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洋经验连两年入一号文件

沙洋是内地著名的鱼米之乡，是农业大县，过去“分田单干”的时候，为了追求“绝对公平”，按照家庭人口平分面积，按照水旱、土质、远近、水源、道路五大要素平分田块，全县承包户12.4万户，承包耕地107.7万块，户均面积7.69亩，户均块数8.7块，平均每块面积0.88亩。农田的碎片化成为制约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大问题。

据了解，自2014年起，湖北荆门沙洋县抓住土地确权颁证的机遇，用两年时间既完成了确权颁证规定动作，又完成了按户连片耕种的“自选动作”。

目前，沙洋县按户连片耕种面积86.96万亩，总体连片率已达91%，亩均生产成本降低300元，土地流转价格由400元/亩升至700元/亩以上，甚至有的地方超过了千元。

值得称赞的是，沙洋首创的“按户连片耕种”连续两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近期又荣登首届中国三农十大创新榜。“按户连片耕种”的核心是“三稳定一调整两集中”，即保持家庭承包方式、面积、期限稳定；对农户经营地块调整；土地实现连片且不“插花”，向单个农户集中，向新型经营主体集中。总的要求是“一主一辅一不得”，即以土地经营权流转为主，以承包权互换为辅，不得整村打乱重分。

社会观察

“十面霾伏”成民生痛点 冀依法问责还碧水蓝天

郑曼玲 香港《大公报》2017年3月1日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拉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过去一年，很多人的微博微信都曾被类似的雾霾段子刷屏。而当这一切从调侃自嘲演变成残酷的现实，如何在“十面霾伏”中捍卫自己的“呼吸权”，已成为最大的民生痛点之一。在新华网2017年两会热点调查中，环境保护的话题热度始终居高不下。如果说以往我们总是靠天治霾“等风来”，这一次，公众无疑迫切期望，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能刮起一阵治理大气环境污染的法治之风、问责之风，还蓝天于民众，留澄澈于心间。

过去一年，对于许多内地老百姓来说，最明显的问题不是经济放缓，而是肮脏的空气。尤其是在岁末年初，那一场几乎席卷大江南北的严重雾霾不期而至，影响范围一度扩大至17个省区市，面积142万平方公里。

在“迷茫仙境”中迎来新年钟声的人们，开始正视雾霾对生命健康带来的威胁。“毕竟呼吸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家住北京的徐女士说，“如果说对于上学难、看病贵、房价高等其他民生问题，我们还能忍一忍承受过去的话，那么，每天被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雾霾里，这是逃无可逃的现实啊！”

的确，覆巢之下，难有完卵。社会学者指出，对雾霾加重反应最强烈的莫过于像徐女士这样城市中产人士。他们通过努力实现的刚看得见苗头的品质生活，就被空气污染给破坏了。“我身边不少朋友确实有这样的感慨，奋斗了二十年，最后发现连口新鲜空气都吸不到。”徐女士说。

“雾霾难民”加速逃离

事实上，因雾霾带来的不安全感，正迫使越来越多的“雾霾难民”逃离北京等大城市。某旅游网站曾统计称，仅去年12月份就有15万中国人到海外旅游以躲避令人窒息的雾霾。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指出，中国环境问题的加剧已成为精英和富裕阶层移民的重要原因，他们兵分两路，一个群体迁移至内地那些环境尚未受到大规模污染的地区；另一部分则移居海外。

徐女士承认，她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试图逃避污染和肮脏的环境，有的已卖掉大城市的产业带着家人到小城市“扎根”；有的则保持试探和观望的态度，两地往返。“一开始听说朋友因为雾霾搬离北京，感觉有点小题大做，至于吗？后来一个两个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孩子三天两头地咳，我就不得不反思，是不是我太不负责任了？”徐女士说。

不过，徐女士至今未能下定决心。她表示毕竟在北京有家有业不容易，为了喘口气抛家舍业的代价太大了，“还是希望政府能重视起来，加大整治力度，还蓝天于民。”

专家冀制定治霾考核机制

专家指出，客观而言，近几年雾霾肆虐，政府及相关部门均不断出台新政策进行整治，但是过往几十年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污染了大气环境，积习已久，整治效果不但甚微，甚至有愈加严重的趋势。

而早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中科院院士、政协委员姚檀栋就曾当着参加联组讨论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面，背了几句被大家调侃的《沁园春．霾》，“北京风光，千里雾霾……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将“雾霾话题”引入最高议事殿堂。相信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一议题将继续成为焦点。

不过，不少专家指出，治霾的根本是治理雾霾涉及的产业，这将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希望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不应止步于讨论，而应制定一些雾霾整治工作的考核机制，确保治理目标得到落实。

“应辅之以责任追究机制，给地方官员施加做好环境保护的政治压力和法律压力。”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教授胡静指出。

人才绿卡试点满周岁 中国绿卡大门渐敞

美国 侨报网 2017年3月3日

中国绿卡，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之一。在中国创业浪潮和人才战略的推动下，去年3月1日开始，支持北京创新的20项出入境政策正式实施，其中10项政策在北京中关村先行试点。

外籍高层次人才、外籍华人、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外籍青年学生四类群体，成为最容易拿到绿卡的人群，如今，北京中关村中国绿卡新政一周年满期，短短一年内，已经有超过300人拿到中国绿卡。曾被戏称为世界上最难拿的中国绿卡，正渐渐地敞开了大门。

“绿卡新政”满周岁

穿过北京海淀区双榆树北里的一条胡同，门牌上有甲22号字眼。时常有说不同语言的“老外”穿梭期间，入门穿过院子，在一座二层楼入口两侧，分别悬挂着“公安部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大厅”和“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两块标识。

这座看似不起眼的下楼小院，其实是中国国际人才政策和移民政策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如今已经成立并运行了一年。

2015年，上海科创中心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推出出入境便利措施。上海新政之后，2015年底，中国公安部出台了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其中近10条政策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

2016年3月1日，伴随着北京20项出入境政策的正式实施，北京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作为出入境新政成果之一，开始接待前来办理业务的外籍人士。

据外国人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介绍，办理业务的外籍人士既有即将毕业的留学生，也有赴华20余年的“中国通”，甚至不乏归国的华侨。“除了负责受理、审核永久居留申请，提供咨询服务之外，还要对申请永久居留的中关村外籍高层次人才，按照规定加快审批进程。”

工作人员称，中国绿卡申请自受理后5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而之前规定审批日期是180个工作日，现在可以提前两个多月左右，该服务大厅设立半年后，接待各类咨询近万次，正式办理涉及新政的958人，月均递增达30%。

工作人员透露，许多申请绿卡的外籍人士和家人其实已定居在中国，但此前持有的外国人居留许可证比较麻烦，每年都必须乘坐飞机回到自己的国家续签中国签证，填写材料、体检等要花去半个月时间，如今拿到中国绿卡，有了中国“国民待遇”，在中国居留期限不受限制，不需再办理签证，仅凭护照和绿卡就可自由出入中国国境。

新政出台后，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选择到中关村就业创业。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戴键告诉《侨报》记者，中关村平均每天有近10亿元（人民币，下同）的投资被吸引，有近4亿元被用作科研经费。如此庞大的数字背后是一批批高新技术人才的支撑。

戴键表示，绿卡制度源于欧美，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这项制度对中关村甚至中国都尤其重要。以2016年中关村多家“独角兽”企业为例，这些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大企业都正在全球布局，对于高质量的国际人才需求特别大。

截至今年1月，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已受理中国“绿卡”申请者600余人，其中336人通过新政办理。

目前，中国正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逐步推广人才绿卡政策。《侨报》记者注意到，就在北京中关村服务大厅成立后的四个月，2016年7月1日，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也成立了华中首个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成立当日，武汉多所高校的外籍“千人计划”专家就领取到了永久居留证。

70积分可申请绿卡

值得一提的是，在采访过程中，《侨报》记者多次探访中关村服务大厅发现，办事大厅内的窗口工作人员至少精通一国语言，该服务大厅可为外籍人士提供英语、法语、韩语和日语等多个语种的服务。

在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的咨询前台，一名来自印度的外籍人士，用中文夹杂英文向警员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这名自称叫马亚克的外籍人士，称自己是北京高校研究生物基因的留学生，明年会从就读的大学毕业，因为喜欢中国文化，希望能长期留在中国生活工作。

“中国绿卡太难拿了。”马亚克称，像他这样的外国留学生要想留在中国工作需要两年的工作经验。但好多留学生，尤其是本科、硕士毕业的，一直都在读书，根本凑不齐所需的两年工作经验，毕业后自己的签证即将到期，这次他前来咨询中国新推出的绿卡政策，希望能找到留在中国的办法。

根据2015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蓝皮书的数据，中国绿卡制度自2004年8月实施以来，截至2013年为7356名外国人办理了永久居留手续。

查看近年拿到中国“绿卡”者的案例，因特殊贡献而获得者占1/3，亲属投靠类占1/5，投资移民则少得可怜。

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告诉马亚克，如果在北京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就业，就不需要两年的要求。像他这样的留学生可以申请在中关村的创新企业中实习和就业，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准备，他拿到中国绿卡的机会很大。

让马亚克可能留下的政策，也源于2015年12月公安部正式下发《关于支持北京创新发展有关出入境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涉及中关村的10项政策为中国第一次推出。

此次新政策中，中国绿卡办理方式有两类：第一类是直接申请，包括中关村外籍高层次人才直通车、中关村外籍华人直通车、北京市税收达标直通车等政策；第二类是积分评估申请，主要针对达不到直接申请标准但为中关村创新创业做出积极贡献的外籍人才。

“马亚克的情况可以参考积分评估政策。”服务大厅的咨询工作人员解释，积分评估工作主要适用于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以及中关村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两类群体。目前，中国绿卡申请的积分评估标准围绕学历、年龄、在华工作年限、工作方式等设置了八项一级指标和若干项二级指标。

对于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的评估，侧重创业团队的发展预期、成长实效、团队素质和结构等，以及创业团队外籍成员为中关村带来技术、投资、团队等方面的贡献；对于中关村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的评估，侧重外籍技术人才实际工作能力、是否为中关村急需紧缺的技术人才，以及其为企业和中关村带来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贡献。

据称，评分达到70分及以上的申请人，还要经过相关尽职调查才能最终入围，由中关村管委会出具《推荐函》，再推荐其到中国公安部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大厅办理。

截至今年1月中旬，有51个申报人，其中42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经过评估，有45位外籍人通过中关村外籍人才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试点，被推荐到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大厅办理有关申请手续。

绿卡含金量或提升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公安部批准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的人数达到1576人，相比2015年增加了163%。中国绿卡新政，虽然发展迅速，但中国的绿卡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细则在实施中还需不断探索完善。

“世界上所有国家申绿卡都要走程序，拿到中国绿卡也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申请的流程虽然加快，但一些申请人的材料仍然漏洞较多，这些申请材料也被积压，需要重新提交。

工作人员还表示，目前的绿卡申请最热的确实是高技术人才，其它的申请方式，包括中关村推出外籍人士投资拿绿卡等咨询，几乎乏人问津。另外，按照非人才通道标准申请绿卡的外籍华人，绿卡的审批率仍然很低。“在我的记忆中，从去年3月份之后，华人这类申请，几乎都没有被批准过。”该工作人员称。

据媒体报道，中关村人才绿卡的申报人群重点聚焦大数据、生物健康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去年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首席软件工程经理美籍华人孙国政为例，孙国政拥有28年海外工作经验，曾担任美国雅虎全球搜索技术总监和腾讯首席科学家，是信息提取、数据挖掘和搜索技术领域的国际知名领军人才，以他为代表的行业顶级外籍人才是绿卡最优申请者。相比之下，如果是一名普通外籍人才，按照申请程序，仅仅是人才评估一项，其评分也靠后。

此外，多位外籍人士也指出，中国绿卡跟中国二代身份证外形类似。持有者享有购房、子女入学、交通等便利，但在日常生活中，仍有许多细节不畅。以交通为例，绿卡持有者只能在售卖车票的窗口购买，而不能像中国公民一样，拿着身份证就在自动购票机上购票。所以，绿卡的含金量并不算高。

针对绿卡的多项疑问，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回应称，中国公安部已就绿卡问题举行了多次调研，预计今年会出台相关的绿卡配套政策，以提升中国绿卡的含金量。《侨报》记者查询了今年的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称，今年北京将推进中关村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全面实施外籍人才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积分评估制度。

今年1月，在北京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也承诺，“中关村将总结首次评估工作的相关经验，做好首批45位外籍人才政策落实的跟踪服务工作，以集聚更多优秀外籍人。”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多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目前存在的“绿卡”申请条件过严、相应法律法规和管理、服务机构缺失等问题，削弱了中国的国际人才竞争优势，中国绿卡应该积极与国际接轨。

CCG创始人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甚至指出，中国应该建立永久居留转入籍制度，并建议已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创新创业人员，符合在华工作满一定年限等条件者，可批准其加入中国国籍。

未来，随着要接纳世界人才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也可能成为中国移民局的雏形。

综合治理

反腐靠什么：监察委员会还是司法机关？

王军洋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3月9日

根据中纪委网站最新消息，“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运动查处的高级干部（副部级及以上）就已达200多人（公开的有150多人），从2013年到2016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数也达到了101万人。

但相关研究表明，在增强公民的政府信任方面，声势浩大的“打虎运动”并未取得中央所期待的效果，甚至取得了一些相反的效果，一方面越来越使民众对反腐感到麻木，另一方面，甚至增加了对中央政府腐败的感知。

对于这一反腐困境，学术界做了广泛的讨论。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傅华伶教授认为，将反腐权力从党转移到法院是“一劳永逸”（permanently）控制腐败的一个办法，这种建议在法学界也有着较为广泛的支持。

但是领导层似乎没有从这一角度来改革反腐体系，2016年10月底闭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并列，两周后正式发文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试行由同级人大（而不是政府）产生监察委员会的新体制，借以“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作为地方试验，2017年1月18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选举出第一届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姑且不论反腐运动内在的某种政治性质，仅从技术性上讨论升格监察机关对反腐的影响，或者转移反腐权力到法院建议的可行性，需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中纪委与中央政法委在反腐问题上的权力冲突问题。根据中共内部的归口管理制度，中央政法委分管法院、检察院、公安系统、司法部和国安部，而中纪委在政府体系内则与监察部合署办公，两个系统之间并不能交叉指挥。就职能而言，主责党内反腐审查的纪委系统与实施反腐司法调查的检察院（内设的反贪局）和法院之间的职能边界并不清晰，工作内容高度相似，而在此之上、同属党中央平行职能部门的中纪委和中央政法委自然难免会出现权力龃龉。所以，在其他政治设置不变的情况下，将反腐职责从中纪委转移至法院系统的建议，实质上意味着中纪委向中央政法委让渡权力。

中国“两会”代表委员应该关注什么？

马国川：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中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应关注国民关切的、关系到中国改革大局的重要问题。

无论这样的建议效果如何，但考虑到当下的政治现实，该建议的可行性非常低：一方面，近年来中纪委权力扩张迅猛，日益从一个专业反腐机构演化为一个广义的政治监察机构（political supervisor）。其二，相比之下，自周永康被查办之后，中央政法委一直处于权力的相对低潮状态，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被移出常委之列，新疆稳定协调小组和武警指挥方面的权力也被褫夺；在地方上，中组部也在2010年发文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省级公安厅局长，这些做法无疑都削弱了政法委在体系内部的话语权。而在中纪委与中央政法委一升一降且二者有所冲突的权力格局下，任何试图让渡中纪委权力给中央政法委系统的建议都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关于升格监察机关后的反腐效率问题，需要将之纳入同级党委体系来评估。根据《行政监察法》规定，目前的监察系统属于同级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其监察范围限于“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其公务员、本级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和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此次升格后的监察系统则由同级人大产生，与政府、司法机关并列，理论上而言，这有助于扩大监察对象，将原先不能覆盖的事业单位（如学校和医院）纳入在内。

但是，一旦将监察系统的升格放到同级党委的框架中讨论，就会发现这样的制度调整并不会带来太多实质性变化。

一方面，原先的监察系统名义上由同级政府领导，而同级政府首长必然是同级党委常委兼副书记，所以从党的角度讲，是由党委副书记在直接领导监察系统。升格后的监察系统与政府首长的领导关系被切断，转由同级人大主任来领导，而后者也是同级党委的当然常委（在一些中西部地区甚至由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这就是说，在党委框架内，升格后的监察系统是由一名党委常委（或兼任人大主任的党委书记）在领导。可以发现，这与升格前由党委副书记领导监察系统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变化，不过是在党委常委内部换一个人来领导。

另一方面，根据既往政治惯例，监察系统与（一名同级党委常委领导的）纪委合署办公，且最新的监察系统改革也继续沿袭这一做法。例如，在2017年1月18日产生的第一个省级监察委——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中，省纪委书记任建华出任监察委主任，三名纪委副书记全部出任监察委副主任，六名监察委委员中五人来自省纪委和与之合署办公的监察厅，另一人是即将转隶纪委的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这就意味着前文述及的、作为党委常委且负责选举产生监察委的人大主任或者当下作为党委副书记的政府首长，并不能在实际意义上领导同级监察系统。纪委与监察系统相互同构的反腐权力架构并未发生变化。

至于对事业单位的监督，虽然升格前的监察系统没有覆盖，但是与其合署办公的纪委却遍布每一家医院和学校，所以升格带给这些单位的变化，可能仅限于为本来就有的纪委增加一块监察系统的牌子而已。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仅仅在政府框架内将监察系统从政府转隶人大的做法，并不能改变背后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同级党委的一元权力结构，所以也很难对反腐工作带来实质性变化。

再次，最大的问题是，在既定的框架下，无论是由法院、检察院还是纪委监察反腐，都没有改变同体监督的问题。目前，党政体系内部的反腐主体有纪委、监察系统、预防腐败局、检察院内设的反贪局系统和审计系统（其中前三者合署办公）。碰巧的是，根据中共党章、《检察院组织法》、《行政监察法》和《审计法》规定，上述监督主体在理论上悉数实行双重管理，既要向上级部门汇报，同时又要向同级人大或者政府作报告。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现实存在的“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财政管理体制、人事管理体制和党章中“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领导”的规定，致使理论上的双重管理又都无一例外的走向了同级党委为主的横向管理。故而看似多元且互有分工的监察反腐主体，最后的负责方向都指向了同级党委，尤其是党委书记。

所以根本的问题并不是反腐机构多元分散和相互交叉的问题，而是在同级党委框架内的权力过于集中，由此造就的同体监督问题，才是当下各个机构反腐效率不彰的主要原因。任何可能的有效改革都需要基于这一党委集中领导的框架而进行，但是此次监察系统的升格仅仅是在政府体系内部的升格，即使如媒体所猜想的那样，将检察院所属的反贪局系统，甚至还有审计系统转隶监察系统，也只是增加监察系统的体量而已，并不会对党委框架的权力结构带来明显变化。故而，其反腐效果也恐难以达到普遍预期。至于一些学者主张的将反腐的权力转移到法院系统的设想，至少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具有可行性。

最后，此次反腐运动查处官员级别之高、数量之多可为数十年所罕见，同时颁行的《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规定，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习近平等领导集体从制度上为腐败“治本”的决心与雄心；但与反腐并行的对社会空间的压制，似也说明最高层对维持既定政治框架的努力。如此一来，在当下既定基本政治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朝着打破同体监督、增强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方向，是否有改进反腐工作的空间呢？

至少在两个方向上可以尝试改进：一方面，按照当下升格监察系统的方向，整合政府系统内部的反腐机构，即使不将检察院所隶之反贪局系统划入监察系统，至少可以试行将检察院从政法委归口纪委管理，如此一来也可以更好地“协调衔接”纪检部门的党内执纪审查，减少重复调查，提高效率（还可以增强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制约）。另一方面，考虑到纪委是地方反腐主力的基本现实，试行上级管理派驻制，至少是以上级为主的双重管理，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办法，尤其是在纪委书记人事选择上，以及财务预算方面纳入上一级管辖范围。借此，减弱乃至切断纪委对同级党政体系在财政与人事上的依赖，强化相对于同级党委的独立性，进而保证同级监督的可行性。

当然，增强纪检监察系统的独立性不必然是解决反腐问题的终极药方。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的不受监督状态，而客观上与什么机构执掌权力并无必然关系，既然政府部门与党委官员会腐败，政法委会枉法，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作为反腐机构的纪检监察与司法系统同样会有腐败（可参见《财经》杂志2013年的法官腐败报告）。这并不是由于某一个部门或系统的“道德感”不足，而是整个权力体系的可监督性欠缺所致。

总之，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和机构的权力具有不证自明的清廉公正特质，如果某一种权力具有上述特质，那必然源自于有效和开放的监督与制约。所以从长远来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权与保证公民的知情权才是促使党政体系及其纪检监察系统清廉为政、向公民负责的“治本”方法。

从丽江法官一事看中国法治困境

常红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2月28日

据澎湃新闻报道，云南丽江中院法官李炳祥因微博质疑某民警雪中执勤被停职。2月26日9时许，李炳祥针对微博中一位“57岁的老民警在风雪中执勤”发表评论称，这“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犯错误被罚，一种是作秀，还有一种也是作秀。”

2月26日11时45分，李炳祥删除了上述微博，对自己的言论作出解释并致歉。2月26日晚丽江中院官方微博称，鉴于其错误言论性质，严重伤害了奋战在冰雪一线的警察及广大网民。经院党组讨论研究，决定对其停职检查并调查处理。

此事引发中国公众议论。有人认为，法官是中共党员，质疑并调侃执勤警察，对其停职处理并无错误。有人则认为，这种处理让法官职业独立性受到侵犯，将使法官在未来更为噤若寒蝉，审判独立难以实现，中国法治进程堪忧。

一位公务员朋友就对笔者说：“法官具有特殊身份，要受到规矩和纪律的约束。他对民警的言论可说是即兴为之，起码是一种对别人的妄议；他道歉己说明知错。对他的处理，体现了‘纪挺法前’，是一种党内的组织处理，并无不妥！”

对此，我想说的是，这位丽江法官的言论可能不严谨，带有玩笑或调侃的成分，也可能伤害那位执勤警察的感情；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上纲上线，上升到伤害中国数百万警察群体和网民感情的高度。任何事情都要就事论事，才能得到更好的处理。中国“文革”的教训就是，凡事上升到政治高度，结果谁也不敢说话。

当前，中国正在强化执政党的领导，强化纪律对党员干部的约束。这对提高治理效率、打击党政官员腐败是必要的，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应该看到，法官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他首先应忠诚于宪法和法律；法律之外，其职业行为不应受到干预。这是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中国启动了一个庭审公开网，越来越多的庭审可以高清在线观看，这对不透明的司法意味着什么？

同时，法官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应有较常人更高的道德和行为标准。如果法官私德有问题，比如业余时间发言不慎、涉入公共舆论和争议，或私人生活领域存在问题，应在查明事实基础上，结合其行为危害的轻重，给予适当处理。但这种处理，最好是由法官职业共同体如法官惩戒委员会等机构来做。

笔者认为，丽江中院对法官的上述处理的确过分了，当重新讨论。理由如下：

首先，法官作为公民享有表达自由。这是宪法权利，任何人未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中国宪法规定，执政党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丽江法院党组在该法官发微博数小时后在缺乏严格调查和研究情况下，就做出停职决定。这不仅从程序上是粗暴的，而且涉嫌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

其次，这位法官多大程度上伤害了执勤民警和网民，目前看并无明确证据。本人也是网民，不认为被伤害；他这种言论或有不妥，但不至于受到停职调查的处分。从法治建设的角度，对法官的处分，一定是因其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出了问题；否则，所有法官将谨小慎微，独立审判无从谈起。

再者，表达自由的核心是，应让个人的思想、观点在公开后接受意见市场的检验；也就是说，错误言论是表达自由的一个必要成本。每个人都有局限性，知识经验不足，受情绪或他人蒙蔽，观点都可能出错。这是常识。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圣人君子还是国家领导都会犯错误，遑论个人。如果不能宽容错误或可能出错的言论，正确的观点更无从谈起。

从法治国家的经验看，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常规必须是该行为造成“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但是，这位法官的微博言论仅是质疑，并未造成任何即刻危险；即使该质疑对执勤的老警察有情感伤害，这种伤害也要由当事人确认并提出。

我们看到，2月26日是周日。这位法官从发微博到被停职调查，仅仅只有几个小时。这如此短的时间内，丽江法院党组显然无法完成上述认定程序。从这个意义上看，丽江法院党组对法官的停职很难称得于法有据。

该事件恰恰凸显了中国向法治国家转型之难。中国现行《法官法》与“党管干部”原则存在内在的冲突：一方面，中国宪法规定，法官只应听命于法律；一方面，如果法官是中共党员，还要遵守党的纪律。当法官言行出错时，该怎么处分是个难题。如果按党纪处分，停职调查，就会影响法官办案；如果按《法官法》处分，仅就该案而言，似乎很难找到对应的法律条款。

记得2004年时，中国《公务员法》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有人大常委和法学家指出，不应把法官列入公务员法管辖范围。这是因为，法官的职业与行政机关不同。法律要求法官独立审判，他只能服从法律；公务员法则要求，下级公务员必须服从上级。如果把法官纳入公务员法管理，上级法院可能干预法官判案。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法官具有独立审判权。在某个案件中，即使法官因某种原因判错了，经当事人上诉，上级法院可决定重审或改判，但不能直接干预该法官的办案过程。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但是，目前看，中国法官还是被纳入《公务员法》管理。这恰恰说明，中国法治现代化是个漫长的进化过程。

环球视野

“萨德”、乐天与韩国之困

孙兴杰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3月3日

在2月的最后一天，乐天集团与韩国军方签署了换地协议。“萨德”入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情。到今年年中，韩国的“萨德”系统将成为大国战略再平衡的关键所在。

乐天集团很可能会遭到商业上的损失。对于乐天而言，在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难以取舍，而韩国在本国安全与大国战略平衡之间，也是如此尴尬。某种意义上，乐天的困境就是韩国安全困境的缩影。

乐天集团在中国有诸多业务，上百家超市、五家百货商店，而在韩国的乐天免税店，主要顾客也是中国游客。无论乐天有何种考虑，最终它签署土地置换协议，让“萨德”在韩国落地。乐天集团成为“萨德”入韩的最后环节，也让这一关系东北亚安全的“靴子”最后落地。换地协议也是乐天集团的一种“政治决断”，既然乐天已参与到外交与安全的博弈之中，就会面临一定的经济成本，乐天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也许已经预计到了可能的损失。

也许令人无奈的是，乐天集团手中的那块地正好被韩国军方给看上了，还要变成影响东北亚安全、乃至全球战略平衡的关键节点。如同一台机器一样，当所有的齿轮已经啮合之后，乐天就变成了夹在齿轮里的钉子，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所有的压力。这是两难选择，也是韩国的外交与安全困境在一家企业的投射。

乐天集团最直接的压力在于韩国军方急于部署“萨德”系统。自宣布部署“萨德”以来，韩国军方已成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推动者和执行者。虽然朴槿惠总统遭到弹劾，以青瓦台为核心的政治陷入了混乱，但是“萨德”入韩并没有逆转，而是在韩国政局混乱的机会窗口期加紧推进。乐天集团签署换地协议，让外界希冀的韩国新总统上台之后可以延迟或者放弃“萨德”部署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对于美韩军方而言，部署“萨德”也是在“争取时间”，如果能够在新总统上台之前，“生米煮成熟饭”，那无论新总统是谁，恐怕都无力逆转。

“萨德”在韩国看来，是保护自身的盾牌。无论效果如何，军方、政府和民间都认为，“萨德”是防范朝鲜不断加剧的导弹威胁的有力工具。韩国面临的安全困境，从根本上看，是半岛局势及东北亚地区的大国政治，想以“萨德”求得安全，有些鸵鸟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萨德”入韩是韩国外交失败的表现：如果韩国可以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可以形成反制朝核威胁的国际共识，韩国面对的威胁就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放弃外交努力，执念于“萨德”，舍本逐末，也是朴槿惠政府放弃了通过漫长而艰难的外交努力去维持半岛均衡的必然结果。

中日岛争升至战略博弈

复旦大学教授冯玮：从年初军机对峙到年末防空识别圈对垒，中日岛争不仅未见缓和，至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更将中日对峙演化为战略之争。

“萨德”从不是简单的武器系统，而是关系到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大国战略平衡。“萨德”入韩，韩国看上去得到了一件盾牌的保护，也进一步绑定了美韩军事同盟，但是带来的却是系统性风险。韩国以中等国家之力而一脚踏入了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形势并不乐观。乐天所承受的压力，不过是韩国外交之困的最直观的体现而已。

目前，围绕朝鲜半岛其实是形成了双重的战略博弈：一是朝韩之间自分裂以来的统一意志的博弈，没有任何一方公开承认分裂状态的合法性；二是中美之间自朝鲜战争以来形成的大国意志的较量。这两种博弈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三八线”的存在，不仅是南北之间的分界线，也是中美在东北亚安全方面的分界线。“三八线”是东北亚“热战”与“冷战”的活化石，几经变幻，但依然带有强烈的阵营对垒意味。正是这种特殊的安全结构，为朝鲜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甚至出现了“以小博大”的特殊的地缘景观。

从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围绕朝鲜半岛而产生的阵营化逻辑，就遇到了大国合作的对冲。尤其是在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三八线”所蕴含的对立色彩淡化了许多。对于韩国来说，中韩之间的互动打破了阵营对立的逻辑，可以依靠大国共识来实现自己在半岛的主导地位，这一逻辑的发展，就是朴槿惠政府曾将半岛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中韩交好。从这个角度来说，“萨德”入韩是韩国外交政策“试错”之后的选择：中韩之间互信倒退，韩国倒向美国，绑定美韩同盟，“萨德”入韩。

就本质而言，“萨德”终归还是中美俄之间的战略博弈，对于“萨德”不可避免地在东亚落地，中俄必然会有相应的反制措施。“萨德”在韩国部署，在战略上韩国就变成了美国的一部分，乐天的那块地更是如此，韩国的困境在于它需要承担大国博弈的巨大压力和成本，却得不到自己预想的安全保障。

美国不会为了韩国而与中国翻脸，反过来也成立。中美关系在特朗普刚上台之后有所延宕，但两国元首通话之后，各层级的交流和互动已经恢复如常，尤其是杨洁篪访美，与白宫各层面的人物都有见面。“萨德”并没有成为其中核心的议题。中美关系需要再定义，构建新的对话平台和渠道，这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平衡与共识是朝鲜半岛稳定的前提。

美朝之间的“1.5轨”对话设想取消了，中国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年内不再进口朝鲜煤炭，朝鲜副外相访华……这一连串的事件，看上去很复杂，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中美大国层面实现妥协之后，朝韩任何一方都很难延续“以小博大”的游戏。

对于韩国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部署“萨德”或者什么其他超级武器，而是认清自身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优势，扬长避短，充当大国之间的沟通者，在大国战略平衡的基础之上，遏制朝核的发展。无论朝鲜还是韩国，投机行为都会给中美造成困扰，乐天和“萨德”并没有掩盖朝核对半岛与整个东北亚带来的巨大威胁。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近邻的朝鲜半岛进入一个高风险时期。管控危机，维持半岛稳定，进而推动无核化，依然是中国最核心的利益所在。“萨德”入韩，中韩关系处于微妙时期，乐天跌入了两国安全互信缺失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火山口之中。乐天在中国将承受什么样的损失，尚不明确。当然，中国人也许可以选择用人民币来抵制乐天，但任何逾越“市场关系”的激进行动，比如打砸抢烧等，并不是“爱国”行动，反而会造成态势的扭转。越南曾经也发生过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非但没有给本国带来外交优势，反而陷入了被动。

乐天之困，既是中韩关系面临的重大的挑战，也是中韩关系最终好起来的基础，毕竟，这两个市场已经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理性，需要合理的预期，“爱国”也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这是两个国家最终能够解决重大分歧的心智基础。

学术前沿

解读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7年3月5日上午9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报告全文约1.9万字，回顾了“十三五”开局之年取得的成就，并部署了2017年九大工作任务。本期，我们搜集整理了多位专家、学者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热点问题的解读，整理成文，供领导参考。

民生放首位，不重增长重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是，将民生放在首位，将就业、医疗、环保等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满意度的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不再追求过高的速度，而是立足于就业。6.5%的GDP增速目标是高还是低？衡量的标准很明确，那就是要解决1100万新增就业问题。理论上讲，要实现这一经济增长目标，必须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共同发力。当前主要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动辄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中国出口增长难度较大，这就意味着消费和投资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在引导消费和刺激投资方面，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必须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该进行力度足够的减税减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将投资率从个位数恢复到两位数，焕发投资引擎功能。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医疗养老保障机制和转移支付机制，降低居民家庭的被动储蓄率，尽快释放出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动能，稳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新浪网 2017年3月7日）

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预期6.5%有五大考量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一是经济总量基数越高，经济规模越大，增长难度必然随之增加，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符合客观规律。2017年的6.5%与2016年6.7%的经济增量相当；二是未来几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三是稳中求进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和方法论，保持这样的增速，经济增长既不会失速，又能稳住大局，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四是稳增长主要是为了稳就业，这一增长速度可以满足新增就业的需要；五是保持这样的速度还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更加集中精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与各方面需求升级相适应、加快推进结构优化升级、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6.5%的增长速度不仅能够继续领跑世界经济，而且有利于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质增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年3月9日）

打好蓝天保卫战，守住环保底线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这次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大幅增加了雾霾治理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很多措施，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要以更大的力度来治理雾霾。第一个，社会有共识。对加强环保、治理污染天气，过去不能说没有共识，但是共识没有现在强。当时有很多方面，包括一些地方的同志认为，加强环境治理跟经济增长之间在一定时间内是有矛盾的，要治理环境，就要增加投入，要关停一部分企业，这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很多时候是坏事变成好事，一到了危难关头，一到情况严重的时候，社会就会快速地形成共识，现在经过这几轮的严重雾霾天气过程，共识更加强烈了。不然，很多人的思想是不通的，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是不好做的。第二个，政府有决心。没有决心是什么事都干不成的，我们不仅有决心，治理还是有办法。经过探索，对雾霾的成因是越来越清楚了。大家也看到了，雾霾的产生主要是燃煤污染、工业污染、机动车污染，还有气象条件的因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路径也很清楚了，所以好针对这些来进行治理。我们的措施也是强有力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对所有重点工业污染源，要实行24小时在线监控，对污染企业制定达标期限，到期未达标要坚决关停。这些措施的力度在过去是没有过的。还有法律保障，《环保法》是一部有“牙齿”的法律，号称史上最严的法律，已经明确了关于违背法律入罪的要求。政府制定了问责制，总理已经表态，对三种情况下的责任人，要进行严肃问责。如果社会有共识、政府有决心、治理有办法、法治有保障，所以我相信，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之后，我们在污染治理上会有更大的进展。（观察者网 2017年3月5日）

用改革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一、扎实有效去产能。推动钢铁、煤炭、煤电行业化解过剩落后产能，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完善“僵尸企业”退出机制。去产能必须妥善安置好职工，用好中央财政专项奖补资金，地方政府和企业要落实相关配套资金，确保分流职工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允许和支持银行与企业通过协商，按照市场化方式开展银行债权转股权，在转股资产定价、资金筹集、管理和退出股权等环节切实尊重银行债权人权益和选择权，实现银行和企业双赢。大力拓展产能国际合作新空间，围绕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拉美地区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机遇，积极引导国家产能合作和企业“走出去”战略。

二、因城施策去库存。从长远看，三四线城市去库存重点应该和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一是按照发展城市群的要求，推进三四线城市与特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其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二是研究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农民到三四线城市买房。

三、积极稳妥去杠杆。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今年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明确企业降杠杆的主体责任，强化自我约束，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推动企业开展债务清理和债务整合，鼓励企业尝试债务融资工具的创新，持续优化债务结构，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强化国有企业降杠杆的考核机制，将降杠杆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考核体系，调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降杠杆的积极性，逐步将企业负债率降到合理水平。

四、多措并举降成本。一是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二是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35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项目要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各地也要削减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是减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性收费，清理取消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违规收费，推动降低金融、铁路货运等领域涉企经营性收费，加强对市场调节类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监管。四是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五是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

五、精准加力补短板。要针对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突出问题，结合实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加大补短板力度，加快提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创新发展、资源环境等支撑能力，凸显了政府今年补短板的信心和决心。精准加力补短板，是扩大有效供给，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求的迫切需要。（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7年3月15日）

“三农”工作部署体现五个新亮点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姜文来：亮点一：《报告》提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农村土地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如何处置土地权限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报告》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体现了政府工作的一致性和持续性，也说明了“三权分置”的意义重大，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土地承包利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亮点二：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报告》针对扶贫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建立贫困退出机制”，让贫困退出规范化，是对扶贫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近年来，我国的脱贫工作的成果明显，一些贫困户通过扶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将其择机退出扶贫范围是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退出，满足什么样的指标和评价标准才能退出，需要履行哪方面的手续，退出后政府还有哪些责任和义务等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亮点三：打造“三区一园”。“打造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三区一园”首次出现在《报告》中，是下一步政府工作的重点，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区”对于维护粮食安全、食物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是非常有利的，实质是为保障食物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添加一把安全锁。

亮点四：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业水价改革在多年的《报告》中都曾被提及，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还是首次出现，这表明农业水价改革的方向是综合改革，并不仅仅是农业水价单项改革。

亮点五：建设现代美丽乡村。今年《报告》提出“现代文明、田园风光”的美丽乡村，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不仅仅是宜居美丽，而且是现代的具有农村特色的美丽乡村。乡村的建设，既要保持田园风光，又要有现代文明的嵌入，紧跟时代的脉搏，又不丢掉乡村特色，是乡村建设的现代升级版，这样的乡村具有吸力。吸引更多的人奔向乡村，乡村的繁荣才有希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年3月14日）

报告首次提到“港独”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关于“港独”的表述，应该说不是无的放矢的。这两年，特别是去年的一些情况表明，“港独”的言行是有的，我想这个事情不用多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香港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祖国强大后盾的支持。如果离开内地，香港的发展会是什么情况？香港民生的改善又会是什么情况？我想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港独”是违背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利益的，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作这样的表述，应该说是对国家负责任，也是对香港同胞、对香港的前途负责任。（凤凰网 2017年3月5日）

讯息快递

浙江推“最多跑一次”项目清单 香港《文汇报》3月3日报道，浙江省政务服务网与浙江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前日公布了首批40,961项“最多跑一次”项目清单。今后，清单内的事项，只要材料齐全，民众和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最多跑一次”。浙江省政府提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是以增强民众改革获得感为宗旨的更高水平和更高要求的政府自身改革。到2017年底，基本实现民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例外”要求，力争覆盖到80%左右的行政权力事项。

营改增成效超预期 去年减税逾五千亿 香港《文汇报》3月4日报道，去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消息，2016年全年营改增减税规模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成效超出减税预期。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两会首场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我国将双管齐下，通过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规模和清理涉企收费，为企业降负。”营改增推开后，可以避免重复征税和不能抵扣的弊端。不过，当前还在营改增初期，很多企业也出现税负“不减反增”的情况。在营改增具体落地的时候，部分领域还存在不能抵扣、获不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各种情况。此外，有些上游企业提供的可抵扣项不足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财税系统的官员表示，营改增后税负不减反增只是暂时问题。

中国时隔3年出现贸易逆差 日本 日经中文网3月9日报道，中国海关总署3月8日公布的2月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减去进口额所得的贸易收支为逆差91.5亿美元，时隔3年再次出现逆差。除了出口低迷外，原油和煤炭等资源价格上涨导致进口增加。不过，2月受到春节长假影响，中国的统计数据容易出现波动，光凭单月数据很难判断贸易前景。中国2月的出口额同比降低1.3％，降至1200亿美元。时隔2个月低于上年水平。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出口对象的出口额均出现同比降低。虽然手机和集成电路的出口表现良好，但服装等轻工业产品出口减少。进口额同比大幅增长38.1％，增至1292亿美元。自2012年2月以来，时隔5年再次出现如此大的增幅。主要进口产品原油的进口额同比猛增69.4％，煤炭进口也出现增加。虽然进口量与上年持平，但单价上涨。通过实施公共投资，中国经济表现坚挺，这也拉动了进口额的增加。

中国个人消费增幅时隔11年低于两位数 日本 日经中文网3月14日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的主要经济统计数据显示，1～2月显示个人消费状况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5％。增长率被认为自2006年2月以来，时隔11年低于两位数。消费减速主要是因为汽车销售低迷。2016年12月的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14.4％，而1～2月同比减少1.0％。小型车减税的规模从1月份开始缩小，之前增加的临时需求似乎出现了反作用。

民间投资回升 首季经济企稳《香港经济日报》3月15日报道，国统局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数据，1月至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1,378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8.9%，增幅高于市场预期的8.2%、也比去年全年加快0.8个百分点。国统局发言人盛来运指，民间投资表现好转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政策效应显现、市场环境好转，有利企业加大投资以及政府PPP项目加快落地。他预期，民间投资表现将会持续改善。

外商投资在华首选华南《香港商报》3月2日报道，华南美国商会近日发布了《2017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和《2017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这两份报告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中国的跨国企业的投资方式已开始转变，受制于投资成本上升，中国必须与其他海外投资地进行一番激烈的竞争，以广东为首的华南地区依然是外商在华的最佳投资地。《白皮书》指出，跨国企业的投资方式已开始转变，据调查显示，美商会会员企业2017年用于拓展在华现有业务的利润再投资预算为12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4.12%。《特别报告》整合并分析了超230个受访企业的反馈结果，以广东为首的华南地区依然是外商在华的最佳投资地。调查发现，绝大部分企业认为华南地区目前营商环境为“好”或“非常好”，也有不少企业对中国经济持“较乐观”或“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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