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

一是城镇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快，对协调推进文物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挑战。“十三五”期间，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深入推进，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这意味着未来5年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城镇化建设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仍不容乐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20年间有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2014年，国家文物局抽查的10个区县不可移动文物平均消失率达4.7%。一些传统村落的文物建筑损坏加速。文物安全也不容忽视，近3年各地上报文物犯罪案件591起，文物火灾事故45起。

二是群众文化需求多元多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对合理适度利用文物资源提出了新要求。群众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社会需求侧的重心正向中高端移动，历史文物不再是“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井喷”态势，文物的合理开发利用还有很大潜力。一些地方存在过度开发、忽视保护的现象，只讲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以文物利用为名搞开发经营，甚至把文物建筑变为私人会所。如何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把握好利用的“度”，是摆在中国文物工作者面前的现实任务。

三是文物数量倍增、社会关注度上升，对文物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提出了新任务。近年来，文物的数量翻了近一番。十年间，不可移动文物从约40万处增加到76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352处增加到4,296处，馆藏文物从2,000多万件/套增加到4,000多万件/套。与繁重的保护管理任务相比，文物保护队伍严重不足、结构不尽合理、专业人员比例偏低；资金缺口依然较大，地方文物保护经费普遍偏少，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资金难以落实；文物市场联合执法监管机制尚未建立，违法经营和虚假鉴定时有发生。提升文物科学管理水平，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任务更加繁重。

“十三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主席对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十二五”时期文物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指明了“十三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的前进方向。

正在编制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在指导思想、主要发展目标上，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既注重在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又注重微观上的区域差异和可操作性。在整体布局上，既突出世界文化遗产、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又强调对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既突出抢救性保护，又强调预防性保护。同时凸显博物馆建设、文物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法治建设。在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政策凝练上，提出了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举措，特别是国家记忆行动计划、“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长城保护、“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展示体验区建设等重大项目均被列入国家规划。此外，文物登录制度、文物保护补偿、文物保护公益基金、文物督察、文物保护责任追究等重大政策为规划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实现“十三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目标，文物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深化改革，加强协作，简政放权，提升服务，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市场三方面的力量，真正使文物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坚定追索非法流失文物

由于复杂的历史等原因，中国是世界上文物流失严重的国家之一。对于被盗流失文物，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一贯鲜明的，对非法流失文物追索主要通过外交、司法和民间三种途径：第一，通过外交途径，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返还工作。目前，国际社会通过努力已经制定了一些旨在打击文物犯罪、促进非法流失文物返还的国际条约。此外，近年来，中国还与美国、瑞士、意大利、澳大利亚等19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促进文物返还的双边协议。这些国际条约为我国非法流失文物的返还提供了日益牢固的国际法保障。近年来，中国已经借助这些国际条约成功地实现了多批珍贵文物的返还。例如，2011年和2015年，依据中美双边协定，通过和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部门合作，共促成2批共36件文物和1件古生物化石返还中国。2013年，法国皮诺家族向中国返还了2件圆明园流失的兽首铜像，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中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展线上展出。2015年，通过中法两国政府友好合作和相关人士积极努力，促成原藏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32件甘肃大堡子山流失金饰片返还中国，之后又促成法国古董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安向中国返还24件大堡子山流失金饰片。

第二，通过司法途径，在文物流失目的国的法院，通过提起司法诉讼要求返还。对于那些证据确凿的被盗流失文物，中国政府在仔细研判相关国家国内法的基础上，积极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开展文物返还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在英国法院起诉将我国3,000余珍贵文物非法走私到英国的犯罪嫌疑人，并通过数年的诉讼，最终于1998年胜诉，成功追回这批文物。2001年，中国政府通过参与在美国纽约法院的司法诉讼，从美国追索回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被盗武士浮雕像。2008年，中国政府在发现一批珍贵被盗的中国古代文物流入丹麦后，向哥本哈根地方法院提起文物诉讼，并获得胜诉，从而追回了国宝。这些成功返还的司法诉讼，打击了文物跨国犯罪的嚣张气焰，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政府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坚强决心与能力。

第三，通过民间途径，促进非法流失文物返还。民间在文物返还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可以为流失文物返还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并在流失文物调查及具体案例调查取证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此外，不少爱国人士主动捐赠流失海外文物，也促成了许多文物回归祖国怀抱。2009年，美籍华人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捐赠9件周代青铜器；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郭炎先生捐赠33件甘肃大堡子山流失秦国金饰片。

推动追索流失文物工作，需要国际法律环境的进一步完善，需要文物目的国、转运国和地区的积极配合，对文物进出境进行监管，从而构建打击文物非法贩运和促进流失文物返还的国际体系。

内地与香港的文物交流更深入务实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与香港地区的交流合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发挥文物展览交流的重要作用。国家文物局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充分发挥文化遗产资源优势，有计划、有重点地策划、组织、举办了一系列高水平、有影响力的文物展览项目。从2011年起，共举办31项赴香港展览和 8项香港引进展览，其中不乏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展览项目，如2012年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为庆祝香港回归15周年在香港举办《一统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恒国度》展览，在展品数量及一级文物比例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为香港民众献上了一份重量级的文化盛宴。

二是形成内地与香港文化遗产主管部门机制性交流。2011年，国家文物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签署了《关于深化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协议》，此后以年度工作组会议的形式进行机制性交流，在文化遗产保护、文物展览、人员培训与交流、打击文物走私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制度化、常态化。

三是通过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文化遗产活化再利用研讨会”，形成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文化遗产交流新亮点、新平台。该研讨会肇始于2013年，由国家文物局发起，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与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已成为文化遗产领域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共同参与的第一个机制性交流平台和明星品牌，在四地轮流举办，每两年举办一届，前两届分别在天津、台湾举办，第三届拟于2017年在香港举办，并作为香港回归2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研讨会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文化遗产利用的成果，探讨和交流各自的实践经验，推动文化交流向更深入、更务实的方向发展。

三农问题

中国青年成为扶贫“主力军”

澳门《新华澳报》2016年8月13日

严林梅在湿滑的山道上冒雨走了一个多小时，她放心不下今年才种下的脆红李，赶过去照看。在刚刚建成的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大学生“村官”创业示范基地内，严林梅带领当地村民栽种了一批果树。

团林村的贫困户姚贵均说，大学生“村官”带头创业，“我帮着种种树，一天能挣60块，赶到农忙时，一天能挣100块。我看这片荒山以后能变成金山”。

眉山市委组织部下派团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付子瑜说，创业基地采取大学生“村官”、建档立卡贫困户与业主联合入园，让创业项目带动贫困民众脱贫致富。

在眉山，领办了精准扶贫示范项目的大学生村干部，占到了全市大学生村干部总数的三成。一批“电商书记” “紫薯村官” “柚子书记”成为全市大学生村干部创业成功的知名案例。

青神县白果乡甘家沟村党支部副书记、大学生村干部蒲楠在村里建立电商服务站，不仅将甘家沟的椪柑、土鸡等特色农产品卖到成都、北京等大城市，还培训带动20多户村民做起了电商。目前，全村电商从业人员100多人，这些村民年均增收两万元。

中共十八大设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到2020年，全国50000多万人口要实现脱贫。

中国社会的大力帮扶，也让一大批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看到了回乡创业的希望。

陈华清在４年前结束打工生活，回到故乡广东省连州市联西村。广州汽车工业集团驻村扶贫干部夏强告诉陈华清，村里的电灌站马上就会修好，种粮种菜不必发愁了。工作组还为村里请来了农技员给农民免费上课。陈华清白天忙完农活，晚上就到村委会学习种菜。当年，陈华清一家收入就翻了番。

第二年，陈华清和哥哥决定大干一场。他说：“扶贫组给了思路，有了条件，这么好的平台可以好好施展。”他在本村租了80亩地，种上了水稻、烤烟、菜心，还有可以卖到200元一斤的竹荪。

农忙的时候，陈华清还雇了本村和外村10多户贫困户来帮忙。陈华清一家这一年忙下来，添了三大件：新房、犁田机、汽车，人均年纯收入将近1.2万元。

陈华清脱贫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联西村村委会的墙上，张贴着242户有劳动力贫困户“脱贫大数据”，详细记录了2013年“双到”扶贫开始以来的每户人家的情况。

据广东省扶贫办介绍，2013年以来，近8000名驻村干部带着项目和资金，沿着弯弯的乡道山道，来到2500多个重点帮扶村，逐村逐户制定扶贫开发方案，约250万名贫困群众受惠脱贫。

在中国西部，中国青年把传统的养蜂做成了致富产业。去年，大学毕业的陈泽恩携新婚妻子来到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孟垣乡小石沟村，一同养起了土蜂。今年，陈泽恩的养蜂规模扩大到了200多群，预计产蜜２吨，收入30万元。

“我想借助生态优势，带领村民把土蜂产业做大做强。”陈泽恩养蜂越来越红火，也让周边的贫困户心动。一些农户按开始学习陈泽恩的技术。70岁的李风刚说，今年按照陈泽恩的“洋”办法养了６箱土蜂，不用太多劳力，也不用太操心，仅１个月就产蜂蜜30斤，一斤蜂蜜能卖100元左右。

最近，陈泽恩正忙着注册公司和商标品。他说，土蜂养殖亟需政府加强科技服务和资讯服务，从作坊养殖向企业转变，增加产品附加值，才能带动更多的农户脱贫。

除了向土地要财富，贫困农村的青年还把眼光投向了祖父辈甚少涉足的领域——旅游业。

位于江西省井冈山黄洋界脚下的神山村山清水秀，长年云雾缭绕。在政府、企业、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神山村对接上了井冈山旅游发展的步伐。

左香云的农家乐今年２月底开张，生意节节攀高。“上周７天，天天客满，生意很不错。”他白天开门迎客，下午出门送货，一刻没闲着。

“我尝试着用竹筒代替酒瓶，并灌入自家酿造的米酒，客人很喜欢这种原生态的商品。”左香云发现这一商机后，在今年６月份申请注册了“神山竹”米酒品牌，将它销售到茨坪等地，月营业额近３万元。

神山村有近5000亩毛竹，竹制商品每年消费１万个竹筒，产值超过10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黄承忠说，目前，全村仅仅从事“农家乐”的农户就达17户，为此还成立了旅游协会理事会对其进行管理。

“网际网路＋”效应 年轻人回乡 网农带动网购与脱贫

台湾《联合报》2016年8月13日

“网际网路＋”的大潮正在中国农村引发一场特别的“上山下乡”运动。受这股热潮影响，城市知识青年正转型成为一个新群体—“网农”，他们进入农村电商且正促进农村变革。

中新社报导，湖南永州东安县“九十后”大学生蒋倩路去年辞掉导游工作，回到农村成为农村淘宝合伙人，帮助农民在网上代购农资农具和生活用品。

蒋倩路说，农民刚开始相当抵触互联网，甚至认为是骗局。通过普及互联网意识、亲自体验网购后，他们享受到实惠和便利，开始主动触网，改变传统消费习惯，现在大大小小的物品都在网上买。

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阿里农产品电子商务白皮书（2015）”显示，截至2015年底，阿里共在中国招募12000多名农村淘宝合伙人。

在拥有六百余万人口的永州市，电商从业人员近10万余人，其中农村电商从业人员六万人，本科以上学历的占16%，还有部分硕士研究生被吸引到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当中。

“网农”群体正在迅速成长，成为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主力军。在贵州、安徽、福建、重庆等地，许多白领也均选择回到农村利用网路创业。

农村电商吸引农民工、大学生等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带动农村人脱贫致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升级，重现农村生机，催生更多机会。

互联网促进农村变迁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令各大电商都争相挺进乡村。其中，阿里巴巴将在三至五年内投资100亿元人民币，在农村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

青岛光伏小镇“种太阳”赚钱 年发电2.2亿度

农民搭上致富快线

胡卧龙 香港《大公报》2016年8月6日

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再生能源利用最重要一环，青岛大信镇出现大大小小农业光伏棚，将“种田”与“种太阳”合二为一，当地近700亩的工业园及面积达9000多亩的光伏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年总发电量将达到2.2亿度，可供7万多户普通家庭使用一年。获取免费电力不在话下，不少农民踏上转型绿色快线，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质的转变。

上述建设由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昌盛日电董事长李坚之接受大公报记者专访时称，公司以“光伏农业产业园区”为载体，成功探索出新的产业模式，集新能源综合应用、造血式扶贫、农业“创新、创业、创客”及农业全产业链经营于一身。目前，公司已在内地27个省市布局和落地，计划2016年布局100个光伏农业产业园区，并以每年50个左右速度增加。

发电出售农民收入翻倍

“种太阳”源源不断创造绿色能源，并直接带动当地农民生产方式、就业方式的转型。大信镇随处可见顶部铺了光伏发电板的农业大棚，棚内种植各种农作物。只要有阳光，农民便可透过棚顶太阳能发电组件“收割能源”发电，满足棚内照明、灌溉等农耕作业用电需求，剩余电量并入国家电网产生收益。据李坚之介绍，昌盛日电在内地率先推出了“光伏加农业”发展模式提升土地收益，农作物比原来产的多， 还有额外发电收入，农民收入翻倍，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质的变化，有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农民把土地流转给企业，获得固定的转让收益。企业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部分农民则利用园区提供的平台创业。李坚之认为，通过创业获得比工资高的收入，对农民好处显而易见。园区进行资源配置，把农业生产活动整合成有序工业流程，同时可接受专门服务，把大棚承包给城里的人，按客户需要进行种植。原本的第一产业变成了第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在农业转型升级方面实属巨大突破。园区还开展农庄休闲旅游、大棚采摘等旅游项目，丰富了综合农业园区内涵。

山东光伏扶贫惠及10万户

“光伏扶贫”是国家十大精准扶贫之一，国家明确表态支持光伏扶贫。国务院扶贫办下发了《光伏扶贫实施方案编制大纲的通知》，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性光伏扶贫方案。

山东省发改委等部门6月底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市根据本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布、光伏建设条件、电网接入消纳等情况，通过3年时间力争惠及1000个扶贫工作重点村、10万个贫困户。李坚之认为，山东此次放弃商业性指标，全为扶贫指标，扶贫工作做得非常实在。光伏扶贫有持续特征，一次投入后，至少可以保证给老百姓20年的持续收益。

社会观察

中国后发优势的最新期许

孙雪 香港《亚洲周刊》2016年8月7日

中国在互联网+的前卫与创新精神，若向政治领域渗透，可发挥后发优势，让昨日的痛苦，成为明日突破的动力。

这是后发制人？在西方世界出现的网红现象，却在中国转化为一场资本的狂欢，投入估值高达亿元的资本运作，让高人气的网络红人可以刺激商品的畅销，或是成为一种独特的商品，开拓过去不敢想像的市场。

这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操作，建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落实“规模经济”的优势。本来只是搞笑与恶搞的“段子手”，挟高点击率的力量，与淘宝店主结合，开创了网红经济的新天地。

中国的网红现象，展示了中国“互联网+”的最新发展，遥遥领先全球，让西方发达国家目瞪口呆。

这也使得学界反思中国发展的路径，往往具有后发制人的特色。公元两千年间，国际上还在猜测，中国的高铁究竟是采取德国系统、法国系统还是日本系统？但最后中国是吸纳了这三个国家高铁的特色，融为一炉，加以创新，发展出中国自己的系统。从二零零四年开始，中国高铁的建设驰往世界第一的方向，建了近两万公里的高铁，将全国发展为一日生活圈。

同样的，中国的电子金融和第三方支付也是从落后到超前发展，领先全球。仅仅是几年前，中国的信用经济与信用卡业务还是落后于全球，商业交易还是靠现金，消费者甚至抱怨那些又脏又皱的小额钞票暗藏细菌，但不旋踵间，中国的电子支付突然跃升为全球第一，连到菜市场买烤红薯，都可以用微信支付，更不要说在淘宝等电商购物，都用支付宝，而阿里巴巴的营业额，更是胜过美国亚马逊与Etrade的总和。

这都是中国后发制人的例子，过去的落后，反而成为今天与明天快速发展的跳板，可以没有任何的包袱，不会被既得利益集团所阻扰。香港、台湾在电子支付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就是因为现有的利益集团不肯轻言改变现状，以免损害到自身的利益。但在神州大地，恰恰是因为过去的落后或是一无所有，在空白的版图上，反而可以很快地画出最新的愿景，点石成金。

如果这是中国特色，那么中国在政治制度创新与人权保障的发展上，是否也将会有后发的优势，消弭权力缺乏制衡的缺点，实现中国人的梦想？

这也是中国发展的最新想像。后发制人的优势，如何落实在政治改革上。当习近平全面打贪，获得民间的支持，但知识界也思考打贪如何走上制度的轨道，而不是靠人治的判断。中国过去在法治上的落后，是否可以成为明日法治发展的优势？

中国在网红、高铁、电子金融等领域的后发优势，也将成为中国制度创新的最新灵感。现代政治学所强调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见证中国急起直追的势头。近年中国国力飙升所累积的治理经验，正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铺垫。中国在互联网+所展现的前卫与创新的精神，也肯定可以向政治领域渗透，后发制人，让昨日的痛苦，成为明日突破的动力。

中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潮吗？

刘育英 法国《欧洲时报》2016年8月3日

经济下滑大背景下，中国的就业会出问题吗？一方面，传统工业领域大规模产能过剩，官方意志坚定推“去产能”，大约会造成近90万人失业；另一方面，中国今年还面临765万的大学毕业生寻找就业岗位。同时，经济不景气意味就业机会减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1至6月，内地城镇新增就业71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7%；二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数据良好背后，并非没有隐忧。

新经济成为“蓄水池”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表示，“稳增长根本是为了保就业”。就业的稳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结构转型大框架下，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提升，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更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表示，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点所创造就业人数已从金融危机前90万人增到2015年的193万人。如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递产业，北京交通大学和阿里研究院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总数达到了203.3万人，预期到2020年电商物流从业人员将达到600万人。

其次，以互联网、高技术、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成为新的就业“蓄水池”。根据滴滴出行发布的一份报告，目前，在中国已有50万钢铁煤炭产业工人通过开网约车再就业，山西、四川、黑龙江煤炭钢铁司机占比最高。网约车的出现缓解了结构性失业的冲击，为低端劳动力提供了机会。

此外，官方大力推动“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日益吸引农民工创业，大学生加入创业行列。仅在淘宝和天猫平台上，就提供了上千万人就业。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报告》，内地劳动力市场二季度整体就业形势摆脱了一度的下滑。

就业隐忧：自愿失业

在看好就业前景的同时，梅新育发现，“自愿失业”这一现象值得重视。目前社会上片面追逐物质报酬之风盛行，但收入增速下滑、新增就业机会中中小企业多而大型企业少可能造成劳动者期望落差，进而损害劳动热情，从而损害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近日发布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称，“十三五”期间全国中小企业年均吸纳新增就业800万人左右。中小企业将成为就业主战场。但不少劳动者宁可暂时失业也不愿“屈就”低于自己期望的工作岗位。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总体思路中包括“社会政策要托底”一条，本来就完全有能进一步激励自愿失业现象蔓延；新增就业机会结构变化、工资增幅下调还可能给自愿失业现象火上浇油。

1996年起，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才自1983年以来第一次突破3%，2002年第一次突破4%，现在连续十年保持在超过4%的水平，其中一部分应当归因于自愿失业增多。

梅新育说，中国能够跃居第一大工业国，关键在于国民普遍具有的其他国家所不及的勤奋和自我奋斗精神。如果这样的精神衰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综合治理

水淹武汉反思：建设海绵城市迫在眉睫

金姬澳门《新华澳报》2016年8月16日

武汉“看海”成常态？

2016年夏天，南方的暴雨来势汹汹。不仅多地连续遭遇强降雨侵袭，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长江也出现今年第1号洪水。6月30日以来，湖北遭遇今年以来最强一轮降水过程，成为南方暴雨洪涝的重灾区。尤其是遭遇5轮强降雨的武汉，面临隧道滑坡、圩堤溃口、市内多处路段渍水等城市内涝问题，成了名副其实的“江城”。其中，部分社区居民的汽车严重泡水，甚至长出了青苔。

7月6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从湖南岳阳乘高铁急赴武汉，一路上大雨如注。李克强一下车，直奔青山区长江干堤倒口湖堤段管涌现场指挥抢险救灾。而就在一个半月前的5月24日，李克强曾来到武汉CBD地下综合管廊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展。当时李克强就指出，地下空间不仅是城市的“里子”，更是巨大潜在资源，“你们要用好这一资源，拓展新空间，再造新武汉”。不曾想到，时隔一周后启动的暴雨模式，让武汉陷入尴尬。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镇水务与工程分院资源能源所所长王家卓指出，武汉这次洪涝灾害持续时间长，影响大，主要源于四个因素的叠加——连续超强的降雨、外江水位的不断上涨、本身蓄滞空间不足、排水能力不佳。

根据长江水文网的资料，自6月30日以来，长江汉口段的水位从25米迅速上升到7月7日（早8时）的28.36米，达到历史上第五高的水位。这直接导致雨水无法排入受纳水体中。同期，偏偏武汉遭遇了连续的强降雨。根据湖北省气象局公布的资料，武汉市6月1日至7月6日15时，降水量达932.6毫米，比1998年6月至8月的总降水量还多出了64.6毫米。持续的超强降雨，和这次长江高水位耦合在一起，加剧了这次洪涝灾害的破坏力。

武汉本身对于雨水的蓄滞空间也不足。曾经的“百湖之城”早已名不副实——武汉不少河湖、坑塘、湿地、沟渠、低洼地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丧失了对雨水径流的调节和蓄滞作用。雪上加霜的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武汉也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的问题，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欠账比较多。早在2011年6月，武汉遭遇1998年以来最强暴雨袭击，导致88处地段严重渍水。自此，网路上开始流传“夏天到武汉来看海”的段子。

长江流域防汛忙

武汉被淹不是个例。今夏长江流域地区，防汛形势十分严峻。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预测，今年6－8月主汛期内，长江中游局部地区降雨量将比多年同期平均值多五成以上。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指出，这次长江流域出现洪灾的主要原因是由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

根据国家防总、水利部防汛抗洪新闻发布会的通报，截至7月13日，2016年全国已有28省（区、市）1508县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口6074.67万人，因灾死亡237人、失踪93人，倒塌房屋14.7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约1469.80亿元，其中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271.37亿元。国家防办督察专员、新闻发言人张家团7月14日表示，长江中下游水位虽然在缓退，但大多仍在警戒水位以上，太湖水位缓退，但仍超过保证水位。

截至7月13日，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5省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共投入62.2万人（含部队3.08万人），6月30日以来已累计投入抗洪抢险777万人次；太湖流域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共投入1.3万人，其中浙江0.58万人，江苏0.48万人，上海0.28万人。

长江流域为何洪灾严重？九三学社中央此前的调研显示，由于大量梯级水库替代自然河流，泥沙被拦截沉积，2003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沙通量平均减少91%，致使中下游河道冲刷显著，河床骤降，江湖关系明显改变，崩岸、防洪和入海口侵蚀风险大大增加。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这就是说，今后在长江经济带，凡是有利于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的事要多做、快做，比如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而那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事要少做甚至不做，比如修建小水电、毁林开垦、过度放牧、围湖造田等。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共同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从大开发到大保护，体现的是生态文明的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海绵城市”待考验

李克强总理7月5日至6日在安徽阜阳、湖南岳阳、湖北武汉考察长江、淮河流域防汛抗洪和抢险救灾工作时指出，当前不少城市出现内涝，既有降雨集中的因素，也反映出城市建设历史欠账较多。

2015年，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至2015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地，全国平均每年有180座城市被水淹，2013年达234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与工程专业研究院副院长孔彦鸿表示，现在城市内涝多发现象严重，主要是因为城市发展太快，“发达国家用100多年时间完成城镇化50%过程，我们只用了30多年时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湖泊面积减少了15%，湿地退化了28%。

以每逢雨季必“看海”的武汉为例，近50年来，已有近100个湖泊“人间蒸发”；城区湖泊数量从1949年的127个下降到2015年的40个；湖泊面积从1987年的370.97平方公里下降到2013年的264.73平方公里。此外，2000年—2008年资料显示，江苏省城市不透水面积占比为65.73%，增加了10.19%；安徽省占比62.23%，增加11.85%；浙江省占比61.05%，增加16.63%……

法国文学家雨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为解决城市内涝问题，我国正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力争让城市内70%的降雨就地得到消纳和利用。2013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了建立海绵城市的重要性。2014年和2015年，住建部先后印发《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新版的《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则实现了海绵城市与地下管廊综合建设。

据悉，海绵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迄今为止，已有30个国内城市在试点建设海绵城市。

讽刺的是，武汉在2015年4月成为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城市之一。早在2013年，武汉还通过了《武汉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打算投资129.85亿元改造、完善市内排水系统，告别“看海模式”。

对于今年武汉还是发生内涝，武汉水务局解释，到目前为止，近130亿元的投资计划，只完成了40余亿元。相对于过去的“水淹全城”，今年情况严重的是近年发展较快的新城区，武汉市内原来的渍水点基本没有渍水，中心城区新渍水点主要分布在工地周边，这是因为围挡、渣土等改变地表雨水的走势，局部水量过大，从而出现短时渍水的情况。这些与武汉市近年来地下管网清淤、建设海绵城市试点工作有一定关系。同时，武汉水务局也承认，由于征地、建设等原因导致部分重要排水专案建设滞后。

其他“海绵城市”建设也面临一些难题，其中资金问题最为突出。来自住建部的统计资料显示，“海绵城市”建设投资约为每平方公里1亿－1.5亿元。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国家鼓励采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解决资金不足难题，但在实际运作中，一些企业对其预期收益率并不乐观。

环球视野

中国是否应该重新拥抱朝鲜

邓聿文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年8月8日

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导致中韩关系急转直下，北京对此进行了多次警告，包括采取反制措施。比起官方来，中国民间的厌韩和反韩情绪要激烈得多，即使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圈子中，主张惩罚韩国的声音也占主流。足见韩国这回是彻底惹恼了中国。

在各种惩罚韩国的主张中，有种看法认为，中国应该重新考虑和朝鲜的关系，调整半岛战略，甚至在必要时军援朝鲜。

鉴于萨德对中国的危害，如果北京决定要报复或惩罚韩国，并不使人奇怪，事实上，适度的反制无论对内对外都是必要的。目前北京可选择的反制“工具”很多，包括经济的、政治的，乃至一定程度上和朝鲜走近。但是，北京的报复决不能包含和朝鲜发展密切的关系，回到过去那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重新充当平壤的保护伞，尤其不能在朝核问题上立场后退。

原因在于，这样做损人不利己，不但会把首尔彻底推向美国，也将使北京被平壤彻底套牢，从而在东北亚形成一个美日韩对阵中朝，或者还加上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冷战格局。从长远来看，如此格局对中国的发展和战略安全非常不利。

韩国同意部署萨德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之前朴瑾惠政府一直对此犹疑，现在决定部署，其背后固然有美国及韩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但北京施压平壤不力让朝鲜核武器坐大致使首尔对北京失望，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北京认为自己在朝核问题上用了力，问心无愧，但首尔，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并不这么认为。在首尔看来，北京明明有能力迫使朝鲜发生改变，但却不做，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平壤，至少是不真心制裁朝鲜。既然北京靠不上，就只有靠华盛顿，靠萨德了。所以，北京在反制韩国时如果能够换位思考，或许就不难理解首尔的苦衷和无奈。

但北京也有自己的难处。另外，涉及到国家利益即使理解对方也并不一定能减少报复的程度。这是一个囚徒困境。不过，对北京来说，当决定惩罚韩国时，有必要考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什么才是中国在半岛的本质利益；如何确保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半岛双方在历史的竞赛中，谁能最后胜出；不搞清这些问题，中国的朝鲜政策和半岛战略就会失去方向。

中国不能和朝鲜发展亲密关系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及半岛现状来看，只要秉持正常的理智，不难判断，韩朝的历史竞争，最后胜出的一定是韩国而非朝鲜。道理很简单，因为平壤政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它的反人类性和高度封闭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脆弱的，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即使朝鲜得到外界大力援助，也不可能改变失败的趋势，最多只是延迟崩溃。在这个历史大势面前，如果中韩关系恶化，北京就会被首尔当做半岛统一的“绊脚石”，一旦半岛统一，将会出现一个敌视中国的国家。

以中韩双方的实力来看，北京当然可以对此不在乎。但要注意的是，统一后的半岛并非仅仅是韩国，背后还有美日，假如北京同美日韩抗衡，即使能够取胜，也将耗费大量国力，影响中国最终崛起。故而，中国在半岛的最根本利益，是避免在半岛统一后出现一个对北京不友好的政权，确保这一点的关键是，中国今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和朝鲜发展亲密关系，如果平壤不改变的话。

中国国内有一种看法，维持半岛现状并将之永久化最符合中国利益，这样半岛双方都需要中国，中国可以在半岛做到游刃有余。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在一定时期内或许对中国有利，但从大历史观来看，将得不偿失。因为它会遇到两个障碍：一是需要高超的平衡艺术，尤其在一些关节点上，如果稍处理不慎，两边都得罪。北京这些年来其实就是按照此种方式来处理半岛事务的，可是一遇到萨德问题，中韩关系就打回原形。二是正如前面所说，朝鲜迟早是个失败的国家，北京这样处理在半岛统一后不会得到韩国感激。

韩国国内就有声音认为，中国要为半岛分裂负责，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当年的入朝作战，韩国早就统一半岛了。所以中国有义务帮助韩国完成统一，而维持半岛现状会被韩国视为阻扰半岛统一。

因此，从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北京不应重新调整半岛战略，发展和朝鲜的密切关系，更不能军援朝鲜。韩国虽然决定部署萨德，但并不表明韩国已完全倒向美国，但假如中国重新拥抱朝鲜，就会把韩国推向美国怀抱。

中国目前的半岛战略是在多次试错，应对朝核危机的挑战中一步步形成的。由于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器，北京不得不从长期以来和平壤的特殊关系中后退，过渡到目前的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个转变非常艰难，对很多人来说甚至是痛苦的。

尽管如此，也要看到，中朝关系的转变并不彻底，随时有可能在外界的刺激下滑回由过时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构成的旧状态。目前似乎有这样的苗头。虽然到现在为止北京并未采取报复措施，表现还算克制，但也在尝试着改善和平壤的关系。前不久中朝首脑互祝《中朝友好互助条约》55周年似乎发出了这个信号。条约具有结盟性，过去几年这个条约事实上名存实亡，但现在它又重新提起，不排除向外界传达，中朝两国是一对条约盟友。

另外，朝鲜三号人物崔龙海最近的访华也值得解读。崔虽然是为出席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而取道中国，但停留三四天却也罕见。中国官媒没有对他会见中方官员的报道，但可以想象，崔不可能在北京几天时间都呆在朝鲜使馆内，所以，一个合理的假设是金正恩会授权崔利用这几天时间，同中方探讨如何改善两国关系的事情。韩国外长尹炳世以中朝外长日前在老挝举行过会谈为由，认为对崔访华无需过度解读，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

北京是否接受平壤递过来的橄榄枝外界自然不清楚，但从表象来看，王毅在会见朝鲜外长时重申中方将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至少表明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尚未松口。萨德归萨德，朝核归朝核，前者对中国危害巨大，后者对中国危害也不少。两者虽有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故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目前来看，在具体部署中，萨德问题并非没有谈判协商的空间，若中国重新拥抱朝鲜，则只会进一步激化中韩两国的矛盾。最高限度，北京若为应对国内民意，同时警告韩国，可以把亲近朝鲜作为一种姿态和一种策略手段来使用，但切勿往里填充实质内容，尤其在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必须守住无核化底线。在首尔看来，北京明明有能力迫使朝鲜发生改变，但却不做，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平壤，至少是不真心制裁朝鲜。既然北京靠不上，就只有靠华盛顿，靠萨德了。

学术前沿

解读“G20峰会”

2016年9月4日，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峰会），将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拉开帷幕。届时，G20领导人及10多位特邀国家的领导人将来华参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G20峰会，牵头制订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并为之提出“中国方案”。本期我们搜集了专家、学者对本次G20峰会的解读，整理成文，供领导参考。

G20峰会的议题设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二十国集团（G20）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牛华勇：G20成立以来，峰会议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务虚逐步转向务实。一是从金融逐渐转向实体经济，峰会关注的议题开始转向如何推动实体经济的复苏和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二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声音逐渐受到重视，从G20的成员构成看，有10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印尼、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和1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这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利益阵营。三是开始关注微观经济层面，开始致力于解决微观发展中的具体问题。G20峰会的议题不是由各国领导人在宏观层面凭空设想，而是经过一个“自下而上”的反馈环节，具有一定的民间基础，正所谓“接地气”。（光明网2016年8月17日）

G20峰会的中国贡献 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凌胜利：主办本次G20峰会，习主席曾指出三大目标，一是国际社会能够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推动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达成积极共识，采取具体行动；二是二十国集团机制得到发展和完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得以巩固，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包容、高效；三是各方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彼此分歧，对外传递二十国集团团结协作的积极信号。为了实现这三大目标，中国各部门各行业都围绕着峰会的四大议程提出了诸多极富中国智慧的理念与方案，并且很多是基于中国自身经验与教训的实践真知。中国愿意分享自己的理念与方案，世界其他国家也不妨放下偏见来理解、尝试中国的这些理念与方案，如此，才能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国网2016年08月17日）

为中国的“G20”时刻喝彩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第一，中国人民应为国家站到国际舞台中心位置而喝彩。中国拥有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同时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不断提升，逐步走进世界舞台中心。这为举办G20峰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其背后凝结着中国两三代人的艰辛努力。第二，舆论应为中国各方为峰会顺利举行付出的努力而喝彩。举办G20是一项系统工程。每年G20峰会前，都会进行多轮协调人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各类部长会议、工作组会议等上百场磋商与谈判。各种繁琐、复杂、反覆，很多时候仅有参与者才能体会。显然，中国各个方面为今年G20的顺利、成功举办作出了不懈努力。第三，世界应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而喝彩。G20的每一份成果，都将成为全球大国以及国际经济金融运行的规则参照。比如，如何让各国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如何推进全球层面的结构性改革，如何稳住包括石油、铁矿石等在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如何落实联合国层面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等。这些高大上的话题，其实既与世界经济复苏有关、与各国发展有关，也与每个人的生活有关。如今，中国正耐心且富有创造力地向世界贡献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国际规则，从而让国际体系变得更公平、更合理、更开放。

（香港《文汇报》 2016年8月5日）

主办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表现在世界经济方面，198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各国都大力提倡自由贸易；但是现在的西方，谁提自由贸易谁就会受到攻击。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人物开始标榜自己是反自由贸易的，因为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1980年代全球化以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本来就是因为各国内部体制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改革不到位的产物；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

中国本身的国际经济环境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因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欧洲国家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再者，中国也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利用朝鲜核武器、东海和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等问题，在中国周边向中国施加着巨大的外部压力。

因此，中国首先必须逃避世界地缘政治之争的陷阱。今天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甚至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利用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有效消除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成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商贸合作和发展。

中国应当明确强调国际经济不应当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应当向国际社会强调，不能让民族主义泛滥。世界上能够富裕起来的国家，不管是小国还是大国，都是开放的国家。国家越开放，发展的机会就越多，就越容易发展起来。

中国也应当强调自己要通过进一步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内部问题要通过内部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而不应当把它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更加的对外开放的方式来化解，而不应当演变成民族主义，避免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

中国更可以大力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已经成为也会继续会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西方世界到现在为止，在推动全球化进程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现在西方经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即使只有5%至6%的经济增长，也会成为强劲的全球化主力。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是世界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内部改革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并在现行体制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过去一直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现在没有能力再扛下去了，中国要接过这面大旗。“自由贸易”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软力量。

进而，中国也需要理解、包容和接受新的规则。尽管美国试图在制订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在一些方面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甚至是针对中国的，但中国也是抱着理解和开放的态度。只要是贸易规则，必然具有普遍性。这些普遍规则即使不符合甚至损害中国眼前的利益，长远也是可以符合和增进中国的未来利益的。并且，中国可以把新的规则转型成为改革内部体制的动力，就如中国为了加入WTO而进行的体制改革那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要做加法。中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且随着消费社会建设，中国内部市场对于西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更可以在现存国际贸易规则之上，再加新规则或者修改老规则。美国总是强调写规则的重要性，并把和中国的竞争界定为书写规则的竞争。不过，现实地说，写好的规则必须得到执行和遵守。如果美国的经济体量不再重要，就很难执行其所写的规则。对中国来说，经济总量的增大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写新规则的机会，更是造就着中国执行规则的能力。

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合作论坛，G20的使命不仅是要沟通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政策协调，防止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演，也肩负推动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发展，和实现国际发展的公正性的责任。今天的G20在所有这些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这次峰会能够在反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推进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识，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为有利的，就会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会议，并且也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作用。

（新加坡 《联合早报》2016年8月2日）

讯息快递

中国PMI时隔5个月低于50  日本“日经中文网”8月1日报道，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加强。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9，比6月下降0.1个百分点，时隔5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在营企业投资减速等的背景下，生产和新增订单低迷的现状浮出水面。按规模来看，大企业PMI为51.2，高于50的荣枯线，但中等规模企业为48.9，小规模企业仅为46.9.越是民营企业比例较大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的严峻性越是突出。

上海大胆推进国企改革获肯定 英国《金融时报》8月5日报道，在国家层面的改革陷入停滞之际，上海却通过将所管国企划分为不同类型并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而赢得官方媒体赞扬。今年6月，上海国企监督机构将下属的国企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三类，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对策。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地方性国企控制的资产占所有国企的46%，而许多情况最糟糕的“僵尸”企业，是归各省市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所有。上海及重庆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已仿照新加坡国有投资机构淡马锡建立起了投资控股公司，以最大限度获取财务回报。但也有政策制定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有必要加强党对国企的控制。选择何种对策将以国企的分类为基础。“竞争类”企业将面临市场化改革、失去显性和隐形补贴，公共服务类企业则仍将免受市场压力。上海的地方性国企中，有6家金融业国企和27家产业国企被归为“竞争类”；被划为“公共服务类”的有3家，全是基础设施集团；“功能类”则有11家。

内地“治堵新器”巴铁启动路试 香港《成报》8月4日报道，在城市交通干道路面的上空行走，被喻为“治堵新器”的“巴铁一号”试验车，昨日在秦皇岛北戴河区启动路面测试，巴铁技术团队未来将在路面轨道进行煞车距离，摩擦系数，耗电，车和路、人和车关系等项目的测试。“巴铁”乃内地自行研发的“空中巴士”，以电力驱动，采用大运量宽体高架电车设施，隆起的架构上层载客，下层镂空部分可正常行驶两米以下车辆，希望以此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巴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志明说︰“未来在这条300米的测试路段上，我们可以测试启动距离、用电、煞车距离等数据是否与预期相符。”他表示下一阶段道路测试还将对巴铁数个技术关键点进行针对性的攻关，若进展顺利，明年这个时候巴铁10公里示范段有望与公众见面。

粤对“互联网+”业态将量身定制监管 《香港商报》8月2日报道，记者从广东省政府近日公布的新一轮简政放权改革工作要点方案中获悉，政府已经对涉及新业态的监管作出表态，对看得准的会量身定制监管模式；对一时看不准的，可先包容发展；对潜在风险大的，要严管；对假借创新之名非法经营的，要坚决打击。同时，在重点领域改革方面，该省也做出了新一轮安排。其中对看得准的基于“互联网+”和分享经济的新业态，要量身定制监管模式；对一时看不准的，可先监测分析、包容发展，不能一下子管得过严过死；对潜在风险大的，要严格加强监管；对以创新之名行非法经营之实的，要坚决予以打击、加强监管。“互联网+政务”是广东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将全面推进“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模式改革，围绕压缩企业申办时间、提高投资项目审批速度、便利群众办事的目标，量化政务服务工作相关指标，以硬约束倒逼改革到位。

生产成本低中产崛起 越南将成下一个中国 马来西亚《中国报》8月6日报道，越南今年外资表现延续去年创新高佳绩，生产成本低、人口年轻化及崛起的庞大中产阶级，与90年代的中国相似，MIDF证券研究认为，越南将会是下一个中国，亚洲的猛虎！报告指出，越南去年外资创新高，今年上半年外资涨超过1倍，按年起105%至113亿美元（约455.5亿令吉）。MIDF证券研究说，越南目前的情势与90年代的中国相似。相对年轻和庞大的劳动力，成为全球制造商的主要投资目的地。随着中国劳动成本提高，越南的劳动条件，可协助全球制造商在低劳动成本的环境下，设立生产工厂。再者，越南相对年轻的人口，也意味着该国存在巨大的需求潜力，加上越来越多低收入群迈向中产阶级，有更高的购买能力，提高质量更好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有助当地经济成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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