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介

以改革和创新培育中国经济新动力

03全面依法治国抓住关键少数人

聚焦中三角

04安徽农业众筹兴起 都市“农场主”圆梦

05赣峡江水利枢纽造福老区

探索改革

06中国重启国企改革

07中国户籍改革的根本触及政治制度

经济广角

08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六大新机遇

10新常态下经济政策调整坐标

科教文卫

10中国人腐败的文化内因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12产量与质量并重 中国农业将转换发展模式

13粮食安全是中国软肋

社会观察

14中国需要改变思路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15中国需要在城镇化和减债之间做出选择

综合治理

16经济下行 环境治理添压力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17为何亚洲经济发展最具潜力亮点？

学术前沿

22两会文化领域提案

重点推介

以改革和创新培育中国经济新动力

张立 香港《经济导报》2015年1月26日

如果把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分为多个阶段，那么在不同阶段里，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会很多，但总可以找到一个主要动因，如大量廉价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等众多因素其中之一。当今全球商业管理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把国家之间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富裕驱动。前三个阶段都是经济处于增长阶段，而富裕驱动则意味着国家已经走到经济衰退阶段。

按照他的观点，英国在19世纪前半叶已经跨入创新驱动阶段，美国、德国、瑞典则在20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日本、意大利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韩国则在21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一国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主要特征如下，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少；很多企业克服了生产成本或汇率变化的冲击；大规模海外投资潮的出现；产业集群向纵向深化或横向跨行业发展；政府无为而治等。

30多年来，中国GDP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而这期间的发展都依赖于资源的支持，这里对资源的定义属于广义范畴，包括原料、土地和劳动力等。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作为制造大国，以往依靠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土地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一种粗放型的方式进行产业发展。而今中国希望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升级，低成本优势已逐渐丧失，今后该何去何从？

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几乎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比较官方的提法是靠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几乎也成为从政界到学术界以及经济领域的日常用语。

2014年从深改组会议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创新驱动战略一直贯穿始终，以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等方面的改革正在展开。虽然科技体制改革不会马上带来促进增长的成效，但效果会在更长远的未来释放出来。2015年科技领域的改革还会加速，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促进创新驱动的政策出台。

让经济增长有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从表征上看，似乎是经济增速在减缓，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王一鸣指出，中国经济新的力量正在形成，目前正处在旧的力量和新的力量交替更迭的阶段。随着产业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已势在必行。未来经济发展要从过去以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产业升级要上台阶，创新也要上台阶。以前以信息网络、新能源、生物、纳米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一是信息技术现在进入新一波的创新浪潮，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3D打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涌现，推动信息产业升级换代；二是新能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目前新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达14%左右；三是生物技术进入产业化阶段，尤其是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的医疗模式；四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最重要的是机器人技术的突破。目前智能工业机器人的价格平均为每台10万至15万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下降50%，并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康复医疗、国防军工等领域，现在国际上最前沿的科学家正在开发具有逻辑思辨力的只能机器人，未来机器人产业将有很大发展空间。

王一鸣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对中国加快推进创新上台阶，以创新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提出了以下新要求。

一是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要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和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特别是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扶持力度。

二是把培育新兴产业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如果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做成加工组装模式，搞产能扩张，这就没有意义。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要与研发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要掌握核心技术。

三是强化创新驱动的教育和人才基础，加快改善高校、科研院所向企业技术转移机制，积极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强化创新驱动的教育和人才基础。

四是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加快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市场化改革，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力度。

五是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取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使全社会创新潜能充分迸发出来。

创新驱动的三大困境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主要依靠引进国外现代科技成果或先进设备来提升国家生产力的科技水平。这种情况在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进入十二五规划时期后，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科技，中国与国外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已经迅速缩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自身的科技力量也得到了一定的积累，自身逐步具备了在科技创新活动投入人财物资源的能力。

目前全国每年投入研究开发的经费已经超过万亿，所拥有的科技人员数量在全球各国中也已经名列前茅，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态正从要素与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国实行创新驱动的过程中还存在种种问题。

中国研究机构去年底发布《国家创新蓝皮书：中国创新发展报告（2014）》支出，创新发展支撑不力、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高端创新人才缺乏是制约中国创新的三大困境，为此中国应加强科技前沿和基础研究，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开展开放与协同创新。

一是创新能力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创新作用仍显不足，一些主导企业对生产要素驱动的路径依赖严重，艰难地探索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战略转型路径，在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还缺乏重大突破性科技创新成果。

二是企业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路径规划还不清晰、受重视程度尚不足，目前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亟待提升。除部分创新型企业之外，中国其他企业创新投入的资源基础薄弱，包容创新失败的空间有限，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投入的信心不足。

三是虽然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一，但是人均产出效率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高端的创新型人才仍非常稀缺。2012年中国劳动人口平均GDP（总GDP除以总的就业人口）为每人15868美元，居世界第57位，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3年全国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劳动力效率排在第34名，高等教育的质量并排在第70名。

据分析，要破解中国当前遇到的创新困境，关键在于加强科技前沿和基础研究，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开展开放与协同创新。其中，自主引领、开放协同应是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必须打破创新资源封闭割裂发展的困局，鼓励国家创新系统中不同主体间协同，提高创新资源的集成综合利用效率，加快实现国家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和重点领域的突破。

把体制创新作为切入口

除上述三个困境，目前在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动中还存在着的一些其它问题。例如科技活动与经济发展存在两张皮，大学与科研单位行政化严重，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以及科技活动中存在大量造假腐败等现象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的根源就在于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还存在较严重的不合理不完善问题。因此，对创新的体制机制的改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迫切。

面对内需不足、资源瓶颈、能耗过大等经济转型的困难，我们看到更多的口号是创新驱动，而创新的主导又是政府，各地方政府都在设计创新规划、创新考核目标。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

因此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首先建立起崭新的企业制度，并以科技创新、产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等方面为落脚点，应用前沿的实践创新方法与工具，逐步实现转型升级。要形成好的体制机制，企业经营者的创新意识对推动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创新乏力，这是当前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国企占据优势地位，没有非创新不可的紧迫感，而民营企业又确实缺乏创新的条件。要想鼓励创新，依靠创新驱动发展，需要跨过体制障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支出，现在很多的资源集中在国企和央企身上，这也是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而在一个垄断的结构当中，由政府的财力扶持，它的创新更多会出现形式主义，这个成果的竞争力也不一定强，现在关键的问题首先还是要把创新引入到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让竞争倒逼我们的企业创新，像欧洲很多的企业因为结构规模比较小，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完全是以客户导向去跟进市场，去发现每一个客户的需求，甚至每一个客户自身的这种需求也带来了新的工作岗位。美国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做一些原创的东西，原创的东西风险很高，成功的效率可能只有12%、20%，但是金融创新服务到位的话，可以分散风险。不管怎么样的创新，国家都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引导人才，扶持中小企业加入到创新的大军当中来，这是未来政府应该花大力气做的事情。

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推动创新创造价值”，李克强总理将创新的定义为从技术创新扩展到机制创新，明确表示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就是一场宏大创新，未来发展的巨大潜能仍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如果将改革定义为创新一种，那么技术创新更多是微观层面，而改革就是政府层面的穿心，而这种创新在李克强讲话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的自我革命。

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指出结构升级是一个结果，它的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而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

全面依法治国抓住关键少数人

香港《太阳报》2015年2月8日

每年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干部专题研讨班，是观察政府政治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研讨班的内容是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虽然内容并不新鲜，但习近平的开班讲话则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上有进一步的拓展，其中一些新提法尤其引人关注，如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包含了丰富的含义。

简单地说，关键少数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而在这些人中，各省和中央各部委的党政一把手又是关键之关键。换言之，到中央党校参加专题研讨班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的关键少数。这部分领导干部大概有400人至500人，其中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封疆大吏，另一部分是朝中大臣，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欠着在最高层和中间起着上传下达作用，后者处于政策枢纽地位，都是关键角色。中央只要把这几百人即关键人数抓好了，再由他们去抓好下一层级的关键少数，使他们成为治国理政的法治模范，那么全面依法治国就会见到成效。

由此看来，今年依法治国的重点会是这些关键少数。这个法治思路可谓真正抓住了依法治国的牛鼻子。中国的政治传统讲究上行下效，强调领导干部治国先要修身，以身作则和率先垂范的重要性。而且领导干部有权力、有资源去推进法治，因此法治信仰能否深入人心和外化于行，关键取决于领导干部特别是这些关键少数能否带头遵守法律，涵养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和权依法使的法治观念，形成用法治思维谋划工作和以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工作方式。

从现实来看，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相比，很多领导干部包括被视为关键少数的主要领导干部，由于对权力缺乏足够自觉、法制观念淡薄和特权思想严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徇私枉法的现象很普遍。他们往往把个人等同于组织，把法律当作治民的工具，把党的领导作为违法的挡箭牌，用批示、条子、电话和打招呼作为行政手段。这无疑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和败坏执政党的形象和威信。如果不把这些现象和行为纠正过来，用法律去约束权力，使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自觉遵守法律，只能在法律自内，而不能在法律之外，更不能在法律之上执政和行政，否则就不可能以上带下，带动全社会落实法治、依法治国。

今年是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落实之年，关键少数的提出，意味着政府开始摸到了依法治国的脉搏，从而在中国形成运用法治监督领导干部用权的新常态。

聚焦中三角

安徽农业众筹兴起 都市“农场主”圆梦

香港《文汇报》2015年2月24日

通过农业众筹，实现了许多人在都市做“农场主”的梦想。由订单决定生产，消除中间环节，农业众筹尝试着为传统农业链条重新排序。

安徽首个“空中农场”项目近日完成众筹，一个位于城市中心的都市“农夫梦”，即将在合肥一家大型超市楼顶实现。这个规划面积1.2万平方米的屋顶，未来将用于种植有机蔬菜、瓜果和花卉，开放采摘农业，还会养一些鸽子、兔子等小动物供人观赏。该项目负责人汪涛说，都市人渴望回归自然，城市社区农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楼顶本身就是废弃资源，改造成空中农场，既可绿化美化，也能满足人们对农业文化的需求。

网络众筹近50%股份

汪涛介绍，项目48%的股份是通过网络众筹得来。众筹就是“集众人之智，筹众人之力，圆众人之梦”。

农业众筹的概念起源自美国，采用网际网路和社交网络革新原有的农业生产流程，除了“空中农场”这种股权众筹，还产生了平台众筹、产品众筹多种形式。在中国，由消费者众筹资金，农户根据订单决定生产，等农作物成熟后，将农产品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这一被称为“从田间到舌尖”的模式发展尤为迅速。

“大家种”、“尝鲜众筹”等网络平台提供一个为农产品代言的垂直型众筹平台，以此来帮助农业企业开展订单农业，在收获前就实现预售和众筹。

电商联手聚合投资

在产品众筹领域，安徽绩溪农民、浙江兴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阿里巴巴聚划算平台等，于2014年联合推出“耕地宝”，将百姓手中的“散钱”聚合起来进行再投资。投资者不仅可获得私人农场一年四季的无公害蔬菜，还可获得去当地旅游的免费门票和住宿等。据悉，该项目上线仅几天就有3,560名投资者认购了土地，认购面积达430余亩，销售额达200余万元。

专家指出，借助网络手段调动大众力量推动投资、创业、农业、公益等，已成趋势和时尚。众筹模式让众多“草根”更多地介入个人或机构的创业或实现梦想的过程，但也要注意规避农业行业不确定性强的风险特质。

赣峡江水利枢纽造福老区

黄颖、郭美勤《香港商报》2015年2月25日

被誉为江西“小三峡”的峡江水利枢纽，位于吉安市峡江县境内赣江中游河段，是国家“十一五”水利规划内的大型水库工程，也是目前江西省投资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该工程在建设中，创造了全国面积最大的“抬田”工程，使项目区群众成为峡江工程建设的受益者，同时带来了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优质工程精益求精

2009年9月，吉安峡江古镇巴邱，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奠基，截至2014年10月底，主体土建工程基本完成，目前已有6台机组安装完成投运发电。

据了解，该工程是兼具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总投资99.22亿元。

工程建成后，南昌市的防洪标准可由100年一遇提高到200年一遇，赣东大堤防洪标准可由5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工程建设多项数据刷新了江西水利建设史上新纪录；建设全部按设计节点目标完成进度，在全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中并不多见，受到了水利部领导的高度肯定；首台正式交接的机组，最大外径9.36米，转轮直径7.8米，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灯泡贯流式机组。

抬田移民水顺民安

水利枢纽工程兴建的重点和难点是移民。整个工程涉及吉安市的吉水、峡江、吉安、吉州、青原5个县(区)、18个乡镇、73个行政村，涉及的庞大而艰巨的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任务在全省水利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江西水利部门通过实施防护工程和抬田工程等措施，把淹没耕地面积和搬迁人口降到了2.9万亩和2.4万人。这其中，“抬田”起到了关键作用。

峡江水利枢纽抬田工程主要是将水库浅淹没区域的耕地高程抬高至高于水库正常蓄水位0.5至1米，并对抬高后的耕地配套田间工程，完善农田灌排条件，使被抬高后的耕地满足农业生产要求。峡江水利枢纽“抬田”工程面积共3.75万亩，如此大面积、集中连片实施抬田工程，为国内同类水利工程首创。经过3年左右的耕作，农田水稻产量已恢复到了抬田前水平，一些农田粮食产量甚至高于抬田前水平。

工程移民安置工作始终在稳步推进着，目前共新建移民新村117个、累计完成了征地4.99万亩，完成了库区2.5万人移民搬迁安置及库区内的征地拆迁、专项设施迁改建等淹没处理。

武汉将建韩国城 两千家企业入驻

台湾《民众日报》2015年2月18日

武汉将与韩国方面合作，于2016年共同建成一个名为“韩国城”的国际食品及文化产业综合体，届时将有来自韩国各地的约2000家食品、文化和服务企业入驻。

武汉市副市长刘立勇2日会见了韩国前江原道副知事李根植率领的韩国政经代表团一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韩国城”位于武汉市江夏区，是湖北百点实业有限公司与韩国国际交流联盟的合作项目。将来入驻的食品企业将覆盖食品贸易、食品加工、技术研发、创意设计、厨具器皿等全产业链；文化及服务企业将包括会展旅游、游戏动漫、影视娱乐、金融服务、服饰化妆、整形美容等。

“韩国城”计划分三期开发，总投资70亿元人民币，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预计整个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提供7.5万个就业岗位，实现年产值上千亿元。项目一期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170亩，2016年投入使用。

李根植说，武汉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心，韩方看好武汉的区位优势和未来发展。随着中韩自贸区合作文件的签署，韩国企业和农民非常希望将食品和农产品出口到中国，武汉“韩国城”将为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打开大门，意义非凡。

韩国国际交流联盟执行委员长申光五说，目前韩国１７个省道都有意向在“韩国城”建产品展示、体验和交易区。

近年来，武汉与韩国的经贸文化交流发展迅速。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于2010年开馆；中石化与韩国SK集团“80万吨乙烯”项目落户武汉；东风汽车与韩国LS产电在汉合建电动车电池厂。

改革探索

中国重启国企改革

梁兆基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 2015年1月14日

在停顿了10年之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重新启动。此前的大规模国企整顿是1990年代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拆解了数以万计的国企。当时，约3000万员工下岗。随着体质弱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活存的国企整体表现显著提升。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意让国企倒闭或改变所有制。一些官员则是为了维护政府名声而力保国企免于破产。

因此，国企效率与利润日益下滑，去年上半年，有三分之一的央企以及半数的地方国企利润下滑或甚至是蒙受亏损。

上一轮的国企改革结果是国企大量减少，而这一轮的改革较注重的是改善效率，数量是其次。90年代的改革着重于“抓大放小”的原则，也就是放掉规模小，效率低下的国企，抓住大型的企业。

这一轮的改革也将影响到大型企业，国资委去年7月发布的一个试点计划就点名六家大型国企将作为改革的对象。至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混合所有制。这一做法是双向的——民企可以投资国企，国企也可以投资民企。不过，现行的改革将超越混合所有制。六家列入改革的国企中，只有两家参与混合所有制试点计划，其余的则将进行非私有化的改革。

此外，现行改革也将包含更多元的要素，例如给予国企董事局的董事们在任用、企业管理及管理体制现代化等方面更大的权力。最终的目标是国家不仅是退出对企业的持有，也停止对企业的控制。

此次改革并非“一刀切”的策略。超过20个省市已经宣布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详细方案，每个都有其独特的目标及动机。广东省的目标是到2017年，增加混合所有制国企70%；上海是要将国有资金的八成集中投入四大新战略性产业。

目前中国有15万5000家国有企业，涵盖所有的产业。基于其复杂性，将国有企业分类有助于识别哪些将先行改革。最重要的分类准则是一家国企是否属于战略性或非战略性产业。国资委一发言人已经明确指出，不会对战略产业的国企进行改革，例如航空、能源与电信业。反之，国资委将会邀请投资者买入非战略性国企的股权。政府部门目前还在划定哪些产业是战略性的，哪些非战略性。

中国户籍改革的根本触及政治制度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 2015年2月17日

举步维艰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裹在一份中国官方公布的“公安改革方案”中，迈出了一小步。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公布了《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意见》的其中一条是将在中国城市中全面取消“暂住证”制度，逐步以“居住证”取代。

以永久性的居住证取代暂住证，能给数以亿计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带来实际利益和方便，比如子女教育、购房买车等。支持者说，这标志着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迈进了一步。批评者则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根本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社会转型。

身份的背书 生活的“入场券”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逐步确立了一套世界上最严格的人口移动控制制度。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他们及其子女的身份、权益、保障受到户籍制度的严重束缚和侵蚀。户籍制度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承认，城乡户籍的差异存在超过60种的社会福利。

一个“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有多大？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课题报告称，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城市户口附着太多有形或无形的福利，甚至是尊严和身份的象征。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口实际上成了生活的“入场券”。

户籍制度改革，则是雷声大雨点小，依然处于“务虚”状态。户籍就像挡在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一扇铁门：门外的人要推门而入，而门里的人却牢牢地攥住门把手。

户籍改革的症结

但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宣布彻底取消“暂住证”，至少是向前迈出了一步。胡星斗教授认为，以居住证代替暂住证，涉及到市场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配置、公民社会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从这个方面看它的意义还是重大的，因此推动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胡星斗教授分析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管控社会，或“说得更难听一点”，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一个现代社会中是没有“二元户籍制度”的。随着中国超着现代社会、法制社会的前进，户籍制度改革无法回避。

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拦路虎”，一是旧的观念。一些官员仍然认为，二元户籍制度是实现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认为必须通过户籍制度将中国城乡分割开来，将中国各地区分割开来才能有效管控。二是既得利益。如果农村人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权益，将会侵犯从个人到政府部门广泛的既得利益。

中国官方在宣布取消“暂住证”的同时又说，北京等少数几个农民工流入量最大的城市不在此列，农民进北京城打工仍需申请办理“暂住证”。

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媒体表示，一次性将外来人口全部改成城市户籍人口，不仅对地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也将会出现人口倒挂情况。在他看来，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它们集中了中国全国最好的资源，福利与发达国家接近。要解决户籍，同时要解决含在户籍上的公共福利，意味着政府的支出一定会向这方面倾斜，会使原来的居民福利受到很大的影响。

“钱袋子”与“权把子”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现代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很不以为然。胡星斗教授认为，“财政上承受不了”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胡星斗教授说，即便是把1.6亿左右出外打工的农民工都城市化，按中国有关部门的花费测算，也就是一二千亿人民币，这笔钱中国是完全能拿得出来的。之所以“拿不出来”，关键是中国的财政支出是由官员掌控的，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里由议会、也就是选举议员的老百姓掌控的。“钱袋子”掌握在各级官员手里，户籍改革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不干。

胡星斗教授说，中国的户籍改革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制度必须转型。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说到底又与政治制度有关。中国的人大必须要能掌握“钱袋子”、人大代表必须能代表人民，这的确又涉及到政治改革。

经济广角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六大新机遇

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网 2015年2月6日

中国经济好不好，其实就是生产效率提升速度大不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会带来深刻的变化，既带来新挑战，也孕育着新机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握机遇。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4个方面的阵痛：首先，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要“去产能化”；其次，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要“去杠杆化”；再次，房地产调整阵痛；最后是环境的要求，环境要“去污染化”。

经济转型中的四大阵痛决定了我国正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将迎来更多新机遇，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

第一是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城镇化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和城市群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急剧升温。

据统计，我国现有城市群总数已超过30个，预计未来5到10年内，我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城市总量的82％和92％。如今我国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些都与城市群的建设发展紧密相连。城市群今后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平台，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更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从这个角度上说，未来的竞争不仅是产业的竞争，更是城市群的竞争。

第二是经济服务化。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将大幅上升，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服务化的新常态将为企业带来丰富的发展机遇。应努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关注养老、医疗、卫生、旅游、文化、物流业、互联网相关产业等领域的新发展、新动态。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合力，提高民间投资参与的范围和比重，共同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与质量。

第三是发展低碳化。资源环境瓶颈压力加剧、新兴产业勃发、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都将创造绿色低碳经济机遇。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条措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也出台在即，将集中力量打好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绿色经济发展将带动数以几万亿元计的“治大气”、“治水”、“治土”的投资，为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第四是产业高端化。产业结构的水平要从低端、中端逐步走向中高端，对冲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今后，我国应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出路是创新，要通过创新使我国企业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高端，这涉及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通过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的创新创业文化，推动合作创新和发展平台经济，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第五是社会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是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突破发展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节能降耗减排，提升产业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一个新引擎。信息化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考察：一是产业的信息化，用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二是信息产业化。今后，互联网将改变城市、企业、金融等诸多领域。

新的产业革命的特点是“互联网+X”。比如“互联网+金融”，等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制造业”，德国人称其为“工业4.0”，这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城市信息化”，等于智慧城市。目前，智慧城市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这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六是经营国际化。商务部统计显示，过去的一年，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约高出中国利用外资2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当前，中国国际化战略转型需要实现从产品国际化走向企业国际化，从商品输出大国走向资本输出大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所有”，从出口导向转向投资立国，从大多数产品贴牌生产转向品牌创新，从低层次国际分工战略走向高层次国际运营战略，从世界工厂“打工者”向全球资源“整合者”转变。据有关资料显示，过去30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

2000年至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

然而，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中国需要克服速度焦虑，主动调试心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源。而创业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则具备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阶段的全局性特征。

新常态下经济政策调整坐标

香港《大公报》2015年2月25日

羊年春节，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最著名的电子卖场群门庭冷清，然而，在北京西四环外多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堆积成山。这一景象诠释了“新常态”这一当下中国宏观经济领域最为热门词汇的内涵：传统的优势逐步消退，新的动力开始聚集。而新旧转换阶段最直观的特点正是各种指标的冷热不一。

即便是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种分化的特点也依然明显。在工业领域，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回落至3.3%，但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速却高达15.5%。“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的新阶段，分化是很正常的现象。”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一些分析人士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特点，还是依靠单一指标来分析中国经济，就会陷入判断的迷雾。

在中国经济系列核心指标中，最受关注的依然还是GDP增速。刚刚过去的2014年，中国GDP增7.4%，创出近24年来新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数据发布会上专门向媒体建议，在新常态下，不要只关注GDP多少年新低，而应同时关注就业、物价等多个指标。

调结构打造新经济点

事实上，淡化各方对经济增速的过度强调是本届领导人履职后的一贯思路。中共十八大后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稳增长”仅出现两次。次年，官方又为经济增速增添了“会带来后遗症”的要求。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官方更是明确诠释了新常态的内涵，要求主动适应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这一系列的变化所传递的信号是官方不会轻言大规模刺激来换取经济增速的短期增长，而将重点放在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此举有效稳住了市场和地方政府的预期。而新常态背景下的坐标调整在不久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有望得到系统性的呈现。届时，官方料对全年经济增速目标进行微调，以服务于把调结构放在更为重要位置的要求。而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官方如何通过简政放权、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等政策安排打造新的经济点都将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事项。

科教文卫

中国人腐败的文化内因

香港《亚洲周刊》2015年1月18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雷厉风行的肃贪，朝野一致叫好，国际社会高度瞩目。其实，扫除贪腐是历任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即使1949年后，大陆的政治运动多少都有反腐的号召，甚至文革也有这种精神，并以此号召人心。至于台湾，蒋经国时期的“十大革新”也是以公务人员廉能教育为目标，今天政治人物上台后，也标榜同样的精神。

两岸的经济水平长期存在差距，近年大幅拉进，但都有贪渎现象。大陆定期动员扫贪，但贪污现象依然无法断绝。台湾虽然实行民主政治，权利相互监督，新闻媒体畅所欲言，但一些重要官员贪财受贿的消息仍不时传出。

为何在经济改善的同时，中国人还是无法建立持久的清廉政府呢？中国文化里存在一个弱点，造成腐化问题几乎无法解决。

首先，让我们看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全球清廉报名的前10名：丹麦、新西兰、芬兰、瑞典、挪威、瑞士、新加坡、荷兰、卢森堡、加拿大。其它的清廉调查排名或有一些顺序变动，但大致差不多。

现在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2013年全球所得前11名：卢森堡、挪威、卡塔尔、瑞士、澳大利亚、丹麦、瑞典、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荷兰。除了卡塔尔依靠石油致富外，其它高收入国家是依靠制造、服务、金融等行业。

有趣的是，全世界最清廉的跟全世界最富裕的前10名排名，竟然有7个国家是重叠的。也就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通常也是最富裕的国家，印证了传统所言，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定是先吃饱饭以后，才能讲究道德，世界上贫穷国家没有一个是清廉政府。

所以，当中国人贫穷的时候，是不可能产生清廉政府，即便是反复的精神动员，经常扫贪，也无法改变根本的道理。毛泽东时代人民一穷二白，即使发动政治运动，也不可能根除腐败。政治运动没有改变腐败，却把贫穷当道德，又加深了腐败的根源，形成负面循环。

接着再问，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民主法治改进，是否就一定会出现清廉政府？答案是不一定，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在国际组织的调查中，台湾的清廉排名远低于其民众所得排名，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某种弱点。

广东文化惠民取新成果

《澳门日报》2015年1月17日

广东省文化厅完成去年广东十件民生实事工作。分两批奖励、补助和扶持欠发达地区，新建、改扩建或完善设施设备五十个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一百二十二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一百七十个文化站公共电子阅览室，七千五百多个行政村（社区）文化室，下达资金二亿一千万元（人民币，下同）。

整改文化设施

广东省文化厅民生实事目标是做好广东“奖、补、欠”发达地区建设、完善三十个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博物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一百个、乡镇（街道）公共电子阅览室一百五十个，支持三千个行政村（社区）文化室完善设备的民生实事。

广东省文化厅一是着力做好督导检查工作。2014年为推进广东公共文化建设，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把民生实事做实、做细、做好，在年初和年末两次实地督导检查全省的公共文化建设，现场了解地方建设情况。比如肇庆市通过逐级召开现场推进会、开展专项督查、限时整改推进等方式，大力推动当地公共文化建设。珠海举行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落实，制订工作推进表和整改方案。

又如茂名把年度建设任务分解到各县市、区，按季度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并通报各县市、区建设目标完成率等。有力地推动各地公共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全面、顺利开展。

在着力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2014年广东省文化厅、省财政厅联合修订并印发广东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省级专项资金申报审批、拨付管理、部门职责、信息公开、监督评价等作出更加全面、细致的规定。

在着力推动基层设施科学建设方面，广东省文化厅根据广东欠发达地区资源不足的客观情况，推动各地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中争取用少钱，办多事，利用现有资源，以旧厂房等“三旧”改造，闲置学校改建等形式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