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介

出租车改革方案：戴着镣铐的跳舞

聚焦中三角

“湖南矽谷“长沙高新区：智慧智造中心 创新创业摇篮

探索改革

中国国企改革的虚与实 前景尚不明朗

中国反腐与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广角

宁波跨境电商领跑全国 携港合作共拓全球贸易

TPP对中国无杀伤力

科教文卫

电影产业成丝路沿线国家合作新热点

宁波高校发明青蒿素无污染提炼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惠州力推互联网+农业

社会观察

透过生态城看中国城建弊病

综合治理

《网络安全法》推进依法治国新举措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响应全球“再工业化”推高端制造 香港科技园助香港经济多元发展

学术前沿

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谈起

重点推介

出租车改革方案：戴着镣铐的跳舞

滴滴快的还没来得及庆祝10月8日在上海领到的全世界第一张由政府部门颁发的专车牌照，就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10月10日，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从《指导意见》内容来看，交通运输部或者是对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缺乏正确理解，或者是一味回避矛盾企图维系现状，结果拿出了一份令人感觉来自“旧石器时代”的所谓“改革”方案。

中国出租车行业的痛点

长期以来，出租车成为国人抱怨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出租车司机不满意，抱怨付出多、收入少，根子在高额“份子钱”；乘客不满意，上下班高峰期打的难，司机服务差、绕路。可能唯一满意的是出租车公司，因为靠垄断可以轻松享受“份子钱”。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痛点，其原因在于：（1）打的需求分布不均匀，上下班高峰期的需求高度集中。如果出租车太多，则非高峰期闲置；出租车太少，则满足不了高峰期需求。（2）竞争不充分。由于出租车公司具有寡头垄断特征，市场缺乏自由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必然导致缺乏持续的创新与服务改进动力。（3）出租车公司对于“生产过程”（即运送乘客的过程）难以实时跟踪，而大多数乘客缺乏对“最佳线路”的必要信息，导致司机存在绕路的严重机会主义心理。

与打的“痛点”并存的是另一社会痛点：中国80％的私家车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由于城市中心停车难，绝大多数有车族只能公共交通上下班，结果私家车大量闲置。从社会角度看，这是资源利用效率的极大浪费。

网络约租车：一次颠覆式创新

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被重大的技术创新所推动，从蒸汽机到电力、汽车、飞机、电话、互联网。每一次技术的突破，都会极大提升社会效率，引发经济社会的一次跃升。

互联网技术在90年代问世，一度催生了2000年疯狂的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但在当时，很多互联网商业模式并不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真正的互联网革命时机已经到来。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用户的爆炸性增长、社交媒体的出现、智能手机的普及，为互联网革命提供了成熟土壤，于是我们看到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涌现，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经济社会革命。

在出租车领域，网络约租车的问世，掀起了一场完美风暴：（1）网络约租车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供求信息实时配对，极大缩小了出租车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2）网络约租车（包括“顺风车”）将大量闲置的私家车转化成灵活的出租车资源，既减少了资源闲置，更大大缓解了出租车在高峰时间的供求矛盾；（3）网络约租车的出现，直接冲击了出租车公司的垄断格局，产生了显著的鲶鱼效应；（4）网络约租车可以实现对“乘车过程”的实时跟踪，既便于乘客的自我保护，也为评价司机的服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指责网络约租车不安全的说辞是站不住脚的。

可见，网络约租车直接触及了中国出租车行业的痛点，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应该看到，网络约租车不仅仅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更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例如，滴滴快的掌握海量乘客信息，这是极具价值的大数据。这是阿里、腾讯重金争夺滴滴快的的重要考量。这些大数据未来完全可以成为重要的利润来源。换言之，网络约租车将具有与传统的出租车公司不可同日而语的盈利模式。因此，“降维攻击”不可避免。

中国不一样

以往中国习惯了作为技术的跟随者。出租车亦然。很多对网络约租车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即便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也没有完全承认网络约租车的合法性。

“Uber在亚特兰大的运营几乎毫不考虑乘客的安全问题，也从未顾及保护乘客的法律，”一名原告在《亚特兰大宪法日报》（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上发表声明称，“自Uber开始运营以来，我们的收入节节下滑，拥有合法执照的出租车司机正在离开这个行业。”Uber专车司机是公司雇员（就像加州劳工委员会最近裁决的那样），还是利用Uber软件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像Uber主张的那样）？或是其他性质？美国围绕这一创新的争论还在持续。

但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超越的客观条件和必要性。客观条件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且智能手机高度普及；必要性是中国的出租车痛点太多。美国虽然也存在出租车牌照贵、服务差的问题，但美国是以私家车为绝对主力的国家，对出租车的依赖要小的多。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完全没有必要跟随其它国家观望。

阿里巴巴的崛起即为中国超越的经典案例。阿里为何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的商业太落后，存在太多痛点，所以淘宝能掀起一场消费革命。滴滴快的之于出租，犹如当年阿里巴巴之于购物。

利益格局调整

任何颠覆式创新，都会引发利益格局的调整。尽管从长期看，所有人都会成为技术进步的收益者，但从短期看技术变革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最早激烈抵制技术变革的是那些手工技能可能被机器化取代的工匠，这些人被称为“勒德派”。1733年英国发明家凯伊（John Kay）发明了飞梭，这是对织布机的第一次重大改进。1753年，凯伊的房子被愤怒的“勒德派”（即那些因为技术进步而利益受损的人）所烧毁。“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James Hargreaves受到了同等对待。

对颠覆式创新恐惧的不光有工人，还有权力集团。技术创新会造成对特定人群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的破坏。1589年威廉?李（William Lee）发明了“织袜机”，并设法安排伊丽莎白女王看了机器。没料到女王反应冷淡，“李先生，您胸怀大志。但想一下这个发明能为我贫困的臣民做什么呢？它会让他们失业，毫无疑问地给他们带来毁灭，会让他们沦为乞丐。”

就中国的网络约租车而言，利益的冲突是直观而剧烈的。大量私家车以专车的形式进入出租车市场，极大增加了供给，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不可避免会下降。尽管出租车司机同样可以加入网络约租车的平台，但他们要面对份子钱的历史包袱、车况差、全职工作的现实，形成事实上不公平的竞争。出租车公司当然也受到冲击，但是间接的，它们通常躲藏在愤怒的出租车司机背后。鉴于出租车司机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具有集体罢工的“谈判力量”（已经多次成功试验过），其利益诉求不容忽视。交通运输部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出租汽车行业稳定工作，全面落实维稳主体责任。为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提前化解各类不稳定因素。对改革中的重大决策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善应急预案，维护社会稳定。”

扼杀创新的保守方案

如何既最小化对出租车司机群体的冲击，又不至于扼杀创新？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课题。

我们先来看看交通运输部的指导意见。其《征求意见稿》核心内容是：（1）分类对待：巡游出租汽车可在道路上巡游揽客、站点候客；亦可通过电信、互联网等方式提供运营服务。预约出租汽车不得巡游揽客；（2）出租汽车运营实行许可管理。建立动态监测调整机制，每年评估市场供求情况并及时调整运力规模。（3）逐步实行经营权期限制和无偿使用。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期限制。已实行经营权有偿使用的，城市人民政府要考虑市场公平竞争等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过渡方案，逐步取消有偿使用费。（4）公司化经营的企业，经营权与车辆产权应“两权合一”，不得向驾驶员转嫁投资和经营风险。个体经营者取得经营权后，要按照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实施注册管理。（5）出租汽车企业、个体经营者要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劳动合同应当明确驾驶员的劳动报酬、工作和休息时间、保险福利等事项。采取承包经营方式的，承包人应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按规定注册上岗，并直接从事运营活动。（6）严格落实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和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制度，加强驾驶员从业资格准入、注册、继续教育、从业管理和退出。（7）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具备企业法人资格、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并向通信主管部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相关服务器设在中国大陆。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车辆，使用性质应登记为出租客运，并取得服务所在地管理部门核发的营运许可证件。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经考核合格后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应购买相关保险。（8）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对预约出租汽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对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上述改革方案存在致命的保守倾向：（1）关于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事实上封杀了私家车成为专车的空间；（2）继续保留关于价格、数量的管制，意味着真正的竞争难以展开；（3）车辆性质登记为出租使用，这将大大缩短车辆强制报废年限，大大降低车辆残值。

简而言之，假如这样的方案得到实施，网络约租车将沦为“网络化的传统出租车”，其效果犹如增加了一些出租车公司牌照而已，对出租车市场难以带来真正的变革。

这一方案凸显了监管部门对变革的畏惧心理，不愿意做承担风险的“改革促进派”。此外，也显示监管部门对于网络约租车这一颠覆式创新的社会价值缺乏正确的理解，是非常短视的，名为改革方案，实为扼杀创新。

令人失望的改革方案背后是官员的“旧思维”和权力的傲慢。2015年3月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公开表示：私家车永远不允许作为专车运营。作为部长，居然以上帝的口气断言“永远不允许”，既忘记了自己权力的期限，更缺乏对创新的起码尊重。

拥抱创新和变革才是终极出路

历史经验表明，那些试图阻止技术创新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对于技术变革引发的利益冲突不能回避，应该以智慧和勇气来化解。

笔者建议：第一，交通运输部不要急于封杀创新，而应给予各地探索的空间。试点，是中国改革的一大法宝，对于存在重大争论的改革更是如此。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17次会议明确提出：“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要把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作为抓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好改革方案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利益调整中的阻力问题、推动改革落实的责任担当问题。”这一表态是相当及时的，对出租车改革具有很大的适用性。例如，上海在出租车改革方面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且与交通运输部方案存在冲突。上海市交通委宣布向滴滴快的颁发全球第一张专车平台的资质许可，具有突破性意义。上海方案改革显示出对创新更大的包容：上海允许符合相应条件的车辆接入网络约租车平台，但平台方必须具备相应条件才能获得合法牌照，而车辆和司机则需要通过平台审查后获取营运证和从业资格上岗证。换言之，政府将对车辆监管的责任下放给了网络约租车公司。

第二，多措并举化解利益冲突。只要网络约租车的出现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这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只要是正和游戏，就可以通过利益的妥协与补偿减少改革阻力。例如，上海方案的思路是“与出租车相比，约租车需要车型好一些，价格高一些，服务好一些，二者形成错位竞争、优势互补、和谐发展。”

除了错位竞争外，还可以考虑其它方法来缓解利益矛盾：（1）政府以合理的价格回收出租车牌照，给予现有的出租车司机“退出”的选择；（2）对专车在高峰期和非高峰期的运营实行差别定价，非高峰期的定价更高，这样减少对出租车的冲击；（3）网络约租车公司承诺拿出一定的资金，帮助政府来补偿出租车司机的利益损失；（4）鼓励传统出租车取消份子钱、采用互联网平台提升效率，实现共同进步……

围绕出租车的改革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改革试验，它凸显直面利益冲突的必要性。一味回避利益冲突，改革将成为戴着镣铐的跳舞，注定踯躅不前；一味扼杀创新，更是不智之举。政府部门应该以改革促进派的担当，以勇气和智慧化解利益冲突，创造更多改革红利。

聚焦中三角

“湖南矽谷“长沙高新区：智慧智造中心 创新创业摇篮

李青霞 香港《文汇报》2015年10月13日

每秒卖26张面膜、30天建成一栋别墅、用机器打印立体模型……在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长沙高新区）每天都在上演“智慧”、“智造”带来的奇迹。

被称为“湖南矽谷”的长沙高新区，以每年新增注册企业1000余家，以高新技术企业占长沙市60%的份额，以创新能力排全国高新区十强的位次，雄踞湖南高新产业一方，在举国高呼“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之时，长沙高新区已然成为创新创业的宝地。

远大住工麓谷工厂的工人正在生产车间紧锣密鼓的生产PC板(预制混凝土钢筋构件)；湖南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游戏开发者们，正在电脑前编写炫目的游戏；一批批有志青年正在这片创业天地中想点子寻方法探未来……

在长沙高新区，远大住工创造了30天建成一栋别墅的工业化住宅奇迹；御泥坊创造了每秒卖26张面膜的电商奇迹，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在这里谱写传奇。

翻开长沙高新区2014年的成绩单，不能不为之硕果累累而惊叹。2014年，除工程机械外的其他产业产值增速均超过20%，高新区获批全国首家环境服务业试点园区，节能环保产业实现收入200亿元，增长30%；获批全省首个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移动互联网产业增长翻了一番、收入突破100亿元；新材料产业产值增长31%，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增长25%。

成本优势促投资热潮

去年9月15日入驻长沙市高新区的湖南金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入驻的短短10个月时间内，客户新增量就达到了60余万。公司副总经理谢锋告诉记者，“公司从2012年开始转向移动互联网产品的转型，这两三年我们的客户数增加了400万家。”

放弃同期考察的重庆、厦门、武汉，而选择落子长沙高新区，谢锋表示，高新产业聚集形成的行业效应，中部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高校人才汇聚的人力优势，政策土地构成的成本优势等是促成“我们来了的原因”。

“回家创业吧！”是长沙高新区喊出的口号，因为他们知道“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湘人品性和浓厚绵长的乡情，也会成为在外兴业的湖南人回乡创业的动因。湖南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湖南中清龙图）CEO刘新宇就是带着这份“我是湖南人”的乡情来到了长沙高新区。

当然，商人除了乡情更看重的是“这里能给我带来什么”。刘新宇说，“我们在长沙设立研发中心，效果还是不错的，比我想像的要好。”企业注册的绿色通道，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大力的补贴扶持，以及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交通区位等，使得去年2月才成立的湖南中清龙图，仅发展1年多，就从刚开始的十余人发展到现在的200余人。

加快形成“十亿企业”

与此同时，新加坡丰树集团投资逾10亿元，在高新区建设长沙现代服务产业园；中兴通讯在中部地区最大的全球性研发及生产基地落户高新区；中光通信、康奕达、金瑞新材、长城信息等企业也纷纷入驻高新区。

高新区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将中国顶级的“智慧”、“智造”企业吸入，并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智慧”、“智造”磁场。长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罗社辉表示，高新区今年将力争新增移动互联网企业600家，实现300亿元以上的营业收入。

“我们还要加快建设以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为主的4个‘千亿级集群’，以电力智慧控制与设备、生物医药、先进电池及材料、光伏新能源、专用车及汽车装备为主的5个‘超百亿级产业’，大力培育和扶持60家以上技术水平高、产业带动力强和财税贡献率大的行业领军型企业实现总收入过10亿元，加快形成‘十亿企业’方阵。”罗社辉如是说。

年轻创业者：打造自己的“帝国”

年轻的朝气、创业的激情和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小小霸气，是他们共同的特质。走进高新区，走进他们的创业天地，总能感受到他们身上那股十足的干劲儿和拼劲儿。

11年的创业经历，早已磨去稚嫩的外表，取而代之的是沉稳、成熟。湖南泰圣思网络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展在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时，提及过程中的失败、煎熬和痛苦，早已云淡风轻，但听者仍为之一震，创业之路确实不易。

在大学期间就不断“折腾”，在日本工作后也未消停。一直“不安”于给人打工的刘展在日本工作4年后，敏锐发现了软件离岸外包的广阔市场。随即回国，在北京注册泰圣思信息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简称“泰圣思”）。

2005年，26岁的刘展，带着在日本打拼积攒的50万元，正式归国，开始潜心经营泰圣思。但由于经验不足，加之“海归”的水土不服，刘展在创业初期遭遇了“滑铁卢”。不久后，刘展又在日本开启了二次创业的征程，但“时不与我”，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泰圣思再度陷入危境。“那时我的心几度跌入冰点，好几次想放弃。”回忆往昔，刘展对当时的心境仍铭心刻骨。

失败带来了伤痛但也带来了经验。刘展意识到互联网行业创新的重要性，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他萌生了“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移动动漫游戏帝国”的想法，之后他在福州、泰州等地都成立了公司，开始一步步扩展自己的版图。

作为湖南人的刘展，乡情亦浓，他说，“将泰圣思的版图扩展到湖南，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去年7月，湖南泰圣思网络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目前，长沙公司招聘的技术骨干大部分都在北京学习，计划三个月内将北京公司的技术架构和开发引擎带回湖南。”刘展说，他的移动动漫游戏帝国梦想正逐渐变为现实。

享受创造过程很重要

在高新区如刘展这样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数不胜数。80后的曾敏是湖南炫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从创业初期的毛坯房办公，到现在出入宽敞明亮的写字楼，从刚开始的几个人到现在的数十人，他用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曾敏说，“在创业的过程中，你无法预料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学会享受创造的过程很重要。”

因上海、北京的朋友陆续到（高新区）麓谷创业，自己也有了回乡创业念头的欧阳松，已经成为长沙高新区创业大军中的一个。2014年，乘着长沙着重培养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浪潮，欧阳松在高新区成立了一家专注于远程医疗服务的公司--长沙有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市场广阔，公司发展态势非常好。

在长沙高新区，每栋写字楼中几乎都正在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创业故事，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埋头苦干，希望创造更大的天地，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帝国。

移动互联网创业可获20万资助

“每家移动互联网创业型企业都有望获得20万元的资金支持。”6月29日，长沙高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移动互联网“柳枝行动”正式启动。高新区为决心创业的年轻人提供了舞台，更为他们创业提供了最根本的资金支持。

“柳枝行动”是连续三年，每年湖南省、长沙市、长沙高新区从移动互联网产业专项资金中安排共4000万元专项资金，以无偿资助方式给予进入高新区芯城科技园和软件园的每家移动互联网创业型企业20万元的资金支持；高新区将提供不少于5000平方米免费创业办公场地，并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移动互联网创业型企业和团队提供办公环境、公共技术服务、财税法律服务等。

“你需要的高新区这边基本都能提供，你只需要把创意做好，把工作做好。”对高新区有如此高评价的这位，就是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归国的创业者陈邦道博士，他对未来在这里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合肥政府母基金撬动新兴产业

方娟《香港商报》2015年10月3日

合肥通过设立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加大项目资源整合及对接力度，进一步撬动社会财力和智力推动合肥产业发展。截至8月底，该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已达20.62亿元，充分发挥了“四两拨千斤”作用。

合肥推进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与国内外知名机构合作设立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各类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高成长性企业。目前，已经由政府母基金出资7.67亿元，设立10只股权类子基金，撬动社会资本近30亿元，撬动比例近400%。

据介绍，先后设立的安徽省首只外资创投基金——德丰杰雷名投资基金、壹号基金、海通兴泰(安徽)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肥中兴合创半导体创业投资基金、合肥朗程智能制造技术投资基金等，重点支持了合肥市TMT(数字新媒体)、集成电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动项目落地是设立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落脚点和根本目的。为此，合肥市在全市范围内聚合产业、园区项目资源，为各专项子基金设立提供强力后备项目支撑。借力安徽省政府推进直接融资后备库建设，合肥市启动直接投资后备企业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拟投项目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建设。4月初，信息平台已上线试运行，目前填报企业达400余家，其中首批申报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项目已有25家。

改革探索

中国国企改革的虚与实 前景尚不明朗

日本 日经中文网 2015年10月11日

中国政府开始着手重组国有企业。负责掌管央企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加快培育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跨国公司”作为目标，提出“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

不过，没有裁员的重组反而存在拖延产业结构改革的危险，重组成败尚不明朗。

针对2012年发行的10亿元公司债，大型锻压机厂商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发布消息表示可能无法支付26日的公司债利息。该企业是国资委完全控股的央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但业绩显著恶化，资金周转困难。

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国企加紧重组，一方面为提高国企国际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开始出现像第二重型机械集团一样陷入部分经营危机的企业。

国企在中国股市的评价较低。由沪深两市的国企上市公司构成的中证国有企业综合指数自2009年6月底开始发布以来，上涨率停滞在18%。而由民企构成的中证民营企业综合指数的上涨率则超过2倍。

许多国企在管制下通过垄断获利，缺乏技术创新等对未来增长的预期，造成国企股价低迷。

实际上现在提出的国企改革和1998年朱镕基就任总理时实施的国企改革有很大不同。朱镕基将原铁道部下属的车辆厂商拆分为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这虽有一定局限但却推动了国企民营化，促进了国内竞争。朱镕基改革虽然使超过4000万国企职工下岗，却赢得国际社会“结构改革”的高度评价。

另一方面，现在则把象征朱镕基改革的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进行了合并。9月13日发布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对出售政府所持股份使国企走向完全民营化持消极态度。如果重组加强了国内垄断，相反将可能使低效经营温存。

习近平领导层的这一改革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目前还无法定论。国企之一的武汉钢铁集团从9月8日起，开始将本公司45名32～52岁的焊工和车工派往武汉市化学工业区作为“协警”担任保安工作，但工资和武汉钢铁集团的员工身份没有变化。武汉钢铁集团表示这是因为低收益的钢铁业产生了不少剩余劳动力。

武汉钢铁集团和同样属国企的宝钢集团及鞍钢集团的重组方案已经浮出水面。当年朱镕基进行国企改革时，街上满是下岗人员。而习近平领导层保障就业的姿态非常明确，国企也对裁员含糊不清。

中国国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110家由国资委持股的“央企”，另一类是地方政府持股的“地方国有企业”，仅工业领域全国就有约1万8000家。中央政府也不能随意干涉地方国企的经营和人事安排。

此次“指导意见”仅以央企为对象，不包括地方国有企业。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可能影响就业和税收的重整非常消极。今后，国企问题似乎无疑会成为中国经济的负担。

中国反腐与经济体制改革

邹至庄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5年10月9日

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但是国内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世界新闻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腐”的政策是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施行最重要的政策，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的重要。本文先用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贪污。再提出一些建议来减少贪污。这些建议同时也是适应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贪污现象是大家共识的，清除贪污有两种办法。一是严重处罚犯贪污的人。这是今天施行清除贪污的办法。加以严重处罚会降低贪污的利益。二是消除犯贪污的机会。犯贪污必须有贪污的机会，从贪污拿到利益。消除犯贪污的机会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犯贪污的人必需有机会从他的职务得到利益。有两种职务可赋予经济的利益。第一是有权力批准经济活动。第二是有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第一种的经济活动包括创办私营企业，施行私营企业需要进行的活动，如领取出口或进口证书，个人需要政府批准的各种活动，如领取各种证书。第二种的权力包括管理国营企业或银行的领导拥有的权力，可以用来分配经济资源，把国有资源归为己有。用第一种权力拿取利益便是贪污。用第二种权力拿取公有资源也是贪污。要利用消除犯贪污的机会来清除贪污，便要把上面说的两种权力消除。消除犯贪污活动的权力，贪污的活动便不会发生。

取消作贪污活动的权力包括取消政府官员拥有控制经济活动的权力和减小国营企业或银行的活动范围。第一点是减少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力。第二点是增加私营企业和银行的建立。一个管理国营企业的干部把企业的财富归为己有便是贪污。一个私营企业的业主或管理人拿去企业的资源不是贪污。业主当然有权拿取企业的财富。如果企业的经理不合法地拿去企业的资源，是犯法行为，不是贪污。他不是政府的官员或国营企业的管理人。他的非法行为由企业的业主根据法律处分。

上面所谈两点，取消政府官员拥有控制经济活动的权力和减少国营企业或银行的活动范围，正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不能容许政府参与大量的经济活动，如控制大多数的企业，让国营企业的生产占全国总生产很大的百分比，正如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环节是缩小国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增强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这也是一个清除贪污的办法。

中国的贪污比其他国家严重，原因是中国没有完成市场经济的建立。美国贪污的程度比中国小，因为美国的市场经济比中国的完善。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很难找到像中国今天贪污的盛行，因为中国从前没有施行计划经济。中国历史，尤其是在汉，唐和宋朝，有健全的市场经济。当时政府的活动范围小，国家的生产多半由私营企业担负。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值得鼓舞的。

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问题是建立公平的社会与增加经济的效率。贪污是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贪污官员拿去人民财富是不公平的。体制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增加经济效率。本文说明如何用经济的手段来辅助现行的行政手段来清除贪污。同时我们可以考虑用行政的手段来促进市场经济改革。很多有权力的人控制国营企业的运作和指定银行贷款给国营企业。这些行动阻挠市场经济改革，政府应当用行政手段处罚。把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配合，同时进行清除贪污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效益想来会更高。

TPP有望倒逼中国加快改革

法国《欧洲时报》2015年10月14日

作为中国“十一”期间一个互联网热词，“踢屁屁”一度引发了中国社会铺天盖地的讨论，而中国是否被踢了屁屁，更是引发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口水战。

所谓的“踢屁屁”，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谐音。美国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等12国经贸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历时5年多TPP谈判结束，一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之所以称中国被“踢屁屁”。乃是因为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该协定自被美国接手主导权之日起，便带有浓厚的“围堵中国”的意味。一是该谈判始终没有邀请中国加入，二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就TPP的意义指出，不能让中国夺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

反观此次谈判结束后的中国，也确实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心态。尽管中国官方表面上无动于衷、甚至大度地表示欢迎，但私下里，包括很多高级官员和智库专家均对此表达出不同程度的担忧。很多人指出，此举将或使中国在一段时期内陷于被动。更有人称，此举将为正在减速的中国雪上加霜，有使中国陷于崩溃的危险。

对于TPP，很多评论将焦点置于其“零关税”上，殊不知，该协定的重要方面在于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追求“全覆盖”和“高标准”是其显著特征，覆盖领域之广远超一般的自贸协定。同时，TPP在开放程度上明确指向“高标准”。例如，TPP在环保、劳工、原产地和政府采购等方面包含了诸多高标准的条款。可以说，TPP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新标准。对此，中国暂时只有“叹为观止”的份儿。

事实上，这也是奥巴马的战略之一——先定标准，继而倒逼中国加入并适应这一标准。对于向来惯于“走自己的路”的中国，这一过程肯定是痛苦的。

尽管如此，中国也并非没有应对之策。在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便指出，中国正在“逐步打造覆盖全球的高水平自贸区网络”。

必须指出的是，打造这一自贸区网络的过程，便是中国国内改革推进的过程。例如，在与韩国和澳大利亚进行自贸区谈判时，为了推进谈判取得进展，中国已在一些领域“痛下狠心”，推进了包括外资、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领域改革的深入。在与美国商谈投资协定谈判中，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更是撬动了国内一系列改革的进程。事实上，在改革越来越艰难的当下，这也正是当局“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中国决策层也在主动推进包括国企、环保等一系列领域改革的深入。这一主动努力与上述开放带来的被动压力相共振，有望使相关领域改革得以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