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尤其是含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的电子垃圾，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根据联合国大学发布的《2014年全球电子垃圾监控》，2014年全球共产生4180万吨电子垃圾，其中，中国产生600万吨，占比14.3%，体量不容小觑。

以手机为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5.6亿部。业界预测未来几年中国每年更新的手机数量可能会达到4亿至5亿部，而此前废旧手机的沉积量就已达到10亿部左右。这些被弃之不用的产品给环境带来了巨大隐患。

很快，中国电子产品行业将面临新的环保制度压力。根据国务院发布的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推行方案，发改委、环保部等政府部门需在2017年底前提出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工作方案。国务院同时提出，到2025年，中国将基本完善重点品种的EPR制度，产品生态设计“取得重大进展”，至少一半的废弃产品得到规范回收与循环利用。

生产者将负担哪些责任

新的EPR制度定义了四项生产者的环境责任，分别是开展生态设计、使用再生原料、规范回收利用和加强信息公开。前两项试图从源头减少产品环境足迹，后两项则试图让生产者承担起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追溯和回收责任。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童昕长期以来关注EPR制度，她告诉中外对话，废物管理一直都不是环保部一家之责，主要问题是九龙治水，条块分割矛盾比较突出。新的制度“定了调子”：全链条都要负起责任，而生产者又是这个链条的关键。

首批将推行EPR的重点产品为四类，分别是电器电子产品、汽车、铅酸蓄电池和饮料包装。

对这些行业而言，实行EPR必然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对此，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杜欢政认为，成本的确是生产者关心的重要问题，但是名义上是生产者责任，其实最终会通过产品价格的上涨，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一点在选择试点行业的时候就已经列入考虑。

以家电行业为例，其产业集聚度高，大企业占市场份额的八到九成，在这样的行业中，生产者如果将环境成本内化到生产过程中，其导致的成本上升是全行业性的。这意味着如果上升的成本难以在盈利空间内被消化，那么产品的价格会以整个行业的维度上涨，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新的EPR制度试图完善中国现有的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制度。此前，中国于2008年颁布《循环经济促进法》，提出了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以及生产者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环境足迹负责的原则，但并未提出可操作性的管理规章。

2009年，中国推出具有操作性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其中包括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的目录制度、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制度、处理企业资格许可制度等一系列沿用至今的制度。但这一条例只局限在回收处置环节的规范化，并不尝试倒逼生产设计环节的改善。

新的EPR制度是首次在操作层面，从原料选择、产品设计到回收处理，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足迹的控制纳入实际操作规程中。

此外，EPR制度还希望探索新的促进电子垃圾正规回收的方式。例如，该制度首次提出建立依托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电子产品回收机制，以方便消费者更多地使用正规渠道，而非随意丢弃或卖给非正规废品回收者。

将市场机制和垃圾回收的公共事业有效结合、形成符合消费者习惯的新的回收渠道，是EPR制度开启的改革方向。

事实上，已经有一批电子垃圾回收网络平台在探索正规而市场化的新模式，例如香蕉皮、阿拉环保网、回收哥、咸鱼、爱回收等。

EPR制度与非正式回收大军

政府之所以要想方设法促进正规回收处理的普及，是因为目前中国大部分电子垃圾绕过了正规渠道，流入无资质的回收者和处理商手中。据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调研，2015年，非正规渠道回收了86%的废弃电子产品。

政府对于电子废弃物处理企业有着严格的资格许可和总量控制，目前拿到环保部处理资格许可的企业仅有109家。多位专家告诉中外对话，由于大量废弃产品被不规范的小工厂、小摊贩收去，正规处理企业根本“吃不饱”，设备大比例空转。

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智库）节能与环保研究所副所长李博洋告诉中外对话，有资质的处理企业需要建设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生产线，采用合规的技术和设备对废弃物进行拆解、处置、利用等，而且需要对员工实施基本的劳动保护，一条生产线就好几千万，在与个体游商的成本竞争中完全不占优势。

尽管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对正规处理厂家予以补贴，但按季度发放的补贴在实际操作中有相当程度的拖欠，甚至有拖欠一年以上的情况。

李博洋坦言，非正规渠道不可控且难以监管，所以政府希望把废弃产品尽量拉到正规渠道来。

但个体拾荒者也对城市环境的维持起着重要的作用。EPR制度只能触及正规的生产和回收企业，忽略了这个群体。

非正式回收和处理一方面导致低价值零部件的随意丢弃，产生二次污染，加重环境负担。另一方面，在失业保险、劳动安全和健康方面，非正规回收业者不受法律保护，属于不受制度照拂的弱势群体。事实上，对这些必要环节的省略正是这一灰色产业链的竞争优势所在。

童昕表示，正规和非正规回收处理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政策面临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如果不控制拾荒的部分，体系建了也是白建，根本收不到废弃物。但她又强调，简单的剥夺拾荒者的饭碗是否可行，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经济广角

中国经济之辩：周期的幻灭与幻灭的周期

赵洪岩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6月6日

中国统计局出炉的四月份经济数据普遍低于市场预期，暗示着2016年四季度以来的经济回暖也许已经见顶，这扑灭了许多人对持续复苏的幻想。相比之下，美国和欧元区复苏稳健，就连长期处于低通胀低增长的日本也实现了连续五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创下十多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为何中国在全球经济回暖中复苏乏力？同时，资本市场却幻起幻灭，股市、债市和大宗商品轮番暴涨暴跌，硬把美林投资时钟玩成了美林风扇。为什么资本市场切换如此之快？哪里才是经济复苏破局之处？二季度的中国经济恐怕又走到了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关口。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周期。周期是从前一个波谷历经扩张、波峰、收缩、再到波谷的过程。文革之后中国经济第一个周期从1976年经济波谷开始，之后扩张，1978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达到高点，继而开始衰退，1982年达到一轮周期的波谷，该轮周期持续6年。第二个周期是1982年之后经济开始扩张，1985年是扩张的小高潮，1986年短暂衰退，1987-1988年继续扩张，到1988年经济过热为波峰，宏观调控之后直线下行，1991年触及经济谷底，该轮周期持续9年。第三个周期始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重启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得经济迅速反弹，到1995年达到顶点，1997年由于亚太金融危机陷入通货紧缩。2001年粮食库存开始下降预示总需求开始复苏，但经济回暖被非典打断，直到2004年触底反弹，该轮周期持续13年。在这之后几年里经济强劲增长，2007年增速达到惊人的14.2%，2008-2009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来袭，虽然由于政府财政的强力刺激保持了2010-2011年经济稳定，然而从2011年后持续下行至今，第四轮经济周期已经历时13年但尚未结束。

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中国经济周期已经变得越来越长，而且比美国的要长。美国从1945年到2009年一共经历了11个周期，平均为69.5个月（不到6年）一个周期。经济周期的加长反映了历经三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正在缓慢下降。潜在产出增长率是锚，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大海航行中的中国这艘经济巨轮的实际产出增长率。这一次漫长的经济衰退使得市场对经济周期复苏的幻想一次次被冰凉的数据浇灭，以至于甚至有人提出周期已经不存在了。2008-2009年政府四万亿财政投资加上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只是暂时制止了经济的迅速下滑；2015年央行连续五次降息经济并无起色。在潜在产出增长率下滑的情况下，驱动经济的刺激政策往往只是短期有效。

宏观经济周期变长并不意味资本市场金融周期拉长。当经济处于平缓漫长的衰退期中，各种频率的宏观经济指标隐含的周期性信息极为微弱，比如2016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都是6.7%，使得市场无法分辨经济的基本面和一些白噪声。这样资本市场很容易将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短期好转解读为长期复苏，同时对政府政策也变得更加敏感。这一点从资本市场对经济复苏与衰退的判断变化更加迅速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美林投资时钟玩成了美林电风扇”——准确反映了最近几年大类资产的剧烈变化：2014年7月到2015年5月股票的牛市，接着是2015年8月到2016年2月债券的牛市，紧接着是2016年的大宗商品期货的牛市。所以，与实体经济周期拉长相比较，资本市场的金融周期却缩短了。

为什么本轮经济持续复苏这么困难？

2007年前的高速增长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加入WTO，这不仅仅带来一次性贸易自由化的制度红利的释放，表现在中国进出口的迅猛增长和企业效率的上升。但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也大幅改善了金融系统的资本配置效率。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得央行不得不购买外汇，由于外汇占款太高市场的流动性太多，央行担心高通胀，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备金，客观上限制了国有银行系统的信贷创造，从而使得较少的贷款流向了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同时，出口企业由于贸易信贷改善了流动性。这个对外贸易衍生的货币创造过程事实上带来了金融体系资本配置的效率改进，把信贷更多的投放到了高效率的出口企业，使得经济以惊人的两位数增长。

然而，这一资本配置改善的机制却被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打断。2008年的四万亿的财政刺激以及更大规模的金融创新释放的流动性，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获得的贷款，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和房地产。这一政策的结果是逆转了之前资金流向效率高的出口企业的机制，而且使过剩产能行业里的僵尸企业活了下来。

我们知道经济周期衰退的作用并不是全部是负面的。在市场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体里，生产效率低和产能过剩的企业不得不破产退出市场，而资本和劳动力会重新配置到有效率的企业。中国政府为了稳增长，在处置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上裹足不前，因此经济复苏动能不足。一个直接证据就是民间投资增长率从2011年的34.2%快速下降到2016年的3.2%，而国有投资的增长率则从2011年的11.1%回升到2016年的18.7%，目前其增速仍显著高于民间投资。同时，在有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间的资本回报率应该是趋同的，但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宋铮教授的研究发现，最近几年制造业企业间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在显著扩大。这表明资本的错配程度在明显上升，由此造成了近几年资本的平均回报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

在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为什么资本市场的金融周期特别是大类资产的轮动会加快呢？除了上面提到的金融市场容易将短期好转误读为长期复苏，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的存在。首先，为了维持这些僵尸企业的生存从而不造成大规模失业，央行必须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造成流动性的过剩，如2015-2016年的资产荒。其次，僵尸企业造成的资本错配，使得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平均报酬率下降，因此部分资金在金融系统中自我循环，脱实入虚。只要股市、债市或大宗商品有所风吹草动，资金汹涌而至极容易造成局部或全局的金融泡沫。2015年年中的股灾、2016年后期的债灾和大宗商品期货暴跌，都是因为金融市场内部杠杆一再叠加，然后政府出手加强监管主动降杠杆导致的结果。政府主动降杠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府难以承担局部金融泡沫破灭带来的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和金融系统呆坏账的上升，因此政府在各个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时都会采取加强监管的办法来防止高杠杆。最近，央行、银监会、保监会等对影子银行和表外资产加强监管造成了流动性紧张，在经济刚刚显现复苏迹象的时候这么做并不是一个好时机，然而政府对于金融市场内部杠杆率继续上升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心却是可以理解的。

实体经济周期的拉长和资本市场金融周期的缩短，是本轮经济周期衰退与以前任何一次经济衰退的不同之处。然而两者背后的原因却是殊途同归：过剩产能和低效率的僵尸企业不能退出市场，造成了资本错配以至于经济复苏乏力。这些企业同时恰恰也是债务杠杆最高的企业，信贷放松诱使这些企业继续加杠杆；央行为了维持这些企业所释放的过多的流动性，以及实体经济的低资本回报率使得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从而极其容易造成局部金融泡沫，政府被迫加强监管经常主动降杠杆，这反过来又加剧资本市场波动。

针对此，我们的政策建议是解决过剩产能和让低效率的僵尸企业破产退出市场，这是经济稳健复苏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处置僵尸企业的任务也与国有企业改革密切相关。中央已经就如何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做出过多次指导意见。事实上，政府在1997年亚太金融危机后对国企的抓大放小改革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所以我们不缺政策和理论，缺的是执行，缺的是勇气，让亏损累累和处于过剩产业的部分国有企业关停并转，虽然会有阵痛，但却是经济实现持续复苏的必经之路。

中国企业“三明治式”的国际化之路

黄河 香港 凤凰网 2017年6月8日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了不可逆的大潮。2013年开始，中国直接对外投资金额就位列全球第三，2015年则上升到全球第二。今年虽然有一些外汇管制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对外投资金额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这只是国际化进程中的小插曲。依然高涨的海外投资热情，以及“一带一路”的支持，会促使一大批中国公司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不过有意思的是，一直以西方同行为师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这方面都不认为可以复制西方企业国际化的套路，中国人更愿意摸着石头过河。如果以2004年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及同年TCL收购汤姆逊电视业务为中企大规模国际化的序幕，那么13年后的今天，中国企业其实正在实践一种 “三明治式”的国际化之路。

所谓“三明治”模式，即中国企业至少必须两个层次的国际化过程才能真正赢得海外市场——第一个层次是通过海外并购或直接投资出去；第二个层次是拿出全新的产品、服务再次走向全球。而期间需要完成的夹层步骤是，处理好被收购方，并把中国市场的经验优势与海外资源进行消化吸收结合。

走出去并不难

本质上，“三明治”的模式与西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之路有天壤之别。

先来看看西方企业的做法。按照西方学界和商界公认的邓宁（J.H.Dunning）理论，公司全球化是企业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才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换言之，西方企业是在本土市场成熟并取得成功，成为强者后，再去在海外市场复制经验和优势，全球市场只是本地市场强者模式的延伸。

打一个直观的比方，这就如同企业在进行“商业殖民地”的开拓，当然这里的殖民没有贬低的意味或情绪的表达，更多的是描述这种直接在海外复制的模式。

无论最初进入中国市场的宝洁、通用电气、丰田汽车、可口可乐等，还是现在的特斯拉、苹果等，基本都是在这样的打法范围内出牌。

与“殖民式”的国际化不同，中国公司的国际化一开始就在企业文化、公司治理、技术水平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并不具备将自身经验复制出去的优势，相对大的优势是“钱多”。

一般认为，中国充足的资本为中企跨境并购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国有三万亿的外汇储备，掌管着全球第二大主权基金，而且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这些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资金支持。再加上中国企业在证券市场有较高的估值来筹集股权资本，且其他融资渠道也丰富，这也能快速地拿到并购所需的资金。

有了资金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的目的不是像西方跨国企业一样，在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再把成果复制出去，而是希望通过海外收购或投资，来迅速获取资源、品牌或技术，先拿过来补充自己的实力。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收购海外资源方面，以2008年金融危机及2014年两个时间段为节点，各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到海外去收购各种能源资源；在获取品牌方面，有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复星收购葡萄牙保险公司Caixa Seguros等为代表；而在拿到先进技术方面，则有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混凝土机械制造商CIFA、美的收购库卡机器人公司等。

这使得最近两年以“补充实力”为核心出发点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不断刷新纪录。据不完全的数据统计，去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金额达2340亿美元，而前年则是1000亿美元。

今年虽然受到外汇管制的影响，导致海外并购的金额有所下降，但是海外并购财技越来越娴熟的中国企业，依然通过在欧美金融市场通过举债融资的方式继续大踏步前进。比如今年可能会完成的有史以来中国企业第一大海外收购案——中国化工以47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中国化工中在海外举债就可能将达330亿美元。

“夹层”的考验

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动作无论时间先后，都是属于“三明治”国际化路径中的第一层。并且随着并购经验的丰富，从整体来看，中国企业在此方面失败的概率也来越来越小。

真正有失败风险的还是在“夹层”，即如何管理和整合好被收购的国外企业，并找到与家乡市场的融合之道。

这是所有中国企业面临的全新课题，它们无法套用西方速战速决、迅速整合双方资源成为一家公司的“标准100天”模式，也无法找到普遍适合的模式，只能是“边做边学”。应该说，目前大多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都还在这个夹层中“饱受折磨”。

整体而言，在这个夹层中能取得一定成功的中国企业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对被收购方“不管”，放手让外国人去做。

比如，万达收购AMC院线后，王健林只派了一个董事长和财务副总监到AMC，承诺利润留在美国，并拿出10%奖励管理层，AMC在被收购第二年就扭亏为盈；海尔在收购新西兰高端厨电品牌斐雪派克后，同样没有着急与海尔体系融合，而是保留管理层并确定任务目标及奖励措施，结果斐雪派克也是迅速扭亏。尝到甜头，海尔在收购通用电气家电业务后也基本在用这个方法。

当然，具体怎么做到“不管”，不同领域的企业又有各种不同的做法。这涉及到中国企业需要透彻理解被收购方，洞悉其弱点并有逐步改善的把握。麦肯锡曾在一份报告中总结了四种方式“不管”式整合方式，即放手式整合、修正重振式整合、选择式整合和渐进式整合。

放手式整合是保持被收购企业运营的独立性，主要通过董事会来管理；修正重振式整合是任命管理层、薪酬、激励等方式来提升运营效率；选择式整合是保持被收购企业的独立性，但会选择一些特定的协同领域进行合作；渐进式整合是从一个职能领域开始整合，然后逐步扩展。

整体而言，采取以上四种方式的中国企业，因为照顾到了被收购企业的情绪和实际情况，能降低风险并控制好发展环节，最终通过夹层考验的可能性较大。而反过来看，如果不采取这四种方式，选择照抄西方跨国公司全面整合的方式，失败则是大概率事件。上汽曾以5亿美元收购了韩国双龙的完整知识产权和研发平台。但收购后，中方试图从人员架构、工作流程、管理方式等方面彻底改造，但无论双龙的高管、员工、工会，还是当地媒体，都表示了不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甚至联想在整合完IBM的PC业务后，对全面整合的方式过于自信，在融合摩托罗拉时还是出现了问题。虽然这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但至少说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中国企业，在通过“三明治”国际化中的夹层考验时，还是免不了会入坑。

真正的国际化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真正飞跃阶段，是在消化吸收这些被收购公司的资源、品牌和技术后，再拿出有创新力的产品服务第二次走向全球市场。这个时候的中国企业，才能被真正看成国际化的公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巨头的国际化，是另一种模式）。

能走到这个阶段的中国企业少之又少。吉利在收购沃尔沃且“分而治之”七年后，才拿出了融合沃尔沃技术的高端汽车领克；TCL在整合完阿尔卡特手机资源并在全球市场有一定积累后，今年终于拿出“TCL-黑莓Key One”，并计划在多个国家发售。从这个层面看，他们是在走完第一层的国际化和夹层融合后，才真正全面走向了全球舞台，且从产品、渠道、品牌、营销等诸多方面，都拥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市场最终检验。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必须走两次国际化的“三明治”之路，但它们却握有比一些西方传统跨国企业有更多的牌。

首先是在它们身后有最大的支持因素，即消费能力逐渐升级的庞大家乡市场（Home Market）。在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这样的大趋势中，能在家乡市场取得成功，也就意味着具备在国际市场成功的基础。它们同样也能复制一些营销经验到次发达国家市场。最近一两年国产手机厂商华为、OPPO、VIVO、传音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市场的攻城略地就是这样的例子。

而且在中国企业在对创新的理解逐渐加深之时，一些融合了东西方市场的新技术新模式也具备了全球竞争力。比如，海尔在智能制造上的实践正在通过通用电气的家电部门逐步拓展到全球、华为在企业和城市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方案也在联合软通动力等一大批合作伙伴走向东南亚及欧美等地。

其次，尽管中国的制造成本、人工成本及赋税成本都在上涨，但综合下来在全球范围依然具备一定的成本优势。同时不少领域的产业链已经成熟，中国企业能相对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完整的生产方案、设计方案和制造方案。这也会使得它们一旦在完成与被收购的海外企业融合后，能迅速拿出可以在全球市场推广的产品和服务。

除此之外，政策的支持也成为了重要的推力。外界了解较少的事实是，2014年起对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通过《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等文件，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了大幅松绑。除了少数另有规定外，对外直接投资一律实行备案制，这就大大减少了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行政干预。

而“一带一路”战略也确确实实给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除了国有企业在海外有大量新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的机会外，大量民营企业同样也能找到深入相关市场的切入点。

科教文卫

中国重拳打击论文造假产业链

美国 侨报网 2017年6月15日

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曾在4月下旬集中撤掉107 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近两个月之后，中国科学技术部（以下简称科技部）首次公开回应并介绍处理进展。

科技部在14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透露，针对社会关注的一国际期刊集中撤稿事件，科技部牵头会同相关机构正对撤稿论文逐一彻查，对查实存在问题的论文作者将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公开， 形成“零容忍”的态势，坚决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滋生蔓延的势头。

多部门联合打击论文造假产业链

科技部在14日发布的通报中称，此次论文集中撤稿事件虽是个别案例，但影响十分恶劣，严重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尊严，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学术环境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体系和力度都还需进一步改进。

中新社报道，通报说，科技部、中国科协、教育部等部委组成联合工作组，对论文质量、论文署名情况、撰写发表过程、代写代投第三方机构情况、论文使用情况等开展彻查，基本查清了撤稿论文的情况。

通报指出，各部门对涉事论文作者承担或正在申请科研项目（基金）、基地建设、人才计划和科技奖励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对相关科研项目、基金等予以暂停。针对此次撤稿事件中参与造假的第三方中介机构，相关部门启动网上网下清理工作，打击论文造假的灰色产业链。

上海澎湃新闻报道，“有一定证据表明，提供所谓语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注：一些提供论文代投服务的机构）在操纵评审流程上发挥了作用。”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参与了期刊撤稿前的调查，他曾如是表示。

中国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说，撤稿是学术期刊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机制，正常的撤稿应当是期刊针对已发表的论文，“发现问题的，随时发现，随时撤稿”。但对数年来的论文集中、大规模的撤稿则是不正常的， 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负责任的。

4月份施普林格方面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这些论文共牵涉中国的524 名医生、125家医院，这也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

贺德方还说，绝不能因为个别科研人员违反科研诚信要求、违背科学精神，就否定我们整个科技人员队伍，否定广大科研人员做出的杰出贡献。

新华社报道，科技部等部门将以此次撤稿事件为契机，深化科研评价制度改革，强化以“品德、能力、贡献”为核心的人才评价导向， 更好发挥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卫生计生委、科技部将在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开展临床医生职称改革试点工作。

会上通报了对高校和高校附属医院涉事论文作者、对医院系统涉事论文作者、对涉事论文作者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调查处理的情况。

施普林格再撤下10篇中国医学论文

6 月15 日，在《分子神经生物学》期刊网站查询发现，2017年2月至今，该期刊陆续发表10篇中国医学论文的撤稿声明，称相关论文的同行评议过程受到损害。部分论文存在重复发表问题。其最近一篇撤稿声明发表在5月26日。

上海澎湃新闻注意到，这10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是脑瘤——胶质细胞瘤，这些论文发表在2015年或2016年，论文作者来自中国高校或医院。部分论文作者涉及前述107篇被集中撤稿论文。

据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网站报道，施普林格集团的一位发言人称，这10 篇研究论文的撤稿，与此前107篇集中撤稿论文引发的调查有关。因为这一调查，从而关注到发表在该集团旗下另一学术期刊《分子神经生物学》（Molecular Neurobiology）上10篇问题论文。

此前，4月20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 ）发表声明，宣布撤回107篇来自中国的医学论文，撤稿的主要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fake peer review）。据撤稿观察网站统计，从2012年至今，因“同行评议造假”问题，全世界被撤稿的论文超过了500篇，其中超过270 篇来自中国。

大陆央视报道，另据有数据显示，中国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被引用的次数排名世界前百分之一的高倍数量，目前也已经居世界第三位。

但对于为何会出现这么多的论文造假，相关负责人也阐述了问题的原因。

首先，中国科研评价制度还不够完善，分类评价改革的措施落实不到位，一些单位存在着简单的一刀切的做法。第二，个别科技工作者底线意识不强，他们要负首要的责任。第三，对学术不端行为惩处缺乏有效的震慑，也就是说中国的惩处体系和惩处力度，还有待完善。

互联网医疗真只是黄粱一梦？

刘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6月6日

《移动医疗死亡名单》曾一度在业内热传，其中不乏818药品网、壹药网等知名互联网医疗企业；去年，寻医问药网、就医160、好大夫等在线医疗平台又纷纷开始裁员；到了今年就连巨头百度也宣布了关停百度医生。互联网医疗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多平台纷纷倒下？

野心勃勃的百度医生为何要关停？

挂号是互联网医疗最早、最普遍的模式，百度进入互联网医疗行业时也选择了挂号、预约医生作为业务核心，并于2014年10月上线了网上预约挂号平台“百度医生”。但是野心勃勃的百度医生最终却只存活了两年多，今年4月1日无奈关停。

百度医生上线时，挂号预约市场已经是饱和状态，劲敌不仅有阿里、腾讯两大巨头，还有无数中小企业也在争夺市场，百度医生与竞品在功能上大同小异，并没有取得多少优势。

作为行业的后来者，百度医生为了迅速占领市场份额，选择通过合作或投资的方式将挂号资源集合到百度医生上来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试图建成国内最大的挂号平台。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与百度合作的一部分平台也有着同样的目标，作为竞争对手，这些挂号平台并不愿和百度共享全部资源。再加上京医通、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医联预约平台等有着一线城市优质号源的平台出于各种原因都没有与百度合作，导致百度医生的号源虽广，但是缺乏用户最需求的优质号源。

挂号难是难在“挂专家号”，此类号源在线下已经是稀缺号源，医院即使愿意与线上挂号平台合作，能提供的稀缺号源也只有小部分，再加上互联网医疗也没能杜绝“黄牛炒号”，老百姓想通过百度医生挂专家号依然挂不到。

此外，急功近利，盲目追求KPI是百度医生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挂号不同于外卖或者打车，属于低频需求，百度医生却将挂号量作为KPI标准，为了实现“大跃进”似的季度目标，靠补贴、买流量等高成本方式实现挂号成交量，或是为了完成KPI忽视用户体验，在盲目追求KPI之下花高价买流量、为骗补贴在订单上作弊等情况也就应运而生。

最后，在挂号这领域没有探索出可行的盈利模式可以说是百度医生以及其他所有同类产品的痛：一方面政策不允许院外中介机构在挂号费上加价；另一方面本来号源就紧张的医院也不愿意为挂号平台付费，大多数挂号平台只能靠医疗广告来实现盈利。

曾经自称在线医生独角兽的好大夫为何面临裁员？

好大夫作为最早进入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平台，过去只在线上问诊这一垂直领域深耕，不仅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权威医生，在线上问诊的图文咨询、电话咨询等方面也一直领先于业界。即便如此，好大夫在去年还是因为现有业务盈利困难而进行了转型，盈利难的原因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线上问诊主要依靠向用户提供付费咨询获得盈利，但以下三种客观原因的存在，使得国内使用线上付费咨询服务的用户仅有20%：其一，国内医疗消费方式不同于欧美等国家，国内诊费一直很低廉，可获取的利润非常低；其二，由于用户缺乏把线上咨询当做一项医疗服务意识，付费行为难以培养；其三，一方面政策不允许非实体医疗机构进行诊疗行为，线上问诊只能提供咨询服务；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疾病病因复杂，或存在个体差异，需要借助仪器才能检查，仅是简单的图文、语音交流容易诊错，因此线上问诊能诊断的疾病很少。

其次，线上问诊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医生资源。线下三甲医院掌握了最优秀的医师资源，但这部分医师资源因为长期存在的医患供需矛盾，并未能与线上问诊平台进行有效合作，线上问诊平台的医师资源多来自基层和民营医院。如此一来，线上问诊平台医生资源的质量仍然还是大大不如线下的三甲大型医院，患者选择看病还是会继续选择线下大型医院。

最后，许多医师与平台合作只是为了将患者引向线下门诊。刚开始为了建立个人声望，兼职线上付费咨询的医生还会认真回答，当已经积累许多患者之后，医生回答质量随之下降，许多医生甚至以免费加号的方式直接让患者去门诊检查，线上付费咨询也就成为了空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