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介

02 中国大城市化的陷阱

聚焦中三角

05 再续辉煌 株洲加快建设“一谷三区”

07 武汉四方面推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探索改革

09 金融改革到了临门一脚？

09 闽自贸区80项举措全国首创

经济广角

11 全球经济面临三大结构性变局

14 坚持创新驱动 强化产业主导 成都高新区蓄积  

经济发展新动能

科教文卫

17 中华文化要“走出去”，也要“融进去”

三农问题

18 鄂倡推广“按户连片耕种”模式

社会观察

19 “十面霾伏”成民生痛点 冀依法问责还碧水

蓝天

21 人才绿卡试点满周岁 中国绿卡大门渐敞

综合治理

24 反腐靠什么：监察委员会还是司法机关？

27 从丽江法官一事看中国法治困境

环球视野

29 “萨德”、乐天与韩国之困

学术前沿

31 解读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讯息快递

重点推介

中国大城市化的陷阱

郑永年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7年3月7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3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8%达到现在的56%左右。如果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城市化的70%水平来计算，中国离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个百分点了。

也就是说，中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历程。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既强劲又脆弱，城市扩张很快，但质量低下，不仅过程充满了风险，城市现状也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也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来，越来越多人对国家的城市化现状产生了诸多忧虑和焦虑。中共十八大前后，城市化曾经被界定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其中一大来源，有关部门曾就城市化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人们对城市化本身和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抱有巨大的期望。不过，城市化已经逐渐在政府的议程中消失了，城市化的动力似乎已经不再。

为什么？中国城市化的动力为何不再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看看原来城市化的思路和城市化方式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简单地说，今天的政策调整是对原来政策的一种反应。如果原来的政策不能为继了，那么就要进行政策调整。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检验原来的城市化所产生的问题。

第一、主导原来城市化的主要是GDP主义，即单纯的经济增长。投资、贸易和消费长期以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城市化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投资空间，而且也带动了其他消费和贸易两个领域。在GDP主义的指导下，在各级官员那里，城市化就变成了简单的盖房子和造城市。城市化的动力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有关，因为房地产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各级官员大力推动城市化，很快导致了产能过剩，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现了“鬼城”现象。房地产领域的产能过剩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严重的。

第二、城市化过程中的安全等因素经常被忽视，导致城市越做越大，也越来越不安全，不断暴露出城市的无比脆弱性来，包括天津的大爆炸、深圳的山体滑坡、雨季洪水泛滥、危楼等等，更不用说是导致民怨沸腾的雾霾现象了。

第三、户口制度改革没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乡村化。在今天的56%的城市人口中，持有城市户口的人口只有40%左右，表明还有10多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是农民工或者农民。尽管他们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二代也已经成长起来，但他们还没有被整合进城市。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着“城中村”和城市农民的现象。

所谓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在快速过度扩张过程中，把原来的农村“包围”在城市之中了，而之后又没有解决所产生的现象。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城中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本质上“城中村”还是保留着农村生活方式，在就业、生活、安全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第四、城市规划往往变成市长规划。一般来说，中国的城市都有城市规划。但现实中，中国的城市是最缺少城市规划的，或者城市化根本很难根据城市规划来进行，往往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官僚性质，城市规划演变成市长规划。“一个市长、一个规划”的情况到处存在，并且上下任市长之间没有任何连续性，往往是下一个市长要不修正上一个市长的规划，或者完全搁置而重来。更为严重的是，每一任市长的首要考量往往是GDP增长，而非城市规划意义上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的一些基础设施建了拆，拆了建，结果所谓的GDP上去了，城市搞得越来越糟糕。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城市，拆和建的过程中包含了巨大的工程腐败，因为很多市长必须通过搞市政工程才能找到腐败的机会。

第五，城市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导致专业人才的缺失。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的城市是有行政级别的，中国有首都、直辖市、省级（会）城市、半省级城市、地区级城市、县级城市、乡镇等等。而且，在一个城市内部又分成多级政府行政级别，基本上都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

新加坡500多万人口，但只有一级政府，即使算上市镇理事会，充其量一级半政府；但人口不到200万甚至更少的中国城市则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而且，城市内部几乎大部分组织包括学校、医院、国有企业等都有行政级别。这种高度官僚化的城市制度，导致城市专业主义的低度化，因为专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经常处于直接的对立状态。

一个城市的文明有待于专业主义的充分发挥，但中国的专业主义（例如城市规划）必须屈服于官僚主义（市长规划）。中国的城市即使硬件建设不错了，但软件（城市管理）远远跟不上，最主要原因就是专业主义没有多少生存空间。

除这些问题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现象或者不言自明的政策议程一直不仅被忽视，仍在流行，主导着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这些现象不仅在阻碍城市化向深度发展，而且甚至在促成城市化走上错误的方向。

还没有停止的大城市化现象

在种种现象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化又包括两种趋向，一是单个城市的趋大化，二是大城市群的建设。城市趋大化已经造成了中国的超大城市，即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人口已经超过了2000万，并且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仍在继续增大。如果不做城市体制改革，这些超大城市还会继续增大，直至最后大危机的爆发。

如果超大城市是失去控制能力造成的，那么特大城市群建设则是有关部门主动规划的，已经规划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并把十大城市群视为是中国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我们把这两方面合称为“大城市化”。

大城市化带来怎样的结果呢？首先要考量的是其所能带来的正面积极的结果，因为这是城市化规划部门的理性之所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大城市化所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和GDP增长。从经济学意义上，城市化可以带来GDP和经济效益，这很容易理解。GDP就是经济活动交易，交易越多，GDP就越高。因此，城市的GDP必然远远高于农村，因为农村家庭基本上是一个自足的单元，但城市居民必须通过经济交易才能进行正常生活。

城市越大，交易量就越多，GDP就越高。同时，无论是单个城市还是城市群的建设，从工程学意义上来说，也变得可以。无论是城市内部的交通还是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城市群）技术上不难解决。这一过程也创造经济活动。

问题在于，这种城市化考量仅仅只是经济学和工程学的考量，而较少甚至完全忽视了社会、政治和环保等方面的考量。在缺少对社会、政治和环保等因素的考量下进行的大城市化，最终必然会导致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性现在没有人可以计算出来，也没有人可以预测，但最终还是会出现。

第一，优质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拖累了国家区域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优质资源也是集中在这些大城市的。多年来，人们希望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但在优质资源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情况下，内需社会很难再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如同社会群体，中国的城市也呈现出强者愈强、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穷者越穷的局面。这个局面不改变，国家的发展必然是畸形的。

第二，如果城市结构因素不变，其他方面的社会变革和改革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今天，中国在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了瓶颈，因为改革都过于侧重这些领域的微观面，而忽视了城市结构问题。例如，如果只有北京拥有中国最好的医院和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国各地的人群还是会蜂拥而至，不管怎么样的政策都难于阻挡人群流入北京，也难以把已经进入城市的人口驱离。只有把优质资源分散化之后，这种情况才能得到彻底的改变。

第三，大城市化产生巨大的负面社会政治效应。一些大城市越来越富裕，而越来越多的城市则出现贫穷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说，现在已经俨然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小城镇包围大城市”之势。如果中小城市继续被忽视，那么它们必然成为中国民粹主义的基地。西方现在所盛行的民粹主义并非来自大城市，而是来自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镇，因为中小城市和城镇一直被忽视。

再者，城市越大，执政党、政府和社会、人民的不信任感就越深层。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来自政府所能提供的0公共服务。提供公共服务需要城市规模，城市过小，公共服务就很难提供。但是如果城市过大，政府更难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这些年来，中国很多城市出现反PX和建立垃圾处理工厂的社会运动。实际上，中国大多城市被垃圾所包围，并且已经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建设垃圾处理工厂是当务之急。但因为社会不信任政府，政府很难作为。这样下去，城市肯定会发生生态危机的。

第四，更为严峻的是，就国际政治来说，城市过大往往对国家造成不安全。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人们必须具有现实主义的思考。尽管今天和平是大趋势，但很难排除战争的可能性。现代战争对城市的摧毁能力越来越强。毛泽东时代搞“三线计划”就是为了战备。当时政府把工业能力分散到地方，尤其是内地。毛泽东想把中国的各个地方建设成能够“自给自足”的单元，以防战争的爆发。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但并不是说城市化不需要考虑战争状态了。

很简单，美国如果华盛顿特区、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被轰炸掉，美国的整个体系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如果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被炸掉，那么整个国家就要完蛋。同样，日本的东京一完蛋，整个国家就完蛋；韩国的首尔一完蛋，整个国家就完蛋。这是资源高度集中的劣势与缺陷。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考虑到国家安全问题，否则就会铸成大错。

聚焦中三角

再续辉煌 株洲加快建设“一谷三区”

赵启东 何雯《香港商报》2017年3月15日

创新引领加快建设“中国动力谷”

株洲的优势产业大多与动力相关：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生产基地，从电力机车到磁悬浮列车，占到全国40%的市场份额；这里通用航空研究全国领先，产生了全国自产民用飞机第一张生产许可证；这里还有北汽项目、时代电动汽车等。天上飞的、轨道上跑的、道路上行驶的三大动力产业，都在株洲布局，且在全国甚至全球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建设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城，建设全国通用航空生产基地和全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成了株洲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为此，2013年株洲市首次提出建设“中国动力谷”的概念，整合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汽车三大动力产业，构筑起一个产业发展的新平台，形成一个涵盖研发、整机制造与零部件配套的完整产业链。

“中国动力谷”概念的诞生和进入实质性运作，将使之成为株洲市工业史一个最大的发展平台，被视为株洲市成功提升传统工业的大手笔。“中国动力谷”的概念提出后，株洲三大动力产业的聚合效应开始集中释放。2016年1月21日，株洲市正式对外宣布：2015年，轨道交通产业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全市首个过千亿的产业正式诞生。株洲轨道交通产业经过80年的发展，终于登上一个高峰。2017株洲“两会”上，动力谷的打造依然多次被提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株洲提出，以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契机，全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及制造强市。大力推进“中国动力谷十年行动计划”，全力打造“3+3+1”产业新体系，做大做强轨道交通、航空、汽车三大动力产业，加快建设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地、通用航空产业基地、新能源汽车基地，推动动力产业集群迈上4000亿元台阶，将株洲建设成为动力之都。

开放带动加快建设开放发展“先行区”

2016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湖南(上海)投资贸易洽谈周上，株洲携200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赴会，涉及投资额2960亿元。在当天的推介会上，共签约项目36个，其中工业制造类项目15个，能源与城市基础建设项目15个，农业产业化项目1个，第三产业及其他项目5个。株洲吸引资金的魅力在哪里？在株洲，项目建设已经成为考核干部政绩最重要的内容。通过连续制定《2014年“项目建设年”活动督查办法》、《2015年“项目攻坚年”活动实施方案》，项目建设调度督查、考核评选等贯穿全年。为确保项目建设用地，近两年来，株洲市连续开展征地拆迁“百日行动”、“征拆征收攻坚行动”、“清零行动”，征地拆迁交地3.2万亩、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36.5万平方米，分别增长37%、28%。为确保资金供应，株洲市按照“打开思路找出路”、“围绕项目抓投资”、“面向市场筹资金”、“紧跟政策寻机遇”的思路，扩大了融资渠道。去年，仅通过积极推动政银企合作，全市就对接签约项目73个，总金额315亿元。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让株洲有效投资持续扩大。去年，株洲引进内外资1382亿元，北汽二工厂、长城电脑等一批重大项目落户。未来的株洲，还会继续筑巢引凤扩大开放。株洲市长阳卫国说，株洲将加快建立集铁路、公路、水运、空运为一体的综合性、立体化开放大通道，实现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构建开放大平台。坚持“引进来”，实施引资引技引智升级行动，大力承接产业转移，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坚持“走出去”，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开展海外并购和承包工程项目，以产品走出去带动产能走出去，增强轨道交通、航空、汽车、硬质合金、陶瓷、烟花等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两型”发展加快建设转型发展“示范区”

清水塘，曾经是株洲污染最严重的片区。在15平方公里的清水塘，重化工业密集，破产改制企业多、下岗职工多、破旧工矿棚户区多。改造清水塘，一度是株洲最头痛的问题。2008年，株洲市正式启动了清水塘老工业区涉重金属污染企业关停并转工程。清水塘老工业区的搬迁改造，不是简单的企业搬迁复制。搬走的企业，只有实现产业升级，才可能避免对当地环境再次产生破坏。通过绿色搬迁、工艺改进，已搬到醴陵的旗滨玻璃项目每年可削减二氧化硫812吨、氮氧化物332吨，不仅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改善了环境品质。去年，又将清水塘片区棚改列为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三年行动重中之重，加快清水塘老工业区“腾笼换鸟”，倒逼发展转型。按照“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十年建成新城”总体目标，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战略规划方案已正式出台，定位为建设一座以“青山绿水、工业遗产、全面创新、开放平台”为核心特征的绿色创新城。新城分为工业文化旅游休闲、科技创新、口岸开放、临山居住4大板块，将还株洲人民一个真正的“清水塘”。清水塘是株洲“两型”建设的缩影。“以壮士断腕意志淘汰落后污染产能，关停企业473家、生产线195条、影响产值近500多亿元。”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说。如今的株洲已经由一个资源要素外流的城市变成了“全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城市”，由一个“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变成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重工业城市蝶变成一个天蓝、水碧、山绿、城美的现代生态宜居之城。但是，株洲人的“两型”梦想并未止步。身肩“两型示范区”使命的株洲，还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实施“碧水蓝天青山净土”行动，突出抓好“两保两治一示范”，到2020年基本建成“两型”社会。

民生优先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幸福区”

去年11月15日，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着力建设经济强省、科技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开放强省，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而努力奋斗。“富饶、美丽、幸福”三个关键词构成了湖南的新愿景。“幸福”一词直指民生。适势而为，株洲提出了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幸福区”的战略目标，为建设“幸福湖南”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翻开株洲的民生账簿，不难发现，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中，民生从来都是重中之重。在过去的一年，株洲大力实施“民生100”工程，集中力量办成了一大批实事。着力推进精准扶贫，四年减贫11.21万人，城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并轨，城乡医保、低保应保尽保，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两房两棚”“两供两治”有力推进，建成3.3万套保障性住房，解决3万多户房屋发证历史遗留问题，改造农村危房2.6万户，解决66.4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在全省率先全域破除“以药补医”，公立医院改革被国务院誉为“医改株洲模式”。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扎实推进，神农大剧院建成使用。荣获全国综治工作优秀地市“五连冠”，第三次捧回“长安杯”，连续6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如果说，经济发展是基础，生态文明是追求，那么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最终指向的都是民生福祉。为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幸福区”，株洲在2017将大力构建新型城镇空间体系，按照“一核一圈一廊”空间布局，加快“北联、东拓、南进”步伐。深入实施交通畅通、旧城提质、城市绿荫、碧水蓝天“四大行动”，积极推进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建设，大力建设教育强市、健康株洲和平安株洲。愿景振奋人心，株洲无惧千里之行。有着“火车头精神”优良传统的株洲人民，正在开启一次奋力书写中国梦株洲篇章的新征程。

武汉四方面推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李映华 邱保华《香港商报》2017年3月8日

“目前，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创新改革试验区、自贸试验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叠加武汉”。昨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湖北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武汉市长万勇答记者问时表示：2030年武汉基本建成国家中心城市。

2030年基本建成国家中心城市

万勇透露，目前武汉主要从：“科学定位、规划引领、产业带动和功能支撑”四个方面扎实做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工作。去年底，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他说，在科学定位，武汉要发挥优势、立足长江中游、引领中部、服务全国，打造“四中心一枢纽”：加快建成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在规划引领上，就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瞄准世界一流，着眼未来城市方向，彰显武汉特色，高水平编制《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战略规划与行动计划》，明晰战略目标、实施步骤、实现路径和重要举措。到2020年，基本形成国家中心城市框架体系，到2030年，基本建成国家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

在产业带动上，就是要瞄准高端，建设大项目、培育大产业，打牢城市经济基石。聚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优势领域，建设国家存储器基地、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和国家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基地等一批支撑性大平台、大项目，形成一批规模大、实力强、体系全的产业集群。

在功能支撑，主要是强化创新引领、要素集聚、综合服务等功能，切实提升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强化创新引领，就是承担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建设创新型城市，争当创新驱动发展排头兵。强化要素集聚，就是建设一批全国性的技术、人才、资金、信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提升武汉国内市场枢纽地位，增强要素资源配置力。强化综合服务，就是发挥武汉科教、医疗卫生资源优势，努力打造全国教育服务中心、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中心。

湖北自贸区突出“双自联动”

谈到自贸区，万勇表示，湖北自贸区面积120平方公里，将建设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聚集区、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

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工作中突出“双自联动”，推进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有机结合、联动发展。一是双轮驱动。打造自由创新区、国际人才港，实现创新、开放双轮驱动发展。二是双创推动。结合东湖高新区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把自贸区打造为国际化创新创业平台。三是双引拉动。用好自贸区金字招牌，招商引资、招才引智，聚天下客商，纳天下英才。四是双向互动。促进国际国内、区内区外融合发展。

改革探索

金融改革到了临门一脚？

欧阳五 香港《明报》2017年3月7日

北京的“两会”开得甚是热闹，内地金融业也不甘寂寞，让普通投资者心潮澎湃的事件不断曝出：保监会、证监会频频“秀肌肉”；宝能、恒大、鲜言（投资者）相继被拿来“祭刀”；改革派官员郭树清被“闪电”调回北京，执掌银监会。

年初经济数据向好，给了北京推进改革的时间窗口，监管层趁热打铁，为改革造势，金融业的改革似乎势在必行。但内地金融改革真的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了吗？

今次金融改革最大关注点在变“分业监管”为“混业监管”，坊间盛传“三会”（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将要合并。但行政部门的合并，会带来诸多矛盾和纠葛，一时之间不容易磨合。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稳定的需要考虑，这么重大的机构变动恐难在十九大前落实。

而今次改革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亦未可知。“改革”一词在内地颇为盛行，每个官员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内做些重大改变。但“改革”知易行难，最经典的例子是，2016年初，证监会时任主席肖钢引入的“熔断机制”，本意是降低市场波动，却不曾想加剧了市场恐慌，让刚经历过灾难的股市再次暴跌，出现“千股跌停”的局面，肖钢本人也被免职。

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京就已经谋划金融“混业监管”，但至今没有实行。而现行“分业监管”的模式下，容易造成暗藏心机者“钻空子”，即所谓的“牛栏关猫”，去年以“宝能系”为代表的保险资金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即是一例。但当资本市场被搞得不得安宁时，监管部门迟迟没有出手干预，或许正是怕重蹈肖钢覆辙。

或许北京已有新谋划

推进金融改革，笔者认为需要改变最多的，应该是监管部门的理念。需要出手干预市场的时候，应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魄力；干预过后，则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北京总说“市场化”、“制度建设”，但却常常陷入“政府什么都想管”的怪圈。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来5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至今迟迟未召开。再联系到近日财经班底的人事大变动，或许北京对金融改革已有新的谋划，下一步棋落于何处值得期待。

闽自贸区80项举措全国首创

史兵 香港《大公报》2017年3月12日

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志南日前在全国两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福建自贸试验区自2015年4月挂牌运行以来，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探索中，就取得了明显成效。

注册企业数和运行资本是挂牌前的3.15倍和4.25倍，主要的经济指标都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尤其在制度创新方面，共推出9批265项的创新举措，其中有80项全国首创。例如：一照一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重大创新成果已在全国推广运用。

四方面制度创新成效显

张志南将福建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的成效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审批制度方面，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行一表申报、一口受理、一照一码、一张审批、印章即刻、一天办取。新设企业由原来29天，到现在1天内即可完成。凡是能够下放的审批事项，都下放到自贸区，企业办事和民生服务基本上做到不出区。由于推行审批制度的标准化管理，审批效率提高了三倍；全面实行了负面清单管理，外资企业在自贸区注册，98%以上都是通过备案登记，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投资管理体系、服务体系。

二是在通过环境方面，按照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要求，货物申报、船只出入境全部通过单一国际贸易窗口办理，货物申报由原来的4小时缩短到5-10分钟；船舶出入境时间，由原来36小时缩短至2小时30分，初步建立了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服务体系。

三是在闽台合作方面，设立了两岸唯一的检验检疫数据中心，福建与台湾可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和实时传输，台湾上午采摘的水果，下午就可以出现在大陆的货架上。还实行了卡式台胞证、台湾居民免签证政策、台车入闽常态化、两岸机动车驾驶证可相互确认，两岸经贸、服务、往来更加方便。

四是在金融创新方面，在全国首创资信查询系统，率先开展了两岸人民币跨境兑换业务，业务总量占大陆试点业务量的九成；还设立了跨海峡人民币清算业务点48个，结算的业务量占大陆业务量的一成；金融机构加快聚集，一批总行级的两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分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包括资产托管中心也相继落地运行；台湾金融机构和参股金融分支机构已有19家，在大陆占第二位。

加大力度做亮对台特色

张志南表示，福建自贸试验区下一步将以更大的力度推进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按照整合一批、提升一批、拓展一批的要求，加大制度创新，形成更加精准、更加完备的制度服务体系；更大力度地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按照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营造国际一流环境的要求，积极转变政府的职能，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加快培育新动能，营造有利于企业竞争的发展环境；更大力度做亮对台特色，继续深化闽台经贸、金融的合作，扩大台胞就业、创业的示范效应，充分发挥对台窗口的作用。

经济广角

全球经济面临三大结构性变局

朱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2月28日

我想在今天的发言中，讲一讲世界经济现状的低迷、结构的变化和正在面临的拐点，并预测一下世界经济未来的10年。

首先看现状的低迷。

2008金融危机后全球GDP增长持续下滑，到2010年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此后一直下滑。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用PPP（购买力平价法）衡量是3.1%，是个很低的水平。2017年可能会略有上升，但整体还是下行的。通货膨胀率相对很低，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下跌很厉害。有四十多个国家PPI低于0，四十多个国家PPI低于1%，四十多个国家低于2%。这就是说有超过130个国家PPI低于一般的通货膨胀目标水平，全球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与此同时，受到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真实利率持续下降。低油价、低进口，但这不是危机，这是均衡的状态。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非常大。2007年时我们对全球经济做了预测，认为经济增长会略有下降，但整体仍会往前走。但目前的情况低于当时的预测轨迹相当大的幅度。

我们对未来GDP的潜在增长速度的预测，基于资本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的潜在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从这三个方面看，危机后，资本投资下跌很厉害，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增长速度下跌很厉害，劳动生产率虽然被赋予很高的权重和希望值，但也在下跌。未来5年，全球潜在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在低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的危机，动态上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变化。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

IMF将其对2015年和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都下调0.3个百分点，尽管它认为油价下跌是一针“强心剂”。此举表明它对全球中期经济前景日益悲观。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变局。

过去10年间，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一些趋势。首先是全球人口结构重大变化，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全球人口仍在不断增长，今年是74亿人口，到2100年时将达到110亿。但是人口结构在发生很大的调整，只有南部非洲的劳动力还在持续增长，世界其它地区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在2008年达到巅峰后逐渐下降，2025年到2030年将下降到0。南部非洲地区的劳动力持续上升，要到2050年至2060年才达到顶峰，之后逐渐下降，而那时全球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为负。这个结构变化，意味着全球GDP增长将从人均高的地方移到低的地方，意味着整个需求结构的变化、整个劳动生产力结构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二是人口老龄化，我们以美国为例，因为美国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中，处于中间的位置，并不像日本那么严重，也不像印度或者南亚国家一样不存在问题。以美国的老年人口负担率，即65岁以上人口占15到65岁劳动人口的比重来看，2015年这个比例是22%左右，2025年可以达到32%左右。10年间增加10个百分点，这是巨大的人口变化，将改变社会的结构、改变劳动力的供应结构。到2050年时，美国劳动力人口还是净增长的，但是劳动人口结构却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全球的老龄化，特别是就业年纪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这两者叠加，将在根本上改变未来50年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格局。

第二个大趋势，是全球经济继续“轻化”。2008金融危机时，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服务业占经济比重太高，制造业太低，奥巴马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8年过去了，美国服务业的比重从78.4%，降到78%左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欧洲服务业的比重也在继续上升，整个发达国家经济继续“轻化”。新兴经济体中服务业的比重也在上升。于是全世界出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轻资产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少的投资者愿意持有重资产。

世界变轻的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收入对贸易品的需求弹性在下降。这是非常难解释的事情，但很有意思。这个弹性是说，你每增加1块钱的收入，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多少，如果收入需求弹性不变，就应该处在一条45度的斜线上。但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45度线的下方。过去10年间，人的需求偏好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像全球化进程那么迅猛的时候需求那么多的物理进口产品了，而是转而消费更多国内的服务业产品。在美国，千禧一代不愿意买车、不愿意买房，对物质需求下降，对服务业，像旅游、饭店等需求在上升。在中国，当人均GDP增长到1万美元左右时，消费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服务业不再走向物质产品。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一种变化比偏好的变化更重要。全世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虽然在不同的平面上，但同时在消费偏好上趋向服务业，这对未来的制造业、未来的资产偏好、未来的贸易结构、资本的流动，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个大趋势是，投资长期低迷。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投资大幅下跌，跌掉了25%的GDP百分点的投资。美国的投资每年大概下跌2.5到3个百分点。投资下跌，使得增长只能由消费推动。当整个经济轻化，投资当然会减少。这几个事情连在一起，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这个情况下，加上我们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到第四次产业革命过渡期间，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这还是个谜——大家都说我们每天都在发生技术创新，这是统计错误。统计或许确实有错误，但是统计错误不足以证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科技如此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为何还从1.3%、1.5%，降到0.3%、0.4%左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

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在哪里？如果劳动生产率停止增长，人口又持续老龄化，我们用什么财富支持未来老龄社会中人的需求？我们用什么来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现象？所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迷思，也是巨大的经济、政策、社会挑战。在未来的10年，寻找劳动生产率新的增长点，将是第一等要事。

最后，我谈谈世界经济政策和政治拐点。

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拐点，会不断影响未来经济金融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他的政策总体来说，包括紧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打造强势美元；松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等创造总需求空间；通过供给侧改革，减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贸易战争，来提供出口空间。这些政策还没有具体实施，但重要的是特朗普改变了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故事。人是讲故事、听故事的动物。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改变了整个市场预期，市场开始动了。

第二，是世界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出现明显背离，美国的利率开始上升，日本维持在0，欧洲仍然是负数，由此产生的汇率波动在不断加大。

因为特朗普的紧货币政策，全球利率发生了变化。1935年以后，美国利率几乎为零，之后不断上行，到1985年达到顶端。很多人问我，今年美联储会上调利率几次？我说这不重要。问题不是美联储上调利率几次，而是利率从此前的下降通道进入了上升通道，这改变了整个利率预期，改变了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从现在起利率只会往上走，不会往下走，这个概念特别重要。随着利率水平的调整，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开始上升，可以看到利率大周期正在开始发生变化。

第三，美国通货膨胀水平开始上升，预示着财政政策将开始变化，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拐点，因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逐渐退出舞台，主导经济的政策将会是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受到政治影响，与货币政策相比，不确定性很大。

第四，收入分配的恶化。我们对所有发达国家做了统计，今天收入分配不公的恶化程度和二战前相比几乎不相上下。发达国家中，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达到接近40%，二战前这一比重大概是42%。

第五，民粹主义兴起意味着政治风险拐点。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民粹主义有更广泛的基础，美国英国不说，在一大片欧洲国家甚至其它国家也在抬头，这是全世界政治变化的一个拐点。

我在IMF时，曾对全球政治形势做过一张图，分析各国内部的和谐性，越绿代表越和谐，越红代表越不和谐。2000年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绿色的，表明国家内部的社会安定和和谐。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是绿的，所有国家都面临内部社会的不安，因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整个改变了传统上地缘政治的概念。以前地缘政治，我们讲的是中东、阿富汗，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个政治格局，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政治风险的拐点。有人说英国脱欧了、美国选举了，这不都结束了吗？我想说的却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可能才刚刚开始，这是全球政治变化的拐点。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正在发生流动性的拐点、财政政策的拐点，以及政治拐点。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是目前主要的风险；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一定会增大。所以，经过了繁荣，经过了10年的危机低迷，我们又将面临10年全球经济金融再调整。

坚持创新驱动 强化产业主导 成都高新区蓄积经济发展新动能

《香港商报》2017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