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重点推介

02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将如何治国理政

03变革时代需要调适社会预期

聚焦中三角

05湘十三五规划幸福愿景

05海外馆外商增 武汉打造成国际城市

探索改革

06如何推进价格改革中的市场监管

09谨慎执行是金融改革成败关键

经济广角

11中国经济步入“6”时代 未来增长取决供给侧改革

16中国经济下滑，积聚“新动能”过四关

科教文卫

17文化产业的融合与变革之道

20提高个人医保费用要有本经济账

三农问题

21 农民小康才是真的小康

22忠县 绿色发展固业 民生保障惠人

社会观察

25中国的知识短缺时代

综合治理

28中国城市发展规律下的真正挑战

环球视野

30互联网成世界经济新引擎

学术前沿

32解读2016年“一号文件”

讯息快递

重点推介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将如何治国理政

美国 侨报网 2016年1月12日

北京年味渐浓，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却未见丝毫放松。军委机关部门改革方案刚揭开神秘面纱，中纪委十八届六次全会又于12日在北京开幕。

相较于2015年中美“习奥会”、中英“黄金时代”等外交大事件吸引全球目光，2016年中国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则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治国理政已“三年有成”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做出怎样的顶层设计，在此时间节点尤显重要。

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需要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2016年3月的“两会”将审议“十三五”规划纲要，而后者将为中国未来5年经济发展规定方向。

新年伊始，中国股市即因熔断机制而蒙上“重度雾霾”。中共党媒更是公开指出“制度仍有漏洞，监管仍有不力，甚至证监会人才也有危机”，可见中国金融系统改革已势在必行。

元旦刚过，习近平和李克强便分别赴重庆、山西调研，前者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划重点，后者深入山西矿井考察。“十三五”时期，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如何解决新问题和新挑战，更将关乎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日前表示，2016年中国外交将继续全力为国内建设和全球经济引航，为世界和平担当，为地区发展出力。

可见，2016年中国外交将主要巩固成果，继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习近平共出访8次，足迹遍布亚、欧、美、非四大洲的14个国家。总体来看，习不仅完成了对西方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也在国际组织、多边会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习近平在去年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深化南南合作，在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讲话时提出“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相较于去年的大国外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应在今年尤其突出。

2016年是中埃建交60周年，埃及外交部日前表示习近平将于1月20日至22日访问开罗。这将成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年度首访最早的一次。

伊朗外长于去年9月访华时亦透露习近平将于几个月内访问德黑兰，故习应有望于今年访问伊朗。如果成行，这也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后对该地区的首度访问，值得关注。

此外，中国将于9月4日至5日首次举办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作为主席国的中国势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

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在北京正式开业。加之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也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当中。

去年底，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对加快自贸区建设做出了明确规划，包括加快构建周边自贸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逐步形成全球自贸区网络。自贸区的构建是大势所趋，而相关自贸协定的谈判亦将是外交事务的重点之一。

无论内政外交，2016年都将是中国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如何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取得平衡，实现最佳效果，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智慧的进一步体现。

变革时代需要调适社会预期

周兼明 香港《凤凰周刊》2016年1月6日

我们祝福新年是因为梦想与信念长存。梦想付诸行动才会变得神圣；信念坚定不移才能创造奇迹。新年的神奇就在于，这—刻人们似乎超越了流逝的时间，来到一个崭新的起点。这种时间的循环感，赋予每个人以新的激情与动力，我们可以弥补和反省过去的痛楚与谬误，我们可彰显那被遮蔽的真理和光荣，我们可重塑自己和国家在未来的命运，我们可唤起每个人心底对世界的爱与信任。

过去的一年深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了，在国企、金融、农村土地等领域都显示出中国政府破釜沉舟的改革决心，粤闽津三大自贸区已挂牌启动；反腐肃贪的步伐加快了，从郭伯雄到数十位省军级以上官员落马，反腐风暴席卷金融、高校等领域，越来越多的禁区被突破，治标又治本的路径越来越清晰；十三五规划的出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核心就是为了促进人全面发展。

过去的一年当然也有不少灾难与隐忧，“8.12”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震惊世界，瞬间夺走了 173条生命；数度来袭的股灾让千股跌停，一级市场投触资进入寒冬：以雾霾为主的环境危机仍在持续恶化；差距过大的贫富悬殊并无明显改观，诸多新老问题使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夹杂着一股不安与焦虑的情绪。这确是剧变的年代。

中国面临的是一场与危机赛跑的变革。要想平稳过渡，就必须调适社会预期，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阶层都要认清现实，主动或被动进行调适？这不是无的放矢的假说，而是一种心态土壤的培植，这对2016年尤为重要。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髙速增长，国民财富以几何级数扩增，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多元、利益分化和贫富悬殊等事关权利；公平公正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域大程度地消解了这些问题可能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冲突。然而，2015年在国际国内综合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己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或将从2016 年起次第显现，而民众对此似乎并未形成共识，并未广泛做好应对准备。

新常态下最可能出现的情况，不仅如前所述的诸多问题难再遮蔽和消解；新产生的问题还可能会被加倍放大，例如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实际掌控力与民众的普遍认知之间的落差，可能引发诸多坏事全赖政府的抗议事件增多，以及各阶层或将面临的安全意识危机和就业压力困扰等，进而在许多预料不及的地方诱发并加剧社会矛盾的产生和烈度。当下社会预期的复杂、髙标准和不稳定性，尤其需要政府、媒体、知识分子、企业家群体聱觉未雨绸缪。一个社会的成长与进步，必然要借助中坚阶层的成熟与理性。

举例来说，民众对大国崛起的预期不宜太高、太不切实际。中国人口太多底子太薄，历史欠账过重，发展极不平衡，环境承受力早己超过极限。这样的基本国情下，即使再过二三十年，中国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发展经验和综合国力，距离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还差得很远很远，远不足以影响或改变国际秩序。因此对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坚持韬光养晦、务实苦干的基本国策和自我评估不能动摇，不能动不动就强调亮剑精神，给执政者制造虚幻的假像、增加压力或导致误判误动。历史上左倾思维祸国殃民的事情屡见不鲜，需要一代代国人时刻警惕。

对个人收入大幅增加、物质生活条件的快速改善预期也不能过于迫切和高企。如家家有房有车，即便是发达国家也难以实现；而医疗、社保、教育等实现城乡资源共享的诸多问题，是一个需要花费巨额资金的系统工程，更不能有过高标准的期望值。包括对污染环境治理的预期，都不宜过高过急，否则极易使政府跟民众一起急功近利，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对其所造成的后果必须算好综合账，在还没算清、没有形成全民共识的情况下，急功近利的心理预期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和经济的效率，增加社会风险，还会长远地损害民众的行动力和创造力。

对反腐“唯恐官不高”的预期也要适度降温。反腐败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民众把反腐的预期瞄准盯住大官、瞄准人，仅仅满足杀气解恨的情绪，就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利用，如文革中投入“斗批改运动”的狂热群众，对社会进步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一个强烈社会预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人们对法治中国的期待增多了，这是非常难得的社会共识。法制的重要功能，就是在不确定中给人以确定感。法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能充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安全感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底线，人们对未来的命运只要有了安全感，生活才会越稳定越有秩序感。政府部门要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将四中全会依宪治国的精神加快脚步落实。

总之，经济换挡与社会转型期，合理地调适社会预期非常重要。积极务实合理合情的社会预期会带来乐观的心态，推动人们锐意进取；而消极的过高过分的社会预期则会引发悲观失望失落的心态，降低人们在生活中的幸福感。对于意图突破的中国来说，不能不审慎对待。

聚焦中三角

湘十三五规划幸福愿景

何雯《香港商报》2016年2月2日

日前，湖南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在长沙闭幕。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湖南在是次人大会议上总结了“十二五”时期工作，并通过了《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经济总量突破2.9万亿

通过大力推进“四化两型”，着力促进“三量齐升”，努力建设“四个湖南”，湖南总体上完成了“十二五”目标任务。

湖南省省长杜家毫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2012年，湖南经济总量迈上2万亿元台阶，2015年达到2.9万亿元，年均增长10.5%。

GDP年均增长8.5%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指出，未来五年，湖南肩负着确保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持续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整体突破、打造法治湖南建设升级版、打赢脱贫攻坚战、构筑内陆开放新高地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使命。

湖南省提出“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左右，2020年前在中部地区率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

为了达到目标，湖南有清晰的发展路径。在《纲要》中，湖南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到2020年，形成20个标志性产业集群、20个标志性产业基地、50家标志性领军企业、50个具有较强国际国内影响力的标志性品牌产品，培育1000家省级专精特新示范企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深做精原材料加快推进信息化。夯实信息化发展基础，提升网络基础，强化应用支撑，加强安全保障。发展网络经济，提升信息设备制造能力，增强云计算服务能力，促进大数据广泛深度应用。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建设宜居宜业现代城镇，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和现代农业支撑体系。

海外馆外商增 武汉打造成国际城市

台湾《联合报》2016年1月21日

“未来5年，武汉将探索内陆城市扩大开放新路径，建设内陆外资密集区、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把武汉打造成面向世界的内陆开放高地。”在2016年1月20日召开的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武汉市长万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是表示。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叠加，武汉这个华中地区的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对外交流逐步扩大。

武汉打造内陆开放型城市，对于驻汉领事机构来说是个好消息。受邀旁听武汉“两会”的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马天宁表示，随着中法武汉生态项目的逐步实施，每年都会新增10%的法国企业到武汉投资，未来法国和武汉在创新发展上将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过去的5年，武汉国际大通道加快形成，国家化水平显著提升，城市影响力不断增强。”万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

截至目前，武汉已有法国、美国、韩国、英国4家总领事馆，外国驻武汉官方、半官方办事处、代表处20多家，来武汉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230家。5年来，武汉实际利用外资269.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1188亿美元。

去年刚出任韩国驻武汉总领馆总领事的郑载男表示，武汉是中国内陆重要城市之一，他非常高兴看到武汉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更加关注武汉未来发展趋势。

万勇表示，“十三五”期间，武汉将成为联络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城市；推动外贸优化升级等措施提升经济外向度。同时，拓展国际大通道，实现国际直飞航线通达五大洲；争取更多国家在武汉设立领事馆和办事机构；推行国际标准、规则、标识，打造一流的国际化生活环境。

改革探索

如何推进价格改革中的市场监管

刘树杰 香港《凤凰周刊》2016年1月15日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改革持续推进不断深化，可说是各项改革中成就最突出、作用最大、进展最快的。现在90%以上(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商品和服务价格己经由市场形成，无此就没有这三十多年的髙速增长，不过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价格改革还需深化。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本建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这释放出价格改革向纵 深推进的信号，未来价格改革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使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政府价格监管的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要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就是取消政府对价格的不当干预，使其由市场竞争形成。政府干预价格的基本条件是市场失灵，但市场失灵是多方面的，适用于价格干预的主要是自然垄断和外部性。就中国现阶段而言，因市场失灵而需要政府干预价格的主要是电力输配、铁路运输、供水、供暖、公交及其它不宜免费供应的公益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在现有条件下，必须最大限度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凡是己经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都要坚决放开价格，暂不具备条件的也要积极推动相关体制改革，并仿真市场化情景确定价格监管规则和方法，为价格放开创造条件。

现在民众的感受是，价格改革的成绩并没有那么大，很多关键领域的价格还没放开理顺。其实这些领域不仅靠价格改革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和其它体制改革配套推进，例如医药价格改革需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以及需要在石油、电力和铁路等行业破除垄断、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等。在现有条件下，这些改革要完全设计好完全配套还做不到。

价格改革最大的挑战就是相应的配套改革能否跟上。以药价为例，现在一些医生以回扣为生，如果药价低了，就没有医生开这种药，这种药肯定消失，所以如果贸然放开，情况恐怕更糟。靠政府管价格，但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药的质量如何及成本多少。所以现在政府对药价不得不管，但真是管不好。医疗服务收费定价政府也管不好。医生医术不同，治疗方法不同，患者病情也不同，在这样一个技术差异性很强的领域，政府没有能力定价，但是交给医生决定也不行。

很多发达国家的医药价格不是靠政府管，是靠强大的医保机构去制衡。消费者在医疗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用钱雇用医学专家和医院、药商进行价格博弈。如果让每个患者和医院、药商博弈，那肯定任人宰割。只有专家对专家，集团对集团，才会有公正合理的价格。消费者通过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博弈，是医保体系的重要一环。所以必须统筹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特别是医保体制改革，才能使医药价格改革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中国离这天还很远，不能期望太高。所以《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

像天然气、电力和成品油等领域也都类似。如果现在直接把成品油价格放开，那就只有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说了算。所以前提必须是放开原油进口权等，使得产业链条上每个能竞争的环节都是有效竞争的，一定要形成可竞争的市场结构，否则就是寡头控制，竞争的结果还不如不竞争。办法可以是拆分，也可以引入新的竞争者，让它们能够壮大，能够握有资源，能够买到油，能够有地方卖。所以管网企业要独立出来，要无条件地公平接入。现在放开石油进口的方向已经确定了，但是进展并不是很快。电力领域由于技术特性等原因就更为复杂，必须经过周密的设计安排，细节决定成败，如果没有做好，电价很难放开。

改革到今天，由于需要统筹推进，仅是政府部门操作，或者仅是一个部门操作，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所有的改革都必须有广泛的公共参与，要引入公开辩论机制，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才能破除利益集团的藩篱，形成真正科学可行良效的改革。

有利益集团并不可怕，关键是达到各利益集团的平衡，关键是大家要公开地辩论，这样高层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才能避免被少数人左右。这里不是说每个老百姓都参与，而是代表各群体利益的真正专家参与，而不能只是朴素的利益要求。例如消费者可以组成利益共同体，去和某些企业抗衡，实现力量平衡，这样才能把价格管住。这就需要消费者协会改革，政府可以协助，但不能官办。此类改革属于社会改革，对于国家政治格局并不会有影响。这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辩论与博弈机制，可以和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形成对接。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咨询机构，也应该实施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开化。现今的改革如果要有实质性突破，就必须改革改革机制本身。

完善价格监管体系

发挥市场对价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是价格改革的核心任务，但并非全部。那些市场失灵进而关系公众利益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尽管数量或占比不大，但对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效率与公平公正作用极为重要。因此摒弃计划经济的传统理念和方法，确立基于市场经济的政府监管价格的指导思想及规则、方法和组织体系，也是深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但是把监管做好并不容易，例如能源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但只是确定了方向，还没有实质性进展，应该放开的还没有放开，管住中间也还没有管好。管住中间涉及很多配套条件，例如成本确定难题。无论何种监管，都是以成本为基础，要求必须对成本有一定的控制能力，这就要有信息、有人才、有权力。现在被管制企业的成本确定，不是适应价格管制需要的，而是执行统一的财政部会计准则。这个准则是防止企业偷税漏税，而不是约束成本、防止乱花钱的，所以就得不到准确信息被管制行业通常是资本密集行业，投资对成本影响最大，工程该不该上、怎样上、如何融资、利率多少，都对成本有直接甚至决定性影响。可是哪个部门有能力、有权力来监管这些呢？其它包括监管的人才、理念、技术等都需要更新，是一门复杂的科学。

一是要合理定位价格监管的目标。监管是指政府或法律授权的公共机构依据规则对被监管者的限制。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监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监管又分为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而价格监管是经济性监管的核心内容，其目标是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关系，进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和资源优化配置。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利益多元，垄断性行业产品的买者与卖者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必须要有公权力来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因此价格监管既不能任由消费者正当利益受到侵犯，也不能无理侵犯被监管企业的正当利益。这与计划经济中执行国家价格计划有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以大锅饭和集中决策为特征，利益关系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安排，不存在垄断性企业与消费者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计划经济的物价工作不过是国家计划的执行而非价格监管。

二是要完善价格监管的规则。明晰的规则既是监管本质的体现，也是监管绩效的基础。公用事业价格监管中合理价格的标准(其中又有合理成本、合理投资回报以及有效资产等更为具体的标准)是什么，价格何时调整，怎样调整，所有的相关事宜都应规定淸楚，被监管企业与 消费者的利益冲突才会处于可控状态，监管者的居间调解及其监管决定，才能为利益冲突双方所接受，当事各方才能依规而为。因此在准确定位价格监管职能的基础上，中国的监管现代化必须从完善规则做起。首先是要有分层的、系统的规则设计；其次是规则设计须有实质性的公众参与。无论哪个层次的监管规则设计，都不能只有政府部门内部的讨论或依靠部门间的会签,而必须有实质性的公众参与。

三是要建立职能完备、分工合理的监管组织体系。首先是要对价格监管与财务、项目审批等关系密切的职能之间的关系进行整合，以公用事业价格监管为例，市场准入及对投资、财务的监管等均属价格监管的基础，职能应适当集中；其次是应以市场影响范围和财政责任为主要依据配置监管权力。对于那些供给网络跨区的行业，监管权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模式可能较为合适。而供给网络限于省(市)的，价格由省(市)政府监管可能更为合理。供水、供暖、公共交通等由市及市以下层级政府承担财政贵任的市政公用事业，监管权则应由同级地方政府行使。

四是引入先进的监管方法。例如基于绩效的监管方式在许多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有成功的实践，中国可考虑逐步改成本加成定价为价格上限制，以激励被管制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格的有效控制。间接竞争的方法也可应用，如特许权招标制度和标尺竞争，都可作为提高监管绩效的重要手段。

此外，虽然自然垄断性产业本身不能竞争经营，但其产品与替代品间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根据其替代品的市场价格确定管制价格，可间接地将市场机制引入被监管的行业之中，从而不仅有利于促进生产者提高效率，而且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可减少买卖双方的争议，降低监管成本。依现有条件看，中国管输天然气和铁路运输的价格监管，都可以替代品的市场价格作为参照标准。

谨慎执行是金融改革成败关键

梁红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1月27日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交替的关键节点，但经济下行压力却令经济形势份外凶险，在生死抉择关键时刻如何突围求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的答案是“供给侧（Supply-side）改革”。

过去一年，虽然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较为激烈的动荡，但是金融改革仍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或许是各改革领域中推进最快的。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是去年观察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一条主线，是大部分金融改革措施得以落地的催化剂。进入新的一年，我们认为，金融改革仍将是中国政策议程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首先，金融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宏观政策重心正从扩大需求转向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是一个重点改革领域。金融扭曲降低了资本配置的效率，影响了价格发现机制的有效性。解除金融抑制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

其次，市场化改革是方便SDR机制运作的需要。人民币已被纳入SDR货币篮子，但新篮子要到2016年10月方才生效。随着美国国会通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中国份额和投票权重将上升至第三位。中国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相应地，中国有必要继续推进金融改革，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使用的便利性，为SDR机制有效运作和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创造条件。

最后，金融体系的开放与融合或成为G20峰会的焦点。中国将担任2016年G20轮值主席国，并且恢复了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把国际金融改革设为重要议题。要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自身金融体系势必要与国际标准进一步衔接，与国际金融体系进一步融合。

我们认为，具体改革措施可能涉及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

（1）资本账户开放。中国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方向应不会变，但具体进展将取决于市场条件。鉴于资本流出压力，在节奏上，我们预计，对资本流入管制的放松可能会快于对资本流出管制的放松。在2016年，中国可能推出的资本账户开放措施包括：1）在自贸区实行限额内资本项目可兑换；2）推出“深港通”；3）允许非居民在国内市场发行（更多）金融产品，尤其是熊猫债券；4）拓宽境外投资者参与银行间债券和外汇市场的渠道；5）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试点计划； 6）进一步扩大QFII、RQFII和QDII计划的参与者群体、投资范围和投资额度。

（2）汇率改革。虽然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去年年底推出了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但我们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仍将是最重要的指标。央行可能会接受汇率在更大范围内的实际波动，甚至在市场稳定的情况下逐步退出常态式干预。这些措施有利于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但汇率管理不宜采取机会主义方法。我们预计，人民币汇率将呈现更多双向波动，但不会出现趋势性大幅贬值。央行也应在合适时间点披露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方法，提高透明度，以巩固中间价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之成果。此外，央行势必会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人民币离岸在岸汇差，减少跨境套利活动，也便于SDR机制运作。不过，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还是发展外汇市场，有必要放宽外汇市场准入、发展新对冲工具并将远期曲线延长至更长期限。

（3）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改革。在存款利率上限管制被取消后，中国可能采取具体措施，着手构建一个走廊机制以有效引导银行间市场利率：1）央行应确定一个合适的政策利率（以便于政策沟通），我们预计回购利率将担任这一角色；2）借贷便利的利率或面临更加频繁的调整，以形成有效的利率上限；3）法定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也可能被调整（在过去很少发生），以形成有效的利率下限。中国货币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尚不完备，阻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因此有必要增加3个月至1年期货币市场工具（如国债和大额存单）的发行与交易。货币政策之外，央行可能会赋予银行在存贷款定价方面更大的灵活性。因此，窗口指导在未来或逐步淡出，银行利率差异化趋势或更加明显。

（4）资本市场改革。对于债券市场，除了市场深度、准入和产品种类等问题外，交易所与银行间市场的分割仍是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在2016年，中国将为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最终推出加紧各项准备工作。特别地，退市规则及其执行情况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完善。同时，如果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得以实施，社保基金将可以发挥其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优势，减少中国资本市场的投机氛围和散户驱动的情况。最后，我们看到了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加速的趋势，可能的形式包括与国外交易所合作（正如交易人民币计价产品的中欧国际交易所（Ceinex）的推出），或者创设国际版（尤其在自贸区）。

（5）监管体系改革。股市的动荡，以及近期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倒闭（包括最大P2P平台e租宝的出事），均表明中国迫切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缺乏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容易造成监管真空，使高风险甚至不法金融活动滋生、蔓延，并可能削弱政策应对市场异常波动的有效性。虽然是否应设立一个超级监管机构还有待商榷，但加强监管协调以及监管的适度集中肯定是必要的，而央行或可在其中发挥一个更加主导的作用。随着市场化金融体系的逐步建立，中国应逐步打破各种政府隐性担保，以实现风险的准确定价。政府下决心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可能允许出现更多债务违约和机构倒闭，尤其是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

在我们看来，谨慎执行是决定金融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金融自由化经常与金融动荡联系在一起，并往往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金融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但在短期内也可能会带来新不确定性。唯有用有力监管为改革保驾护航，才能确保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经济广角

中国经济步入“6”时代 未来增长取决供给侧改革

张幸《香港商报》2016年1月29日

自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GDP首次“破7”之后，外界对中国经济“探底”的话题就从未停歇过。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中国经济“年报”，全年增速6.9%，为25年来最低涨幅。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正作别“7”，步入“6”时代。

这是继2012年中国经济不再保“8”之后，宏观经济指标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虽然未来经济增速或进一步下滑，但业界认为，内部结构出现明显调整，一些代表新兴产业发展和民生的数据表现良好。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关键转折点在于过剩产能出清，新经济增长点在于消费和服务业这两大领域，而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有助于激发民间的生机与活力。

GDP增速告别“7”时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分季度看，2015年前两个季度分别为7%，三季度增长6.9%，四季度增长6.8%，到了最低点，显示中国经济持续放缓。 虽然增速曲线呈现下滑的走势，但在多数经济学者眼中，“这样的增速符合预期”。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去年一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在2.4%左右，中国经济保持6.9%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25%左右。应当说中国在十分复杂，困难状况下，取得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来之不易。

结构调整阵痛难免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晓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单论GDP增速已无多大意义，全年6.9%这个增长速度符合经济新常态下发展要求，处于“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的放缓在意料中，结构调整的阵痛不可避免。

接受本报采访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则认为，中国的GDP在过去几年其实都已经呈现出逐步下滑的趋势，目前中国还在经济调节的过程中，许多积累的问题还未得到释放，所以去年全年GDP出现按季度下滑的情况并不奇怪，6.9%的数据实质上已经有所高估，实际情况可能已经没有数据显示那么乐观。

但无论如何，目前公布的数据基本达成去年年初政府设定的年度GDP“7%左右”的目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早先谈及GDP增速“破7”时曾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要死守某一个点，而是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7%左右的GDP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6.9%的GDP增速，恰在7%的偏左一点，在李克强总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经济内部构成出现调整

虽然2015年GDP各季度的增长数值基本持平，但从GDP内部构成来看，多项数据创下近期新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创近16年来新低，其中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出现明显下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6.1%，创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10.7%，创近12年来新低。

从三大需求看，投资持续回落是去年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因素。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本报表示，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大幅下降5.7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进一步下降至1%，同比下降9.5个百分点，不但直接拉低投资增速，而且影响钢材、水泥等重工业产品需求走弱。

工业去过剩产能是关键

民生证券管清友认为，工业是拖后腿的另一因素。传统工业在产能过剩、杠杆高企、库存过多的三座大山下负重前行，基本供过于求、价格跌成白菜、利润下滑不止的局面没有改变，工业贡献从2.29%降低至1.92%，稳增长的边际改善难以完全对冲下滑，工业增加值不见起色。

“目前经济环境下冲击最大的是传统工业，中国一直没有走出在四万亿刺激导致的产能过剩危机，这才是中国经济一直下行的原因，从去年12月份的数据来看，六大高耗能工业回落速度是最明显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主要是受传统工业增速下滑的拖累。”刘胜军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项数据放缓下的“成绩单”中，也不乏让人充满希望的亮点。连平表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是产业结构性改变很明显的一点，是经济能够保持6.5%以上增长速度的重要基础。

“需求结构也在改善，消费增速虽然放缓，但最终对GDP的贡献还是达到了60%以上。”连平说，去年四季度资本市场遇冷，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最终消费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此外，去年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速比工业整体高4.1个百分点，新兴产业投资加大；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去年增长31.6%，远远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7.4%，居民收入增幅继续跑赢GDP增速等。这些数据都说明中国经济结构持续向好，不断优化。降低增速为改革预留空间在对未来经济形势的研判上，市场对中国经济将呈“L型”增长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多数学者认为，从2015年经济数据看，2016年经济将继续L型筑底，小周期经济仍在探底。“2016年经济下台阶是必然，预计增速在6.5%-6.6%。”管清友说，经济下台阶几成定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房地产人口老龄化同时库存高企，制造业面临去产能且“锈带”重生需时间，出口尚未企稳叠加汇率波动喜忧参半，基建是唯一依靠但也是托而不举，金融业的繁荣不可持续，房地产销售已经回落。

料今年触底企稳

瑞士银行财富管理大中华区首席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一帆表示，在投资下滑、消费业增长仍较温和、出口偏乏力的环境下，今年中国还将面临去产能的挑战，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可能比去年更严峻，预期GDP增速会下滑到6.5%。

而连平分析认为，虽然产能过剩、制造业利润下降、不良贷款率上升等因素仍将对今年经济构成下行压力，但目前服务业增长势头不错，房地产成交量开始活跃，居民收入增长对消费有支撑作用，加上美国和欧洲温和的复苏会带动出口的改善，今年经济不会大幅下滑。预计今年经济增长达6.7%，全年前低后稳。

从各种判断结果来看，基本一致的看法是，今年GDP目标下调至7%以下是大概率事件。对于各方面给出的经济预测，早在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时，习近平就为未来五年经济增速定调：在处理“化解产能过剩”等艰巨任务中，允许一定程度的经济放缓，但无论如何不能威胁到“2020年经济增速不低于6.5%”的目标。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央会力保今年的GDP增速在6.5%以上。

今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之年，降低经济增速也是为改革预留空间。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张超表示，实体经济增速低位徘徊，就像病人在吃治本的药，一旦好转，未来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和动力。相反，如果政府继续以“管理需求和投资”的思路为经济托底，这只会延缓问题的爆发，并且让下一次爆发的成本更大。

“要敢于正视中国经济的困难，正确应对增速放缓的事实，努力培养新的增长动力，将成为2016年的主要任务。”张超说。

消费与服务业成新动能

在淘汰落后产能减掉“虚胖”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需要新的“肌肉”。令人欣慰的是，新兴产业正蓬勃发展，比如深圳、上海沿海的一批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速度都在10%以上；全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2%，比规上工业快4.1个百分点。大家都注意到，在优惠政策的刺激下，新能源汽车生产增长较快，增长1.6倍以上。

左晓蕾表示，中国政府要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让传统产业加速向新型产业转型，靠创新驱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释放发展活力。

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指出：“现在是十三五，我们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我们摆在第一位，创新不是别人能赐予的，还要靠自强奋斗，牢牢把创新抓在手里。”

2014年以来，中国新增市场主体平均每天超过1.1万家，注册资本增长40%以上。增加的以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为主，特点是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

目前中国各类众创空间已经超过2300家，现有25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在孵化的创新企业超过10万家，培育上市和挂牌企业有600多家，国家创新能力排名2015年上升至世界第1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