、民享的特征。浙江模式可以说是政府与市场在地方政府层面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在浙江,企业、市场、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领域往往相对独立互不依赖。 有分析认为,这样一个能够支持经济自由发展的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环境,是浙江模式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

历史重演的必然性

浙江模式的转变有其历史必然的一面,但浙江的经济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从2004 年下半年开始,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也在全国靠后,浙江经济面临的桎梏越来越明显。2004 年底习近平在省经济会议上指出,浙江省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遇到了成长的烦恼。由此,成长的烦恼一词成为对浙江当时经济现状的形象概括。成长的烦恼实际是浙江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粗放、产业层次低下等积弊的反映。有评论指,成长的烦恼是当时浙江改革发展道路遇到的必然坎坷。如今中国经济改革遇到的各种难题如出一辙,即淘汰落后的经济产能,相关传统产业需要时间进行调整和改造升级。

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节点上,许多省份同样也在成长的烦恼中踌躇,面临因淘汰落后产能出现的GDP回落问题和升级困难,也陷入当初和浙江一样的开山困局之中。有评论称,中国其它省份面临着和浙江同样的成长烦恼,也都遭遇发展瓶颈和困难,但一些地方以两只鸟论为指导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逐步展现出改革红利,例如广东两届省委书记汪洋和胡春华的先试先行,其示范效应可能带动其它省份的效仿,并辐射全国。当前正逢“十二五”收官和筹划“十三五”的关键时期,此时浙江模式对于全国找寻经济发展新路线有重大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5月习近平曾到访浙江省指导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并高度评价,称浙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成功实践。有评论称,习近平在五中全会前夕考察浙江,其用意可能是再提浙江模式概念,指导即将来临的“十三五”。有分析认为,当初浙江经济的发展不是主要依赖于政府大规模投资、国家地区优惠政策,而是靠多个民营的实体经济力量,朝民间资本主导的自主型、创业型、市场导向型发展。浙江模式就是政府多服务少干预,逐渐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正道。有观点认为,浙江模式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特征的体现,其本质上是一种新生态的市场经济模式。习近平曾言,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自己定位准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规范是什么,做那些不错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该管好的事情,把那些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

十三五规划出台之后,中国经济可能会迎来剧变,浙江模式对于全国的范本意义已成趋势,中国正处在成长的烦恼期,不管“两只鸟论”能否在十三五规划中被提及,但已经有多种迹象显示,浙江模式有很大机会浴火重生再度闪光,助理中国经济脱胎换骨。

当前中国经济最关键的问题

郑伟彬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9月11日

进入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问题似乎层出不穷。从股市灾难开始到人民币汇率贬值,似乎都在暗示着中国经济正在遭遇着巨大难题。

外国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报道评论似乎也是一个调地看空。从中国楼市、股市、人民币汇率、就业等,再到经济数据多方面地“论证”,认为中国经济自从2008年以后已经悄然进入了危机模式。此前看衰看空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又再度活跃了起来。

从表面上看来,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确呈现出不平稳的状态。正如中国股市所表现出来的,一旦信心缺乏,股指必然出现震荡和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而言,也是如此。中国的经济处于调整期,对于这样体量的经济体而言,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得到解决,更何况,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有投资依赖症、负债累累,要纠正其经济发展思维,也需要相当时日。

另一方面,正如许多外媒所报道的,中国经济某种程度上的不透明和决策上的不透明,事实上使外界无法准确判断中国的经济,以及决策者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问题,无法判断下一步中国政府将有何作为,有何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削弱或影响了市场和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因此,尽管中央政府强调要实现“稳增长”,但这个“稳”字,并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稳定与静态。更大的可能与更合理的情况,是在适度的波动之中,实现经济的变轨与增长。

整体而言,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并不太可能像外界所言,已经进入经济危机模式,尽管存在这样的一种风险与可能。但对中国而言,当前最重要、最关键的并不是经济能否实现安全着陆,而是看待当前经济问题的态度。态度决定了解决的思维与路径,决定了后面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对执政党的意义非凡,是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支柱。因此才有所谓的“绩效合法性”的说法,也才有过去唯GDP主义至上的经济思维观。而这样的思维现在仍然有相当的市场和力量,也是当前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所需要克服的。2008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从试图实现结构调整模式,迅速转变为刺激模式,以保证经济的调整增长,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维。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经济不稳定问题,而是中国高层的决策者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这将决定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回到旧模式,采用刺激手段,还是忍受必要的波动与震荡,坚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

从近期来看,目前最高决策者并没有放弃结构调整的努力。“两鸟论”的热议,证明了在当前时期内,习近平政府仍然在坚持既定的改革方向,坚持调整经济结构,改变旧经济模式,实现“凤凰涅槃”。事实上,正如有观察家所言,当前中国及世界经济主要的问题,在于过去几年,光有刺激政策而没有改革措施,导致经济稍微有点问题,马上就变得岌岌可危。正是这种光刺激不改革的懒惰作为,让全球经济体系变得无比脆弱。

而从另一方面,最高决策者能否克服来自执政党内部、地方政府中的“经济保守派”的阻力和压力,能否对中国整体进行有效的掌控,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就目前而言,从包括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阅兵、特赦罪犯、反腐行动、军队改革、国企改革的持续有力推进等各项内容上看,当前经济问题,并没有动摇习近平等最高领导层的掌控能力,并没有影响到政局的稳定性。

正如有美国媒体在评论“特赦”一事时所说的,习近平做了只有毛泽东才敢做的事。当然,习近平也势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既有当前的经济发展的压力,也有执政党的领导责任压力,更有中国未来国家地位的历史责任压力。更何况,经济基础的稳固,是习近平进行“四个全面”,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关键,不可能让其功败垂成。

与此同时,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不仅关乎经济本身能否健康稳定发展,更关系着执政党能否从经济合法性的片面合法性来源,向制度建设、价值观建设所带来的多元合法性转变。中国经济问题的成本,尤其是政治成本如此之大,正是这种过于单一合法性来源所带来的。

总之,决策者的态度和对中国政局的掌控力,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关键的问题,而不是能否解决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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