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此外，去年的“成绩单”显示出消费与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两大亮点。刘胜军认为，城镇化会为经济增长带来动力，但由于中国户籍土地制度改革较慢，短期内新的增长点还未能形成，刺激力度并不大，最终经济发展的大梁还是要落在消费和创新上，因为中国整个大的转型方向都在于服务业拉动更多消费、促进更多创新。

实际上，服务业和消费已经快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了。2013年服务业GDP占比首次超过工业后，到2015年三产占比超过五成，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在短短两年就迈出两大步。而去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对GDP的贡献率达66.4%。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预计今年国内的经济仍会由服务业及消费拉动，只是目前中国的服务业仍具有垄断色彩，价格并未完全由市场决定，内在结构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未来要通过市场竞争打破垄断，让更多民营企业、外企参与进来，释放出真实的消费需求红利，支撑起未来经济增长的半边天。今年要完成“去产能”面对中国经济的新挑战，去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认为是未来几年的政策主线。此后，中央高层又多次重申其要义。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并明确了2016年主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

在资本市场与投资融资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看来，以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就是为了帮助中国解决落后产能过剩、提升高端制造能力、发展新兴产业、扶持创新型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盈利能力。

而在今年的五大任务中，首要者是“去产能”。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产能过剩，目前，煤炭、钢铁、石油、化工等行业，都存在严重的供过于求、产能过剩问题，造成工业行业利润下降，拖累经济增速。

为了“去产能”，中央提出，要在过去3年已化解钢铁9千多万吨、煤炭2亿多吨产能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设定钢铁和煤炭全国总量“天花板”。

“未来产能过剩治理将会分阶段进行，如果钢铁、水泥、煤炭等几大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要消除30%的产能，按照分三年完成、每年10%来计算，那么保守估计，去产能每年将拉低GDP0.3个百分点。”连平说。

不过，连平也强调，从短期来看，去产能会对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有利。

刘胜军认为，决定中国经济转捩点的是过剩产能完全出清，除了解决已有的产能过剩问题，还要想方法去消化掉积累的产能，来防止过多的企业倒闭。如果中央能落实供给侧改革，那么今年会成为经济增长最差的一年，这对中国来说反而是好事情，最差的情况是改革没落实，导致经济无法触底，痛苦还要继续延续，甚至可能出现中国经济在10年都摆脱不了下跌的困境。

张超表示，压力释放期是中国经济的“吃糠咽菜”期，当产能过剩和“僵尸”较多行业的企业逐渐修复资产负债表并恢复盈利能力时，中国GDP增长将重归结构健康、速度适度的新增长时代。

改革核心在于减税

供给侧改革需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配合，对于2016年的宏观调控，方正中期研究院分析师相阳认为，近年来政府不断调低经济增速目标，平衡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关系。预计2016年市场关注的基建投资和货币宽松在边际效果下滑的背景下只会托底，将更突出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财政赤字有望扩大至3%，降低企业税负来稳定经济增速。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此前数年“结构性减税”的提法，改为“减税”，引发市场对于减税的期待。

“通过货币政策降息降准和投资来刺激经济只能短期有效，从长期来看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真正有效的做法应该是通过财政政策减税，让利于民，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恢复大家对经济的信心，从而获得更多的消费，帮助经济走出困境。”刘胜军说，这也是我们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其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减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亦指出，供给侧改革第一就是减税，第二是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比如营业税改成增值税，一年一收增值税的话，企业成本就大大降低了，制度改革是个短期政策，但效果却是长期的。

去年中央下调净出口关税、调减资源税、营改增减税4800亿元，扶植小微企业减税上千亿元。加上中央关于“减税降费”的政策交底，让市场对今年充满期待。

中国经济下滑，积聚“新动能”过四关

美国 侨报网 2016年1月24日

6.9%——中国2015年GDP增长数据公布后，尽管早已被打了预防针，外界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下滑还是备感惆怅。中国25年来最低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这个世界经济引擎的功能有恙，可能连带波及到其他国家的中国商机，中国的原料采购会缩减吗，中国的海外投资会降低吗？各国疑虑重重。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变，数据的变化仅是表层之变，更深广的变化还隐藏在数据之后，有风险，当然也有新机遇。外界与其担忧这担忧那，不如直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变轨，细致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从而调整与中国的生意经，化被动之变为主动之变。那么，中国经济下滑是遇到了哪些困难？投资过剩，造成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量大，对经济拉动乏力不说，还导致地方债风险不断积压；劳动力成本攀升，外需疲软，导致出口下滑厉害，“世界工厂”神话不再；过去对产值和就业贡献率极大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低，高污染高能耗，令中国的资源环境压力空前增加。中国政府这几年力推的改革，就是要戒除这些副作用极大的“路径依赖”，闯出一条经济升级的新路。

但经济转型升级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需要讲战略，需要找方法，需要时间的发酵。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阶段性尴尬”在于：原来的动能衰微了，可新的动能仍在滋生孕育中，尚未达到引爆经济潜能的界限，因此难以弥补旧动能褪去后留下的空间，增速降低便成为必然的结果。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没有回头路，唯有加速结构改革步伐，催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从中国国情来看，可从四大路径持续发力。

一是产业结构方面，顺应由工业主导向服务型主导转型的趋势，打造中国社会亟需的优质服务业。从2015年经济年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50.5%，首次过半，并吸纳大量就业人员。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打破工业独大的局面，单位GDP能耗降低明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值得注意的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长期以来是中国的“短板”，中国公共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还要低10个百分点，因此医疗保健、教育培训、交通物流、通信服务等方面仍大有可为。

二是增长动力结构方面，继续为中国的“消费经济”添柴加火。不论是“双十一”期间阿里巴巴等网商的销售盛宴，还是年报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的数据，都表明消费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驱动。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需和消费是经济的稳压器。中国6亿网民的互联网消费市场、亟待开发的农村电商市场、13亿人口的休闲消费、中产阶级对高端环保产品的消费需求、老龄化人口的养老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消费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是产品结构方面，加速供给侧改革，促进制造业内部格局的优化升级。这包括两个层面：通过创新战略开发“中国智造”产品，以及通过新技术升级传统制造业，比如生产高品质精钢。总的来说，要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2015年，航空、电子通信、信息化产品、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高于传统工业，新能源汽车产量增加1.6倍，工业机器人增长了42%……这一投资领域也是未来最值得继续投入的。

四是区域结构方面，化空间腾挪为增长动力，发掘中西部地区潜力，向海外输出产能。投资过剩，不代表不投资，产能过剩，不代表只能销毁，而是可以利用空间的转移来实现动力转换。比如，中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产业的薄弱，都需要继续投资；“一带一路”战略承担着中国国际产能输出的重任，水电、基建、核能、高铁等中方参与的项目已经覆盖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区域，有助于消化中国饱和的部分产能，又能促进各国的建设。围绕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纵深推进，伴随着亚投行的正式开张，中国的海外投资必定会持续加码。

围绕上述四大路径，中国经济突出重围，走出低谷的机会是存在的。 但这要克服重重阻遏：重复投资的惯性，修路盖楼的惯性，去产能的侥幸心理，制造业升级的抵触，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失衡，股市跌宕对实体经济的拖累，美元加息与人民币贬值风险……因此， 对中国经济前景而言，并没有一条坦途，有的只是华山险道，需要披荆斩棘，奋勇过关。

科教文卫

文化产业的融合与变革之道

郑洁 台湾《中央日报网路报》 2016年1月12日

近日，由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中华文化促进会、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等机构联合主办的“2015文化金融论坛”在上海召开。本届论坛聚焦“国家战略下的文化发展”，探讨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十三五”期间，文化产业如何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如何借助“互联网+”推动文化产业的变革、融合与升级，如何与金融这一现代经济的核心之一深度融合等话题，深入剖析了文化产业、文化金融的现状及前景。

文化产业的机遇与瓶颈

中国文化产业已经走过了十几年，“十二五”和“十一五”期间产生了什么变化？“十三五”和“十四五”的趋势又是什么？“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范周介绍，过去10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稳步增长，占GDP比重去年底已经达到了3.76。但需要注意的是，受整体经济增速影响，文化产业的增速也在放缓，由2005年的26%增速下降为现在的12%。并且从2005年到2014年，我国的出口数量在增加，其中核心文化产品的数量却在减少。一些文化企业盲目在规模和数量上做文章，追求表面繁荣。去年，年产16万分钟动漫真正能走到世界上的不到1%，年产近900部电影只有100部上了院线。范周说，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还需要努力，文化扶持政策这些年出了很多，光是去年一年就出台了43个和文化产业相关的文件，大部分没有落地。最近3年，将近100多个文化产业政策连10%的落地率都没有。另外，只有进入文化产业统计目录的产品才具备成为文化金融服务对象的便利条件。目前针对文化产业的统计，有些文化业态还未被统计进去，有些业态已临淘汰，正在不断增加的新业态也应及时对其进行统计归纳。范周建议，未来10年，国家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上，一定要在供给端和消费端两端同时发力，重点推动融合式发展。毕竟下一个10年，文化产业的单独体将越来越少，文化旅游产业、文化体育休闲养生产业、文化金融业等却会快速发展。也要推动文化产业向纵深产业链发展，不断拓展其辐射范围，缓解文化建设东高西低等鸿沟。“未来几年内，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趋向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新空间。数字文化产业将是核心，我认为原来一些文化业态将被淘汰或洗牌。”范周说。

上海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谈及了“十三五”期间文化投资的新热点。他认为，创新引领增长，创新主体、创新空间、创新领域、创新模式、创新制度都会是投资方向。美国《财富》杂志去年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2015年世界五百强最后一名的营收额为217亿美元，预计到2017年腾讯将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随着这种趋势，还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化企业、娱乐媒体、创意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这些跑在前面的互联网企业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都非常积极地参与了“科学技术与文化产业渗透”这股时代洪流，这批互联网传媒集团的介入，将大胆变革原先的文化生产模式。科技推动洗牌，目前的科学技术正对文化产业进行深度催化，人机互动、互联互通、资金和资源积聚能力、信息挖掘与整合能力等都大大提高。未来的手势识别技术、3D打印技术、虚构建模、增强现实技术、可穿戴技术等，每一个都可能引爆投资热点。

细分领域的利好与差距

美国电影协会中国区总裁冯伟提到，以目前中国文化产业里发展最旺盛的电影产业为例，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是全球瞩目的，2005年到2015年每年均保持3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北美去年增长率才1%，所以说中国电影2017年将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票房市场。

电影行业去年最大的变化是“互联网+”带来的基因变化，营销、众筹、拍摄甚至后续宣发都运用到了互联网手段。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一个是渠道，另一个是资本及资源。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的资本和渠道优势已经远远大于纯粹的电影公司。特别在电子票务发行方面，互联网公司已经完完全全在中国电影产业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的互联网公司进入电影产业，也有利于把中国电影产业链通过票房、原创等整合起来，创造出更大的奇迹。

万达电影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包文介绍，国内电影票房10年间翻了20倍，国产影片《捉妖记》票房超越了《变形金刚4》和《阿凡达》，万达院线去年票房同比增长率也高达43.4%。但另一数据显示，全国影院单荧幕产出均值是71万元，万达院线高达204万元；韩国第一大院线CGV进入中国时间不长就占据院线排行榜第十位，说明国内电影企业间实力强弱明显，产业的整合时代即将来临。

同时，冯伟指出，以电影投资主要的发行收入和衍生品收入来看，中国电影的“钻石矿”远远没有被挖掘。2006年美国电影协会公布数据，好莱坞一部电影的投资回报院线收入只占15.7%，84%以上由其他如DVD、蓝光、付费电视、电子发行等收入。现在全球都受到互联网影响，美国电影票房收入占比上升为30%。迪士尼整体业务结构比较均衡，它的电影业务收入（包括电影票房和DVD、家庭影院、电视付费等其他收入）只占整个收入的14%，绝大部分收入是院线外的衍生产品收入。“电影本身应是一个火车头，通过它建立的IP即知识产权，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很好的收益回报。”

文化金融的“缺点”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认为，文化和金融的融合发展必须有坚实的法治保障。文化及其产品首先是一种物权，文化经过交易用合同形式又约定了债权关系，在接受融资过程中会产生第三个法律关系即股权关系。另外，文化本身是智慧财产权即知识产权。所以文化产业是某种权利的表达，文化金融又是某种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如何为这些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健全相关的机制尤其是法制，是当务之急。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跃华谈道，文化企业谈到自身发展的时候共同的一个词就是“缺钱”，但金融机构、天使、PE们谈到文化企业时共同的词是“看不懂”。一方面因为文化企业大多规模小，且新创企业较多，风险较大；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很短，缺少很多配套信息如上下游关联企业等，大多企业的经营情况都看不清摸不着。

行业的“痛点”在于征信体系缺失。我国的征信体系建设起步晚、数据少、覆盖面窄，导致现在的信用服务体系的数据结构满足不了金融机构的需求，也满足不了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的需求。由于彼此间的信息不对称，文化和金融双方都迫切想合作却满怀焦虑。

上海目前可以公开查阅的有四大类公共信息基础库，包括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和我国中小企业征信系统，上海本地有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和上海资信库，但也满足不了文化企业专用信息库的功能。因此需要构建一个对接文化金融的征信体系，金融行业要和社会征信机构合作共建社会信用体系，并且信息共享，才能发挥信用信息的巨大威力。文化企业也应培育信用意识，这将有利于征信机构和金融机构评价自己的信用等级，不但能简化融资手续，融合成本也能因此降低。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秘书长张国春认为，文化和金融有机结合的前提是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资产化、证券化。资产评估是实现文化和金融对接的重要环节。从整个世界发展状况来看，文化产品和文化资产是具有极强外部性的，它的社会价值如何衡量、社会效益如何货币化都是世界性难题。尤其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高度融合后，更催生了诸多新兴业态，其估值更是全新课题。

张国春谈道，目前国内现行的《会计准则》对于自创型或者新颖的无形资产以及销售网络、合同权益等关系性无形资产都没有纳入财务报表，造成我国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占账面总额比重远远低于国际知名品牌。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产业更需要资产评估的价值发现，通过提炼、量化文化产品和文化企业的价值，为市场和金融提供客观的价值尺度。资产评估机构在服务文化企业并购重组、股份制改造、文化资产质押融资、投资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价值鉴证作用。

为了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近年来开展了文化资产、版权价值、影视作品著作权、知识产权抵质押等方面的评估业务，并且在中宣部、文改办、财政部等部门支持下起草了《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指导意见》，未来将填补文化评估对接文化金融领域的空白。

提高个人医保费用要有本经济账

钟海之 美国 侨报网 2016年1月12日

近日，中国政府颁布医保新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合理划分政府与个人的筹资责任，在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同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重。从网络舆情来看，不少民众并不“买账”。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并未建立医保制度，中国国企与体制内单位员工无需缴纳医保费用。这种参保人员结构失衡，让医保费用一部分用于了偿还历史旧账。此外，当前医药物价上涨，中国民众医保费用支出也接连攀升。在老龄人口增多大背景下，也加速了中国医保基金捉襟见肘局面的出现。

另一方面，“健康中国”成为中国提出“十三五”规划关键词。这要求中国既要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现状，也要杜绝“因病返贫”的悲剧发生。简而言之，中国要实现人人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这需要中国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医保制度，唯有一个能兜底的医保体系，才能让全面小康社会更加饱满、充实。但这个全民参保计划实施，则意味着中国医保基金缺口将再次加大。

一边是医保基金账户余额不足，开支却大；一边是民众缴纳医保费用比例偏低。目前，中国民众缴纳与政府补贴比例大约为1：4。这进一步提升了医保基金风险。不少学者预测，2017年中国医保基金收支将出现明显亏空和负数。改变中国医保基金入不敷出现状，正是中国提高个人缴费比重的大前提，确有其合理性。

但官方“意见”甫一落地，“提高个人医保费用”便引来杯葛不断。民众之所以“不情不愿”，认为政府是将包袱甩给民众。这是一种错位的解读，官方有必要做好解释工作。

具体而言，官方要向社会详细通报机关事业单位医疗并轨进展，打消体制人员“坐享其成”的固化印象。官方还要通过资料研究、数据整合，向民众详尽阐述近年中国医疗成本上升的原因。比如，环境污染近年造成了多少肺部疾病患者，占了中国医保基金支出的几成；近年医药物价较几年前上涨比例如何；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增长对医保支出的具体影响。

如果中国民众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一份科学、细化的医保费用“经济账单”，那么他们对官方提升“个人医保费用”自然能多一份理解和配合。

三农问题

农民小康才是真的小康

钟海之 香港 凤凰网 2016年1月27日

一如外界所料，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该文件在国家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再次锁定“三农”（农业、农民和农村），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一号文件”连续第13年聚焦“三农”。 在最近13年的“一号文件”中，2004年、2008年和2009年都把增加农民收入写入标题，今年更是提出了在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近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得到持续提高， “十二五”期间，农民年均收入增长9.5%，2015年人均收入突破万元（人民币，下同）大关，增幅连续第六年高于GDP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然而，农民增收仍面临不少问题。比如，目前中国农村有逾7000万人仍生活在贫困线（年收入2300元）以下；近年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境内大宗农产品价格等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农产品出口缺乏竞争力；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依然存在，卖粮难仍困扰着农民。

可见，要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难度不小。如何才能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今年的“一号文件”给出了诸多解决方案。如为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生产要加大有效性供给，不走以往简单追求产量增长的发展方式，要量质并重，这正是高效农业应有之义。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今年“一号文件”明确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相比美国，中国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程度还较低，不少地方的农民依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方式。所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加快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不仅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必然也能增加农民收入。

中国农民数量庞大，每户农民耕种土地约6亩左右，单纯依靠土地实现小康很大。今年一号文件提出要在农村发展新兴支柱产业以增加农民收入，而依托农村绿水青山、田园风光等资源，在农村发展以休闲度假、旅游观光为主题的第三产业无疑是一条增收好渠道。

当然，中国农民致富奔小康，政府在持续增加投资的同时，还应加强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只有这样，农民腰包才可能真正鼓起来，中国才能在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忠县 绿色发展固业 民生保障惠人

韩毅 香港《大公报》2016年1月26日

目前，忠县的森林覆盖率达50%，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达6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达10.32平方米；已经建成三峡库区生活垃圾环保综合处理一体化项目，城镇垃圾、污水处理率分别达91%、82%；长江干流忠县段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水质标准（总磷除外），黄金河、汝溪河、东溪河、玉溪河4条主要次级河流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重点次级河流功能区达标率100%。这些都让王欢这样的忠县人真诚而骄傲地推荐自己的家乡，然而这份骄傲并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与忠县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做的努力密不可分。

据了解，近年来，忠县深入实施环保“五大行动”，围绕半淹县城功能恢复，实施旧城减载、治堵，建设美丽滨江经济带，着力彰显“山城”“江城”的山水园林风貌和展现“忠文化”地域特色，城市功能日益完善。现在，忠县的国家园林县城创建通过预验收，国家山水园林城市创建进入攻坚阶段，入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如今的忠县，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壮美景象已然初现。下一步，忠县将继续优化开发空间格局，建立并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让更多王欢这样的忠县人以家乡的风貌为傲。

贫困地区抓发展要因地制宜

“经济要发展肯定会破坏环境”，这是停留在很多人脑海中的思维定式。但是经济与生态真的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吗？忠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近年来，忠县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工业，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将生态发展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不断降低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约束，促使贫困落后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据忠县委书记刘贵忠介绍，“生态涵养发展，重点是绿色发展，即做到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经济产业化， 就忠县而言， 关键是抓好柑橘、笋竹等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功能的特色产业。”在忠县的发展思路中，首先确立了坚持特色发展和生态涵养并重，着力打造特色产业基地、生态品位城市、美丽幸福橘乡的思路。

这一思路也与重庆市整体发展战略密不可分。根据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域划分，忠县的功能定位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这一区域立足打造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和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和特色资源加工基地。

“忠县是坚持突出区域特色产业，差异化发展。”刘贵忠说，忠县有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两个金字招牌和柑橘产业这一优势产业，因此忠县围绕柑橘的产、加、销、研、学、旅全产业链做文章，差异化发展以柑橘为主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集群产业。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忠县围绕农产品主产县定位，大力发展以柑橘、笋竹为主导的特色农业，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5年，全县柑橘总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24.92万吨、综合产值12.4亿元，全县柑橘果园涉及19个乡镇或街道，完成总投资3亿元，橘产业链日趋完善，忠县柑橘享誉重庆、唱响全国。

因地制宜的思想也贯穿在忠县的生态建设之中。刘贵忠透露，忠县坚持生态涵养与发展柑橘产业相结合，利用国家退耕还林等优惠政策，在长江两岸大力栽植柑橘、笋竹等经济林，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0%，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达66%。

贫困地区抓发展要敢于说不

“被东部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是人们心中的又一思维定式。真的是这样吗？忠县的发展告诉我们，中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敢于说不。刘贵忠表示“应该说，所有落后地区对资金都有饥渴感，纷纷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忠县作为欠发达地区，处在欠发达阶段，当然也不例外。但招商引资这个工作，我一直的观点就是绝不能‘捡到篮子就是菜’。”

习近平在考察重庆时强调，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位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忠县，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其生态位置极为重要。

因此，一些企业就在忠县吃了闭门羹。“2013年，武汉一家公司拟到我县投资近亿元建设1万吨粗葱加工线项目，被我们拒绝了。2014，我们又拒绝了4家不符合‘生态涵养’定位的招商项目。”刘贵忠说，忠县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严格执行“禁投清单”制度，坚守环保底线，坚决杜绝“三高一低”项目。只要是违反产业投资禁投清单目录的项目，一律拒绝。

据了解，忠县在科学、理性招商上主要做了三项工作。

一是紧紧围绕功能定位招商。重庆市对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定位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和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和特色资源加工基地。忠县的招商引资工作紧紧围绕了这一定位。

二是注重项目的综合考察论证。现在有的投资者抓住落后地区对资金的“饥渴感”，借投资之名行骗资之实，忠县对此十分谨慎。在工作中，忠县不但评估投资商诚信情况和经济实力，还科学研判项目投资成本，预测评估市场前景和投资效益，避免落地项目建设中出现“后遗症”。

三是招大商、优商、特商。“招大商”，即重点聚焦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进行招商；“招优商”，即围绕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前景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招商；招特商，即围绕忠县柑橘、笋竹等特色农产品加工和产业链招商。数据显示，2015年忠县全年引进项目150个，合计利用县外资金92.98亿元。

扶贫地区抓发展更要着力保障民生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砖瓦房。”忠县善广乡雨台村贫困户王子高这样兴奋地说，“感谢村干部的帮助，才让我们全家享到这个福。”

今年79岁的王子高，有3个儿子，老大张正明今年已54岁，老幺今年已36岁。由于家庭贫困，王子高的几个儿子至今未婚。

王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得益于忠县对扶贫工作的重视。作为三峡库区搬迁发展的重点区域，忠县将高山生态扶贫作为民生实事首要任务来抓。据了解，忠县滚动实施“25+6”民生实事，近三年已经累计完成高山生态扶贫搬迁1.46万人，实施撤并村通达工程164公里，解决12.29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建成86个行政村卫生室和50个撤并村卫生室，改造农村危旧房3657户。

刘贵忠说，“扶贫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既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进一步改善了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也是造福后代的生态工程。”通过生态搬迁，忠县将少数居民迁出高山生态保护区，有效避免人为破坏，进一步保护了生态环境。

忠县县长熊世明告诉记者，该县主要采取差异化标准补助、配套基础设施、注重扶持后续发展三方面措施，确保贫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在具体处理上，忠县从民生改善的神经末梢着眼，对低保户每人按照12000元进行补助，对于建卡贫困户按照每人10000元补助，对于一般搬迁户按照每人8000元进行补助，搬迁残疾户按照每户10000元补助。同时，县财政在市级补助的基础上，每人再增加2000元的配套资金。对深度贫困户，在已享受差异化标准补助基础上再获得3─5万元的补助资金；同时，社会帮扶集团再募集资金解决搬迁资金缺口。并整合对口帮扶、以工代赈、扶贫等资金，用于安置点道路、水利、生态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打造示范点，按照市级示范点100万元、县级示范点20万元予以补助，用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引导搬迁户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柑橘、笋竹、金银花、肉牛、肉兔、乡村旅游等特色效益农业，并给予安置点所在村产业发展扶持资金10万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搬迁群众脱贫致富，引导、支持搬迁群众创办微型企业。选送市级创业培训，开展高粱、笋竹、大豆等先进丰产栽培技术培训。整合宅基地复垦新增以及现有集体土地存量等农用生产土地，落实跨村社农业安置搬迁户一定份额“菜园地”，解决种菜难、吃菜难问题。

社会观察

中国的知识短缺时代

郑永年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 2016年1月26日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近来，高层为了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导向概念，即通过改革供给体系来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高层的意图很明确，改革边界也很有限，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不过，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一哄而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杂货铺”，另一方面则几乎被视为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了。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做不同的解读，一些人把西方所谓的供给学派拿过来作为理论基础；另一些人则干脆把新自由主义重新包装；强调政府作用的则想调和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人们没能把各种作为理论或者学派的供应学派，和作为经济实践的供给方改革区分开来。

在1980年代，供给学派对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的经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英美的经济实践只是取了供给学派那些和实践相关并且在实践中可行的想法，主要是私有化、减税、减小政府规模等。即使如此，在实践中也屡屡修正。例如私有化在社会领域（主要是医疗和教育），就遇到了社会上巨大的阻力而没有实行下去。这不仅表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表明改革设计和实际所能操作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中国，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中国的环境中，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

这只能说明中国有效知识的供给不足。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长期以来，中国所具有的只是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没有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得到发展。在不存在中国经济学的情况下，何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呢？各种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拿它们来解决中国问题往往导致问题的恶化。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帮助人们解释事实，明了其发展方向，解决事物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尽管经济学有其本身的理论优美之处，在实践层面，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诊断实际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早已经进入知识短缺时代。

中国经济知识的短缺局面已久，并且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例如，中国经济学家滥用西方概念（包括并不了解西方经济学），从来就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就是当时知识短缺所造成的。1990年代末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医疗产业化，医院成为中国的暴富产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了应付危机，政策研究界就提出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拯救经济，结果导致了教育的大扩张和产业化，影响至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政策界又提出房地产的产业化，通过对房地产的大规模投资来对付金融危机。没有经济学界指出这样做的危险性，因为无论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并非一般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领域。尽管这些领域的确可以引入市场机制，但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是不同概念。西方在这些方面也有严重的经验教训，通过持续的和暴力的社会运动，才促成了资本在这些领域的角色减退和政府作用的强化。

问题遍及所有学科

遗憾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则很轻松地把这些社会领域完全经济化和市场化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是今天无穷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动力的根源。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没有制度基础，消费社会建设乏力。假如当时有足够的知识供应，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至少房地产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不仅存在于经济学界，更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的学科。高层提出了一些改进中国制度体系的政策目标，但因为没有足够的政策研究，在实践上不能到位。“三个代表”理论就是案例。“三个代表”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直面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产生的多元利益局面，执政党通过进一步的开放和吸纳新兴社会力量来扩大执政基础。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它是对传统共产党理论的改进，具有深刻的意义。但这一理论在各方面的执行效果的差别就很大。在党员录用方面比较成功，但在“利益代表”的机制建设方面没有那么成功。当时，至少在南方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尝试建立工作室来接见当地居民。这本来是很好的发展趋向，但很快就被一些领导所否决。一些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问题在于，如果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如何用集体的身份来代表呢？如果“三个代表”概念提出后有充分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利益代表”机制建设就可以找到突破口，有效推进制度建设；但已经失去这样一次机会。

在另外一些场合，提出了一些政策概念，但因为没有有效的知识支撑，政策执行的结果就走向了预期的反面。“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概念就是这样的例子。没有人会质疑这两个政策概念的意向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即通过更加科学的发展（例如去除之前流行的GDP主义）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但是，什么是科学发展？什么是和谐社会？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在所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知识供给不足情况。结果并不难理解，即走向了政策本来意图的反面。

在这两个政策目标设定之后没有多少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续。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但各界都支持出台庞大的救市计划（即4万亿计划），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恶果至今天，例如产能过剩。在社会管理方面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和谐不计一切手段，侧重于暴力手段的维稳机制到处横行，结果在政府和社会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对立。这种对立发展几乎已经演变成一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心态，甚至文化。

中共十八大以来，似乎一切都变了，但唯独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知识短缺局面没有变化，甚至更加严重了。从前所有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在很多方面，不仅政策研究界而且学术界仍然是一如既往地论证政策，而非研究政策。例如，十八大前后，高层提出“顶层设计”的概念，意在改变之前政策设计过于分散，受制于既得利益的局面。但“顶层设计”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不仅中央政府讲，地方政府也在讲。

近来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意在解决资本、产能过剩问题，通过和其他国家在资本、产能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既达到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又帮助沿岸沿边国家的发展；但已经被严重泛化和庸俗化。说其泛化，就是把经济的“一带一路”滥用到外交、战略甚至军事领域，使得很多国家以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从事帝国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说其庸俗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和“一带一路”关联起来，好像从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现在有了“一带一路”，什么东西都有了。

有书本知识缺实践经验

现在轮到“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了，人们得到了新的机会来炒作。很多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谈特谈西方的供给学派，殊不知供给学派在西方经济实践中的使用，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即战后政府作用、官僚体制的大扩张问题。就是说，讨论供给学派就要了解其产生的背景。

中国的背景是什么呢？供给侧改革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是要找到新的增长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需要从中国的现实来理解供给侧改革，而非简单地借用西方。换句话说，就是要确立中国本身的供给经济学。但除了概念上的大肆贩卖外，有多少人了解中国经济现状，能够诊断中国经济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今天所讲的产能过剩都是从前过度供给所造成的。今天是否通过供给侧改革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呢？今天一方面讲消化产能，另一方面又在制造出新的过度“产能”。例如，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新的产能即金融和互联网已经开始过剩，但各个方面仍然在大力推动发展。无论是金融改革和互联网经济，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下一阶段的主体仍然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不过，因为体制设计不当（或者制度供给不足），原来设计的实体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因为资本的流向刚好和设计者所设想的相反。大量的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了金融和互联网领域，不仅没有推动发展，反而扼杀着实体经济。而一旦实体经济被扼杀，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便没有了坚实的基础，变得不可持续。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现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都很重要，需要大力发展，但并不是取代其他形式的经济。今天如果要说供给，就要强调产业升级、技术升级、限制金融和互联网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吞并。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所需要的是+互联网和+金融，而非互联网+或者金融+，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即现在的情形）。

中国也有知识供应充分的时代，那就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那段时间。当时，尽管没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但他们都是真正了解中国、负有国家建设责任心的一代人。现在尽管研究者都有博士学位了，但很多是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则是外行。知识短缺的情况不改变，中国的改革就很难从顶层设计转化成为有效的实践，或者在转化过程中错误百出。近来的金融市场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中国新型智库具有了非常的意义。希望智库建设，如果不能改革目前重于清谈的学院派，至少能够把学院派和智库分离开来，使得智库能够侧重于中国知识建设，从而改变知识短缺的局面。

综合治理

中国城市发展规律下的真正挑战

陆铭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1月6日

未来国家的发展将由大都市和都市圈引领，在此全球趋势之中，谁先占得先机，谁就将拥有21世纪。2015年底，中国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说，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就是，跨地区的移民将越来越多，而且将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现在全球范围都出现移民争夺战，其原因主要还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从移民的分布来看，则主要集中在一些大都市和都市圈。比如说，在加拿大，移民主要集中在MTV三大城市（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英文缩写）。在发达国家出现比较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吸引移民也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让经济发展可以持续，也让原住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可以持续。在各个国家动用自己的政策来适应国际移民的需要的同时，中国的情况还好一些，城市化进程可以继续补充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在率先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城市，外来人口恰恰是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可以持续的“红利”。看清楚这个世界大势，是讨论未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和制定城市化政策的先决条件。

中国需要很多的内部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移民在流入地的市民化。以此为目标来检视当前的制度，就会明白，释放改革红利任重而道远。以特大城市的积分制（即外来人口通过积分实现落户的制度）来看，中国国内移民政策之严堪比发达国家对外国移民的政策。当然，从现实的需要来看，当户籍仍然与福利挂钩，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还不现实的情况下，通过积分制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方案，缓解改革压力，这并不错。但是，应该看到，在发达国家实施的移民积分制是针对外国移民的，而且，大量在积分的外国移民在分数达到要求之前，还没有到目的国去。相比之下，在中国，北京、上海的积分制是已经存在大约40%的常住人口没有当地城市户籍的背景下。也就是说，如果按目前的制度，而外来人口持续增长，那么，中国的特大城市很快就会有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受到现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而深圳早已经是一个非本地户籍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城市，好在深圳的大学不多，户籍并未成为容易上大学的特权，同时，在深圳外来人口的子女上公立学校门槛较低，户籍并未造成剧烈的社会矛盾。这样的对比说明，或者将户籍的门槛对常住人口大幅度降低，或者将户籍与福利的关联逐步抹掉，否则，由户籍造成的公共服务歧视将越来越是个严重的问题。这才是中国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面临的真正挑战。

我多次引用过关于美国的研究，在美国一个高科技劳动力移动到一个城市去，它会带动五个劳动力需求，其中有两个是高端的服务业劳动力，另外三个是集中在消费型生活服务业，而这三个人技能水平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按照美国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内移民情况来看，一个移民流入地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配比是1：1的关系，两者是“互补”的。如果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大家想想，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已经吸引了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流入，但是在政策上却限制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由于存在互补性，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带来大量对低技能流动力的需求，但是后者的供给却被移民政策（户籍制度）限制了。我们有证据告诉大家，户籍制度越严的城市，其吸引低技能移民的比例是越低的。大家想想，需求大大增加，供给却被管制住了，当然在劳动力市场上它的价格就上升。于是，在数据上可以看到，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得比高技能者更快，在大城市也是这部分劳动力明显更为短缺。有学者认为，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在城市内部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这说明户籍造成的歧视在缩小。而我认为，已经有的研究恰恰说明，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趋势是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歧视造成的。

城市发展一方面需要移民，但是移民的确带来很多相应的问题，中国城市未来所面临的真挑战必须在政策上得到应对。首先，未来中国面临全球竞争，还将向国际移民（在国家间主要是高端人才）采取越来越开放的政策。如果既有的政策不加快改革，未来如果一边在欢迎国际移民，一边在管制国内移民，一定要避免这种局面出现。第二，移民带来互补性和多样性，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好事，尤其是文化和科技领域，文化和民族多样性有益于产生重大的思想，特大城市的真正挑战在于，不同的人习惯、文化、宗教都不一样，如果移民的融合做得不好，多样性就可能转化为冲突。如果移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的，那么，促进移民在人口流入地的融合就是必须的。在西欧，问题不是出现在移民上面，问题是有移民、缺融合。中国今天在特大城市如何去应对大量增长的国内和国际移民的各方面影响，促进社会融合，应该立即提上议事日程，不能再拖了。

各种各样的研究都说明，移民对于人口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益的，但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的确会带来一些新挑战。低收入、低技能的移民在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他们在为城市发展做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城市无法运转，商务成本和服务价格都会提高，城市竞争力会受影响。但恰恰是因为低收入、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差距。因此，在人口流入地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城市的收入差距不至于引起负面的社会后果。对此，应对的办法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用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缩小由低技能、低收入移民流入所带来的社会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就需要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国家和地区做出非常明智和长远的政策选择，不能用非常保守和狭隘的眼光把公共服务仅限于原住民，当政府这样做的时候，不仅没有缩小常住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是在扩大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在最近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将公共住房覆盖到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这个政策导向应该尽快落实，只有这样，人口流入地才可能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双赢。

环球视野

互联网成世界经济新引擎

罗洪啸 香港《文汇报》2016年1月25日

“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在联合国发展峰会提出的战略构想正在从战略构想变为现实。2016年1月21日，全球能源互联网投融资高层研讨会在香港召开，来自国际组织、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咨询公司与电力企业等方面的80多位代表出席，共同研讨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投融资模式。

中国国家电网董事长刘振亚在会上表示，在当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覆盖全球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产业链长，对经济增长具有强劲拉动作用，到2050年全球能源互联网累计投资有望达到50万亿美元，投资全球能源互联网就是投资未来。

刘振亚指出，世界能源发展面临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三大难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施“两个替代”，摆脱化石能源依赖，实现清洁能源占主导。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实现“两个替代”和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实质就是“特高压电网+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全球能源互联网就像人的“血管系统”，信息互联网就像“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已经互联，“血管系统”也一定能够互联。

创新投融资模式

全球互联网的建成曾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未来30年全球能源互联网有望接棒互联网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动力。刘振亚分析指出，金融的根基是实体经济，金融发展必须面向实体经济。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覆盖全球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产业链长、带动力强，对经济增长具有强劲的拉动作用，将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业态和新产业，是未来实体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将为金融业发展创造新需求、开辟新领域、提供新机遇。

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能为全球能源互联网重大项目投资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障。刘振亚认为，金融业要积极探索建立基于全球能源互联网，覆盖能源生产、传输、消费全环节的新型商业模式，推动构建新型投融资平台；要依托国际资本市场，实现融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和资金配置全球化，提供具有竞争力的金融解决方案。国家电网公司正在研究推进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亚洲-欧洲、非洲-欧洲等一批跨国跨洲联网示范项目，愿与各金融机构开展投融资合作，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取得新突破。

香港金融业大有可为

在会议前夕，刘振亚还专门拜访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仇鸿。仇鸿对全球能源互联网理念表示赞赏，表示香港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具有为全球能源互联网提供金融服务的有利条件，希望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为促进香港繁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研讨会是继中美、中欧技术装备研讨会后，聚焦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又一次高水平研讨会。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高盛、埃森哲、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麦肯锡、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桑坦德银行、麦格理、毕马威、罗兰贝格、日本软银、日本可再生能源基金会、法国电力公司、英国国家电网公司、俄罗斯电网公司、韩国电力公社等方面的高管和专家参会。研讨会对于促进国际金融领域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级工程藏50万亿美元商机

全球能源互联网作为推动全球能源共建共享的世界级工程，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具有广阔的投资机会。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副总会计师李荣华分析指出，全球能源互联网预计到2050年初步建成时，累计投资将超过50万亿美元，形成若干个万亿级的投资板块，催生众多新兴产业，将为全球投资者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复杂的巨系统，涉及能源生产供应的各个环节，涉及能源投资与消费的互动，涉及跨地域的资源配置，涉及不同国家的监管环境，因此其商业模式不应该是单一的、固化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应体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特点。

建立服务平台 推动PPP模式

李荣华表示，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将坚持三条基本原则：一是着眼全球配置资本、融通资金；二是遵循能源发展规律，健全能源监管政策，鼓励商业和技术创新；三是以开放、协作、共赢的互联网精神推动广泛合作。

对于具体的投融资模式，李荣华认为，全球能源互联网覆盖地区广、投资金额大，需要构建多元化、多主体、多层次的投资体系。各类投资主体可综合利用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合作开发等多种方式扩大投资合作。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经验来看，PPP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项目投资模式。为加快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需要从三个层面推动PPP模式的创新应用：一是建设综合性服务平台；二是培育具有主导力的投资实体；三是综合运用多种投资方式。

多渠道融资严控风险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资本密集型的巨系统，资金需求庞大，对于项目风险的控制，李荣华表示，各方要依托国际资本市场，发挥各方资信优势，综合运用各种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传统融资与创新融资工具，构建经济、可靠、多元、灵活的融资保障体系，实现股权融资主体多元化，债务融资渠道多样化，资金资源配置全球化。具体而言，探索多元化的股权融资，开展多样化的债券融资，争取多层次的授信支持，探索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基金，开展多种形式的融资租赁，推动政府给予财政支持，积极开展融资方式创新。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王益民在此次会议总结发言时表示，全球能源互联网代表着未来几十年的新兴的投资机遇，是高回报，而且持久稳定的投资品。国际上许多金融机构已全面研究了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运营模式与盈利模式，并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这些经验也会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并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加快发展。

学术前沿

解读2016年“一号文件”

201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十三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围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特别是以发展新理念引领农业农村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政策、新举措，对做好今年“三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往年的“一号文件”相比，今年的“一号文件”有什么不同？“一号文件”的重点是什么？对社会发展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本期我们搜集了多位专家、学者对2015年GDP数据的解读，整理成文，供领导参考。

一号文件的亮点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我们国家实施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就是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一号文件的标题就叫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文件通篇贯穿了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个理念。要想真正落实好针对农业的实际情况，我想这里面主要在两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思路、改革政策，以及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第一方面，加快农业现代化。农业不仅仅简单追求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怎么能让它更加符合当前需求变化的需要。第二方面，当前农民的收入增长，也面临着一些不少新的情况和问题。这个文件在贯彻五大新的发展理念的同时，聚焦在农业当前面临的这两个问题上。一个就是要推进农业的结构性改革，让农产品的生产更加符合市场的需要；第二个就是要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文件的突出的亮点。（人民网 2016年2月4日）

认清一号文件的主旋律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姜文来：“一号文件”围绕着“发展、农业现代化、全面小康”主题词，制定“三农”的目标、政策、路径和保障措施，为“三农”问题解决指明了新的正确方向。纵观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展”、“改革”作为两大高频词，成为其主旋律。 “发展”成为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高频词，文件有80处提及发展。如今的发展和以往的发展具有不同内涵，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还包括质量上的提升，是全面的发展，其发展的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改革”是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另一个高频词，文件中共有31处提及改革，这意味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三农”问题“发展”与“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命运共同体，要发展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通过改革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通过发展为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正确处理“三农”问题中的“发展”与“改革”问题，也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之间面临的重大课题。（红网 2016年2月4日）

持续聚焦“三农”彰显“三农”“重中之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地位。文件提出，到2020年，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粮食产能进一步巩固提升，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产品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农民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村社会治理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今年一号文件强调要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提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对解决“三农”新老问题、有序推动农业现代化、确保亿万农民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北京青年报》2016年1月28日）

“农业现代化”连续三年“入题”含义深远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当前，我国农业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迫切需要通过落实新理念，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提升竞争力，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对此文件提出，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着力强化物质装备和技术支撑，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农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的行业，我国现代农业的基础不牢，水利等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在物质技术装备、基础设施方面着力，建立健全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四川农村日报》2016年1月29日）

将农业环境问题摆在重要位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曹明德：目前，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确比较严峻。比如，农药、化肥残留问题；土壤重金属残留问题；规模养殖对水体的污染问题等。面对资源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从而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指出了明确方向——加快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加强农业生态治理”的提法相比，今年的“加快”意味着对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需要提速了。对于农业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相关政策法规比较分散，缺乏一部有针对性的法律来规制这些问题，比如对污染严重的耕地进行分类，解决农村垃圾、污水处理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基本形成改善农业环境的政策法规制度，意在加强顶层设计。（法制网2016年2月1日）

提出强化食品安全责任制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食品安全责任制，把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作为衡量党政领导班子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因为食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食品安全责任制包括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下一步,从中央到地方应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此举或意味着“舌尖上的安全”将与领导干部的“官帽”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央的表态,地方相关官员感觉压力大是必然的。此举也正是为了督促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新华网 2016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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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中国经济发展先发优势 台湾“中央日报网路报”1月4日报道，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目前亟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我们应当注重制度供给，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动力源，主要是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五大因素，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发现这几大因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贾康表示，中国的供给侧发力涉及怎样打造升级版的应对资源环境矛盾凸显压力的调控以及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与解决的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财产配置等相关的制度建设这一系列挑战。当经济下行曲线较为陡峭时，合理范围内的需求管理措施是必要的，但在采取需求侧刺激政策时，一定要特别注重结合供给管理，综合考虑供给侧效果，从而实现动态平衡。

中国财政部长释放“新土改”提速信号 香港“中评社”1月6日报道，在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释放出即将加快农村土地改革的信号后，分析人士认为楼继伟的这种表态是农村土地权利重大改革的前奏。德佑链家市场研究部总监陆骑麟说，农村土地商业化是一个极其宏大的想法，但也将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这项改革很容易陷入泥潭，除非决策者和实施这项改革的部门给农民带来切实的好处。农村土地商业化是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政府还需要制定出合理和有吸引力的补偿方案，促使农民放弃其最值钱的资产，换取资金到城里购置新家。一些分析家说，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缓慢推进的策略进行土地权利改革，在一些富裕省份，如浙江等，先进行改革试点。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内地一些地方政府已率先进行改革，征用农村土地出售给开发商或制造商用于建房和工业项目，并重新安置农民。

人民币入篮是迈向金融强国新起点 澳门《新华澳报》1月26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投票决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是国际货币改革进程中的一次重大事件。正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言，IMF的决定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SDR(特别提款权)是IMF所创设的一种辅助的国际储备资产，是由IMF所担保的，SDR(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是对国际货币影响力的一种表征，是可以自由兑换国际储备货币的一种“权利”。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产生的综合效益才刚刚开始，“入篮”并非是终点，而是推进中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新起点，更是中国倒逼自身金融体系改革和金融市场效率提高的助力器。未来中国需要借此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的契机，积极调整储备资产配置结构，以“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为平台，着力构建有效运转辐射全球的投资交易与支付清算体系、信用评级体系与金融安全保障体系，全面提升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与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

两岸农业合作新契机 台湾《旺报》1月7日报道，上海社科院世纪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盛九元指出，大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此次会议所展现的新意看，可以透析出今后大陆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也可以从中探寻两岸农业合作的新契机新空间。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两岸合作有利于共同繁荣，特别是大陆市场及持续增长的态势对台湾经济复苏与发展的意义尤为重要，而大陆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也需要有效的引进与借鉴台湾的优势资源，因此两岸合作的深化难以逆转。随着合作的深化，两岸需要不断探索新合作模式与路径，而农业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为其它领域的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更可以促进两岸民众的共同福祉。

亚洲金融危机对当下的三点启示 英国《金融时报》1月26日报道，2016年刚开始，香港金融市场便遭受了大规模的冲击。考虑到当前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越发相似，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为防止亚洲金融危机重演，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亚洲金融危机的以下三点启示可以供参考：一、货币一次性大幅贬值往往是危机的开端，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一次性贬值的教训提示我们，认为一次性贬值策略可以解决问题太具有理想化色彩。一次性贬值很难达到所谓的理想中的合理水平，反而助长贬值大幅超出预期，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二、增强资本流动可以，但重回资本管制需谨慎。建议一方面继续放开资本流入的管制，暂停进一步鼓励资本流出的措施，特别是严堵资本外流的非法和灰色渠道，如地下钱庄等，另一方面通过反洗钱和宏观审慎工具，如采取托宾税的方式，降低资金外流的压力，稳定市场预期。三、政府干预市场需要对症下药。防止亚洲金融危机重演，从各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此时中国切勿采取一次性大幅贬值与资本管制的方式应对危机。相反，保持定力，稳定预期，加大与市场沟通仍然是防范金融危机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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