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挂号、还是线上问诊都只是医疗行为的周边业务，并未深入医疗服务之中，患者最后还是去医院里消费。此外这些业务和线下医院的线上发展方向重合，很容易被医院的线上平台取代。尽管他们都试图改变国内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局面，然而由于没有深入到医疗环节，只起到了缓解作用，也没能惠及真正有挂号难、求医难的人群。

送药侠—药给力为何不再给力？

自2014年10月成立起，药给力只用了半年就拿到了A轮融资，积累了近100万的注册用户和近40万的交易用户。

“1小时送药上门”的服务获得业界和用户的一致好评，但好景不长，今年5月药给力新一轮融资失败，同时结束了其短暂的移动医疗生涯。究其原因，还是平台本身存在诸多短板。

药给力是以和线下药品销售终端合作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送药O2O平台，不过这样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掌握主动权的线下药品销售终端很可能会突然停止合作。

与此同时，送药上门是低频需求，不仅获客成本很高，长期维持药品低价和免费“1小时送达”的物流成本也很高。这些成本如果摊到用户头上，医保结算也没有优势，价格再比医院或线下门店高，用户也不愿买账。若仅靠资本输血烧钱，对资金要求过高也容易被资本放弃。最为重要的是，药品属于特殊商品，政策上尚未开放网售处方药的许可，目前药品电商只能销售普通药品和保健品，这也对药给力的医药配送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互联网医疗真的只是黄粱一梦？

综合来看，不管是挂号、问诊还是医药O2O领域，这些企业或退场或转型的原因在于模式过于单一，还没有探索出可行的盈利模式就盲目扩张。

只作为生产链的其中一环，没有衔接上游或下游，独自存活并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医疗的前景就是一片灰暗，转型后的好大夫和就医160分别拿到了D轮和C1轮融资，BAT也并没有停止对互联网医疗行业进行布局，《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荐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结合的指导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的出台都预示互联网医疗在未来会有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互联网医疗依然有非常大的前景，并将在多个领域拥有新的发展机会。

首先，由医疗过程的周边业务向医疗业务渗透。

医疗行为的主要消费发生在医疗过程中，挂号、问诊等医疗周边业务向医疗服务环节渗透、跨领域发展将是一种趋势。国内比较典型的平台有春雨医生，其同时为用户提供线上咨询及线下私人医生服务，连接了诊前和诊中环节。

其次，由C端向B端发展。由C端发展起来的企业难以实现盈利，投资者和创业者也开始看到医疗行业发展的前提并不是流量和用户数，而是医疗服务，由C端向B端发展也将是未来的趋势之一。

国内在B端发展的平台有丁香园、杏树林等，而在C端发展受阻的寻医问药网也开始了调整业务方向，为医院和医生提供医疗健康大数据。

再次，闭合产业链模式的互联网医院。2014年12月邓开伯教授在北京慈诚医疗开设工作室，试行医师多点执业，在业界引起轰动。

自此，互联网医院成为风口，微医、好大夫、春雨医生等互联网医疗企业近来都以自建或合作的方式建立了互联网医院，从第一家互联网医院在乌镇试营至今，作为互联网医疗合作试点的银川已经成立了17家互联网医院。

仅是线上医院无法进行诊疗服务，而互联网医院通过对医疗环节中的咨询问诊、线下检查、开电子处方、医药O2O、复诊等环节整合，实现了从线上到线下，从诊前到诊后为用户提供全套医疗方案的闭环服务。

互联网医院有希望成为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最佳方案，如何对互联网医院进行监管，以及如何保障用户权益，规避风险是监管部门以及互联网医院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垂直细分领域依然有创业机会。尽管挂号、轻问诊、O2O等领域纷纷传来噩耗，但并不表示垂直领域医疗已走到尽头。恰恰相反，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新政策出台，智慧医疗、健康管理、医疗金融等细分领域的重要性正在显现出来。一方面，这些领域都存在着有高频需求的用户群体，比如近年来大幅度增长的慢性病人群；另一方面，目前涉及这些领域的企业还不多，行业尚未成型，因此拥有更大的市场机会。

由此看来，尽管当前很多互联网医疗创业项目相继倒闭，其中不乏还有巨头关停，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医疗只是一个空梦。

事实上，今天不论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是在国内众多大型医院，他们都已经在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APP等运营于医疗或者医院的运营管理当中，这对于提升整个传统医疗的服务效率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未来在这个领域必然也将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互联网医疗平台。

三农问题

中国能摆脱土地经济吗？

美国 侨报网 2017年5月2日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当前有农民工2.8亿人，人均月收入为3275元人民币，按年龄计算，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了农民工的主力军，占比达到了49.7%。同时，农民工欠薪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截止至2016年，还有236.9万农民工被拖欠工资。

农民工指的是户籍仍为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其他行业或外出打工的人，也就是说除外出打工的农民外，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也属于农民工。农民被允许离开户籍所在地打工和乡镇企业的出现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将农民从土地和户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到沿海地区打工，或根据本地情况创办和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民成为农民工，进而使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巨大动力，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民工为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优势，农民工大量涌入沿海地区打工，为改革开放之初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同时，劳动力丰富也让中国能够进行快速的基础设施更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又可以转化为引资优势，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已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迅速起步的主要经验，比如印度总理莫迪就将此模式成为“邓小平模式”并引入印度。

农民工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其就业的多样化让中国经济结构更趋丰满和平衡，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被计划束缚固定，二是因模仿斯大林模式，存在着“重重轻轻” （即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结构性失衡，轻工业的主要功能是供应人们的日常生活，国人长期面临的日常生活用品匮乏主要成因就在于此。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搞活”， 而农民工、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和返城知青、个体户等一起成为了“搞活”的主力，正是因为有他们存在， 农村和城市之间、行业和行业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限制和隔绝才被很快打破，并重组起了更富弹性、持续性和延展性的产业联系。

农民工的贡献不只在于经济领域，对社会、文化等方面也有重大影响。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和故乡出外打工，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人们的固有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守土重迁”“靠天吃饭”再不是中国农民的天然本色，农民工表现出为改变命运、“挖掉穷根”而敢拼敢闯的精神，体现出了中国改革时代的精神特质。当时出现了一批描绘农民工进城、创业的影视作品，有些影响还比较大，比如《外来妹》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工的构成和他们面临的问题也在发生变化。80后成为农民工主力军，可80后已经都有30岁左右，需要结婚生子，由于无法在城市落户（拿到城市户口），很多人无法解决买房和子女教育问题，不得不在把孩子放在老家有父母照看和干脆回乡之间做出选择。农民工欠薪问题久拖难决，甚至因讨薪发生恶性事件，政府虽三令五申，也仍有资方不履行义务，这既是因为农民工缺乏法律保护和法律援助，也与相关制度不健全有关。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工也需要在知识、技能等方面加强培训，过去那种只靠“卖力气”吃饭的方式也不再适用，而这不仅需要农民工自己谋求提供素质，也需要教育、劳动保障等方面制度的健全。

回顾农民工出现、发展和变化的历程，不难发现，农民工作为一种新事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也为改革开放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他们面临的种种问题也必须通过继续、深入、不断地改革来解决。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让农民摆脱土地和户籍束缚，让农民工得以产生，那么，现在的改革就应帮助农民工获得良好的劳动环境和有保障的生活环境，从而更好的释放他们的潜力，让他们能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更强劲的动力。

“农地”入市：或成立经济合作社

台湾 中评网 2017年6月11日

农村“三块地”改革备受关注。国土资源部牵头的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三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已经进入攻坚决战期。作为重要改革内容之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做了哪些探索？取得哪些成效？遇到什么问题？记者近日进行了调研。

沉睡的“农地”被唤醒 33个试点共278宗农地入市，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走在浙江德清莫干山的乡间小道上，放眼望去，茂林修竹，流水潺潺。好生态带来好发展，乡村旅游在这里搞得红红火火。

从事酒店行业的赵建龙瞄准商机，谋划在莫干山镇建设高端民宿，然而在土地上卡了壳。“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块。有家村办企业倒闭多年，土地一直闲置。但这块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按规定，不能从事非农建设。”赵建龙很无奈。

德清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邱芳荣说，当地土地供求矛盾日益尖锐，现有土地规划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与此同时，大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处于“休眠”状态，供需之间隔着制度的藩篱。

苦等两年多，赵建龙迎来转机。2014年底，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幕开启。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权能。作为试点之一，德清县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

“改革是为了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实现同权同价，形成对土地市场的有益补充，催生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改革协调处处长王爱民说。

2015年8月，莫干山镇集体以协议的方式将土地出让给赵建龙，用途为商服用地，成交价300多万元，这是全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第一宗”。目前德清县入市宗地102宗，面积达758.45亩，成交额达1.64亿元，农民和集体收益1亿多元。德清县委副书记敖煜新介绍，德清通过探索，“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实现了常态化运行。

各地试点探索不断。四川成都郫都区推动入市扩容增效，通过土地整治，激活存量，发展旅游产业，实现农民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湖南浏阳市把花炮退出和土地入市结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张德霖说，33个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共计278宗，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大部分试点地区完成摸底调查，制定规范入市行为的相关制度，进行了入市实践。既盘活农村空闲和低效用地，又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提供了新空间。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在统筹中向纵深推进。张德霖介绍，最初33个试点采取分类改革的方式。由于农村“三块地”联系紧密，从2016年9月开始，三项试点改革统筹推进。比如德清在入市上建立了成熟的规则，同时在征地制度和宅基地制度上也做了有益尝试。下一步要加大统筹推进力度，增强改革整体性和协调性，让“三块地”改革形成共振效应。

让集体和农民成为入市主体 或成立经济合作社，或由村委会代理入市

“农地”入市，谁来入？这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的关键问题。王爱民说，入市主体关系着“谁来分配土地收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目的是为了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让他们成为土地的主人，激发管理、开发土地的热情。

作为全国钢琴生产基地，德清县洛舍镇的产品占全国的1／8，但因为用地受限，不少企业生产环境差。“有的厂房是村里以前养蚕用的平房。我们都不敢领客户来考察，怕他们看到简陋的条件，怀疑钢琴质量。”东衡村一家钢琴厂老板俞旭明说。 众多钢琴厂亟须开拓新空间。东衡村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建设产业园区。14家钢琴企业成为受让方，平均每亩价格高达21万元。邱芳荣说，“农地”入市后，土地金贵了，因此要合理设置入市主体，把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赋予集体和农民。

东衡村村支书章顺龙说，村里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全村3000人全部是股东。刚开始，每股只有500元，通过入市，合作社获得出让金9000万元，每股增厚了60倍。“集体受益后，除固定分红外，其余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壮大集体经济。”“为了增加透明度，村里把入市纳入民主管理，对入市前中后的各项事宜全程公开。”章顺龙说。

邱芳荣介绍，德清县结合浙江省的“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所有经营性资产量化入股，全县106个村（社区）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组织，实行工商注册登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法人资格，33万农民成为股东。这些合作社具备市场主体资格，成为入市主体。“村民小组所有的土地入市，可以通过委托村股份合作社等代理入市。”

在入市主体设置上，各试点探索了多种形式。为了解决土地分散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问题，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以镇为基本单位，统一规划调整，各个村集体土地统筹入市。成立镇集体联营公司，按照公司法人结构运行，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保证了镇域内各村共享土地收益。

作为欠发达地区，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集体经济组织弱小，当地探索村委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用地合同，激发村民自治能动性。

王爱民说，入市主体的设置要结合地方实际，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实现让利于民。特别要强化土地入市的民主机制，做到信息公开，决策公正，发挥基层民主作用，保证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不仅土地生金，更要金生金

平衡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如何平衡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既能实现所有者利益，又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重要任务。

如何分好、用好土地收益？在作为改革试点之一的山西省泽州县，北义城镇南义城村有一块9亩多的闲置土地，原为村办煤站。一家能源公司因建设加油站需要，与村委达成协议，获得40年的土地使用年限，成交价为132万多元。泽州县国土资源局负责人介绍，在国家层面，作为入市主体，南义城村委按照总成交价的20%，向政府交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但因村内资金紧张，由能源公司垫付。

在集体和农民层面，这个村以剩余全部地价款作价入股到该企业参与股息分配，公司以每年8%的固定利率，向村委支付股息8万多元，村集体再进行内部分红。

“通过作价入股的方式，村集体能够得到长期收益，土地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企业也从一次性缴纳土地款，变为每年分红，缓解了资金压力，双方实现共赢。”这位负责人说。

不仅要土地生金，更要金生金。还有不少试点采取“分红＋自留发展资金”的模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在扣除调节金后，把土地款项的60%作为股份分红，40%作为集体自留资金发展生产。贵州湄潭县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不得少于净收益的50%。

王爱民说，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加强资产管理，利用多种途径，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壮大集体经济。防止简单化分钱方式，影响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不同集体内部如何平衡，是试点探索中发现的新问题。王爱民说，有的因为土地规划，产业园区不在集体所辖范围；有的集体建设用地零散，不具备入市条件。

邱芳荣说，德清县探索不同村集体合作入市模式。“东衡村创业园B区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相邻村庄通过复垦，其建设用地在东衡村实现入市，所得收益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

“我们鼓励偏远欠发达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中入市区块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作，资源共享，共同入市，把土地制度改革和脱贫结合起来，带动农民致富。”邱芳荣说。

张德霖说，要把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平衡，作为统筹协调推进改革的关键切入点，维护好各方利益，让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

社会观察

未来在于城市而非国家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6月14日

全球伟大的城市内在必然是充满活力且多样化的。它们自然也向世界开放。因此，如果这些城市所在的国家寻求闭关排外，它们应该如何应对？还有更为宏观的问题是，它们应该如何看待对世界的责任？已故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城市经济学》(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中提出，自新石器时代首次被创造出以来，城市就是我们经济进步的引擎。她颇具说服力地宣称，城市甚至发明了农业。然而，城市的经济重要性只是基础。最初的国家似乎是城邦。希腊城邦发明了民主。罗马城邦吞并了地中海世界。意大利城邦启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city（城市）”、“citizen（公民）”和“civilization（文明）”都来源于拉丁词根：civis（市民）和civitas（城邦）。

现在，全球逾一半人口住在城市，这是历史上的首次。全球五分之四的经济产出由城市地区创造。不仅城市人口比过去多得多，而且城市规模也比过去大得多。在1800年前，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凤毛麟角。如今，全球仅市区人口超过3000万的城市就有91个，更别提那些更为广阔的城市周边地区了。

现在是城市时代。城市培育了匿名性，让人们可以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它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个人和企业。就支持的活动、产生的技能和吸引的人口而言，城市是多样化的。它们创造了规模和范围经济，产生了复杂的交换网络，包括与其他城市的交换。尤其是，与乡村或者杂乱的郊区相比，它们可以更有效地提供交通、通信、供水、下水设施、能源、医疗以及其他服务。

尽管城市很重要，但有些城市要比其他城市重要得多。在2011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指出，全球600个城市地区创造了60%的全球产品，而它们的人口是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多点。仅仅前100大城市就生产了接近五分之二的全球产品，以及所有城市的近一半产出。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将42个全球性城市列入世界100大经济体。东京和纽约的经济规模相当于加拿大、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经济规模。东京是全球最大的城市经济体。洛杉矶、首尔-仁川、伦敦和巴黎的经济规模超过菲律宾或者哥伦比亚。

在当代，城市隶属于国家，有些国家拥有庞大的规模和实力。独立的城市国家极为罕见：新加坡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即便如此，一些城市地区也主导了所在国家的经济。首尔和仁川加起来创造了韩国47%的GDP；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加起来创造了荷兰40%的GDP；东京创造了日本34%的GDP；伦敦创造了英国32%的GDP。

此类全球性城市的内政外交非常复杂。富豪和赤贫者往往比邻而居，而且常常是不自在地比邻而居。国内其他地区可能对此类主导城市感到嫉妒和不满。如果这些城市的民族构成与国家整体截然不同的话，就更有可能造成这种感觉。

2007年，伦敦居民说的语言超过300种。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37%的人口出生于外国。通常人们认为，2016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退欧是出于对移民的不满，但也可以将公投结果看作对支持留欧的伦敦的人口组成和文化的不满。然而，就投票支持退欧而言，英国其他地区也是损人不利己：被他们唾弃的多民族且具有经济活力的伦敦向全国其他地方进行了巨大的财政转移。伦敦未来可能不会这么做了。

随着许多国家变得更加内向，尤其是在西方，它们与全球密切联系的城市需要做出回应。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城市领导人必须发声反对新兴的地区主义、排外和保护主义趋势。他们也可能需要与国外城市联合起来论证这一立场。

此外，城市领导人必须尽可能将城市转变为效率和成功包容的典范。减轻气候变化的威胁可以说是最紧迫的挑战。这可能是在特朗普总统最近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之后，许多美国城市市长仍承诺达到该协定排放目标的原因。

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在2016年发表的《新气候经济》(The New Climate Economy)一文中指出：“在今后15年的全球基础设施需求中，逾70%预计在城市地区。”通过投资于更紧凑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来重新配置城市，是为世界创造更可持续未来的必要条件。城市领导人不应只是主张更好的未来；他们必须创造更好的未来。国家首脑掌握着大多数的政策工具。但未来将在城市创造。城市领导人应该严肃对待这一责任。

综合治理

从公共政策视角看中国反腐

孙晶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6月15日

转眼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接棒已然五年。这五年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可谓变化纷繁复杂。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处于各种关键节点。从政经两个宏观角度总结这五年的道路，经济上中国国力继续增长，以平均购买力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于2015年超越欧盟和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同时中国经济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面临着增速放缓、地区差异扩大的难题。政治上，中国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上越来越自信。这一强势，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力极大增长的自然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相关国家的不安。两个趋势难以对错简单论之，而是双方都在转型中摸索新的相处方式。

谈罢经济和外交的大格局，那么国际上对这五年来中国国内政治发展最大的关注点是什么？恐怕是最高领导层持续、全面和高压态势的反腐。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所言的“苍蝇老虎一起打”作为固定表达，已被西方媒体和学界广泛采用。以笔者生活工作的美国为例，关于中国最高领导层猎虎打蝇的报道时常出现在主流媒体。不少教授同仁已把对这一政策的分析，列入《中国政治》课对教学大纲，成为必然探讨的话题。

国内媒体经常将域外观察称为“第三只眼”。那么这所谓的第三只眼，又是如何看待这场中国式反腐的呢？要想了解这个问题，需要先对西方当代政治学研究有个初步了解。西方政治学理论强调所谓“总结型知识”（generalizable knowledge）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中国政治也好、美国政治也罢，不过是诸多个案。学者们的关注是通过对这些个案的研究，总结出规律和理论，能够应用于其他个案。笔者记得读研的时候，每每向导师汇报完新挖掘整理出来的数据，导师往往会问一句：“现在你汇报完了。告诉我，那又怎么样（so what）？对你的个案不感兴趣的人，能从你那里学到什么？”这个有些咄咄逼人的“那又怎么样”（so what）恰恰是支持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正因如此，西方政治学者极为重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分析框架”（analytic paradigm）。他们最为依赖的两个分析框架，就是“权力”（power）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本文接下去会主要从“公共政策”这个框架分析这五年来中国政府的反腐行为。做出这样的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基于权力的框架分析和意识形态紧密挂钩。而中西方价值体系的根本不同，决定了这一分析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判断色彩。正因如此，从“权力”入手分析解释政治现象，是西方媒体最爱用的角度，相关人士写起来可谓洋洋洒洒、驾轻就熟。但是，这种权力角度的分析，准确性却需要加上个大大的问号。推测与臆测，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最高层的决策过程，不要说一般的媒体人，就是政府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权全程参与。这不仅是对中国，就是美国人分析美国最高层决策，也是如此。难怪媒体人士多依赖不具名的“消息灵通人士”作为信息来源。但相关作者到底对信息和数据有多深入和准确的掌控？如果只能是“天知地知”般的神神秘秘，那么分析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就难以保障了。

好在西方政治学中有另一个角度，即公共政策，来平衡权力分析的偏颇。公共政策的核心词汇是“理性”（rationality）——政治学者们把政策看作应对某具体问题的理性解决方案。该理性方案的出发点必须是针对团体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collective decision）。当然，团体可大可小，包含范围上达国家下至家庭。公共政策这一分析角度的优点，就在于拒绝价值观对分析的左右。与依靠所谓“消息灵通人士”的小道消息不同，公共政策角度力图根据各种公开和官方的信息，阐明政策的标的，并分析政策是否达到标的。

跳出价值观这一主观色彩浓厚的概念，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阐述中国这新一轮反腐的理性标的。其一、这次反腐行动持续的时间和开展的强度是对几十年来依靠旧体制“疲劳驾驶”的一次大修。如果从1978年三中全会算起，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三十九个年头，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但举世瞩目的成绩背后，是政、经、社会各种关系没有理顺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不断积累。随着发展模式的成熟和经济增速不可避免的放缓，长期潜伏的各种问题也就越来越鲜明起来。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了塌方式腐败，还有些地区或领域出现了领导换来换去但腐败代代相传的现象。这都说明腐败虽然发生在具体的人身上，但其弥漫性、长期性的存在说明体制出了问题。这绝不是撤换一两个人就可以解决的，得从体制下手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体制改革的挑战了。不同时期，中国政府面临着不同的体制改革重点。八十年代初，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把解决新老交替的体制改革，提到“再不动就会亡党亡国”的高度。如今，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体制上的解决。但新的体制问题会出现。拿反腐为例：中国新一代的最高领导层显然认识到了，对体制腐败再不动刀子，“亡党亡国”的危险绝不是耸人听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一种体制的法理性（legitimacy），都体现在正反两面。正面是体制的向前推进能力。说通俗了，“发展就是硬道理”。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但从反面来看，体制的法理性，还体现在纠错能力，意即政府能够通过回头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没有这种体制纠错能力，靓丽的发展成绩也就失去了公平公正这个平台，反而会加剧矛盾。问题越积越多，公众的质疑声会越来越大，最终伤害体制的法理性，导致发展模式的脱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中国此次反腐行动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印证了最高层的风险评估。

新一轮高压反腐的第二个理性标的，是通过这场行动增强中央政府和最高层的执政权威。在这里需要再介绍一个政治学概念，即“强国”（strong state）。需要指出，西方政治学从公共政策角度阐述的“强国”概念，并不是指经济军事实力，也不是单指某意识形态，而是指政策法规制定后，对各级政府和社会的真正约束力。通俗地说，就是一个“有法必依”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强国。从这个定义出发，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标准的政策施行强国。

中国则不然——“山高皇帝远”这句俗语，恰恰说明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好树立中央权威的问题。根深蒂固的威信赤字，也体现在了反腐行动中。相信对于反腐这个话题，中国的公众并不陌生，甚至有了些老生常谈的感觉了。但为什么这次反腐行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恐怕是因为被打的“老虎”，即高级官员的层次和数量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制订一套较之国家法规更为严格的党纪来约束自身队伍 ，并通过派出巡视组以及回访等举措，把反腐行动细化和制度化。但这场中国特色反腐行动的驱动力却是国际共通的：建立言必信、行必果的具有威信的中央政府。不管山多高，最高层的政策和意志必须不打折扣地给予施行。从这个角度讲，本次反腐的更深远目的，是打造出各级政府执政者对法律法规的一颗敬畏之心。这是中国走向政策施行强国的必由之路。

从公共政策角度谈罢中国的新一轮反腐，笔者再略谈一下反腐的国际共通性。如果把腐败比喻为细菌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府生活在完全无菌的环境里。权、钱和政策三极的互动中，通过滥用其中一极，以促进实现其他两极的利益最大化——这种欲望是跨文化的，尽管在诸体制中程度不一，形式各异。但任何一种体制违规和权力滥用都是腐败，民众对此都心怀不满。

以美国为例：本次特朗普异军突起，并最终入主白宫，其主要竞选口号之一就是“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美国人都知道他所指的沼泽是什么：出没于国会和政府间，受到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的游说者们（lobbyists）。特朗普指责他们把国家变得污浊不堪，首都华盛顿更成了腐败蚊蝇孳生的沼泽。特朗普上台后，能多大程度的抽干这个游说集团的沼泽，不得而知。但这一竞选口号在选民中得到普遍支持是不争的事实。而美国最高法院前几年推翻了联邦选举中对筹款和开支的大部分限制。这一举措更是在不少选民眼中成了“为钱背书”的腐败条款。再以日本为例，体制的腐败体现在了其选举法对农村选民的一边倒式支持，导致该国极高的农业贸易壁垒，最终利益受损的是日本消费者自身。

反腐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打造理性的公共政策，建立有效的中央权威——面对反腐这道必答题，中国政府正在力图给出适合自身的答案。

环球视野

亚洲再通胀交易进入新阶段

陈敏兰 美国 多维新闻网 2017年6月14日

继首季度极为靓丽的表现之后，中国经济已放缓至更趋常态的水平。宏观指标从优异转为寻常，对中国债务高企和监管收紧的担忧，以及近期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纷纷下跌，引发投资者对中国增长放缓波及全球经济的担忧再起。

中国作为亚洲的核心，其经济动能对于亚洲荣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中国GDP超越预期（比如今年第一季度）时，市场情绪高涨；而在中国增长未达预期时，市场很快会黯然神伤。好在中国将轻松实现今年6.5%左右的增长目标。更加有利的是，即便中国经济有所放慢，亚洲并未停下复苏脚步。

中国增长势头回落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所有宏观指标都优于预期，名义GDP增幅高达12%。首季度的优异表现得益于政府支持的基建投资（同比增长25%）、依然强劲的住房销售（1-3月同比增17%，2016全年增长22.4%）以及出口复苏（同比增长8.2%，去年则萎缩6.2%）。基建投资增速创下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

但过去两个月以来，中国的增长动能减缓，而且不大可能恢复强势。随着政府对新购房者的监管收紧，房地产市场到年底将会更显着降温。而由于财务成本持续攀升、对政府债务以及非标信贷渠道的监管日益严格，基建投资也在放缓。

与此同时，中国各大金融监管机构借助于经济走强之机，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督管理。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已发布一系列旨在促进金融去杠杆、强化监管机构间的协调、遏制盛行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机性借贷的禁令以及指引性文件。

这些措施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但也会引发短期阵痛，例如今年以来公司债券发行减少，虽然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并未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一季度奠下的基础，而且中国政府仍有充足的货币与财政工具可用于刺激经济，因此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应该不成问题。

信用风险疑虑挥之不去？

债务持续堆积、监管不断加码，是中国经济增长目标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是别忘了今年秋天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保持经济稳定将是政府在短期内的要务之一。

最近穆迪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a3下调至A1，虽然这已广为市场预期（因为自2016年2月以来穆迪对中国信用评级展望一直是负面），但降级的时间点仍出人预料。受此影响，中资公司美元投资级债券的信用利差一度扩大，但几个小时后即收复失地。此次信用降级对中国的整体融资成本影响有限，因中国债市几乎完全依赖国内融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出现信用紧缩的情况。

中国债务与GDP比率已升至260%，考虑到政府仍在依赖基建投资来保持经济增长，因此可以肯定在未来几年债务还将继续升高。许多人认为这条路不可持续，最终会导致中国金融系统崩溃。但是这个观点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理由如下。

首先，中国债务几乎全部为国内投资者所持有，因此出现国际收支平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更何况贷款方与最脆弱的借款方都是国有企业。其次，高企的债务受到国内高储蓄率的支撑，即使包括影子银行在内，总体银行贷存比仍低于90%。第三，只关注负债端意味着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端包含未来能带来回报的生产性资产。此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防范危机发生。

再通胀交易仍未结束

中国增长放缓意味着亚洲再通胀交易进入新阶段，即增长虽然放缓但仍高于趋势水平。本轮周期的蜜月期或许已经过去，但是留给投资者的机会仍可观，投资者可借机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

整个亚洲地区的增长仍稳固且均衡。从近期上市公司季报可看出，企业信心改善且盈利持续增长。我们认为盈利能力增强、低利率以及外贸复苏，将支撑未来几个季度投资增长。今年亚洲实际投资增速提升1–2个百分点应该没有悬念。

今年迄今亚洲（日本除外）股票已上涨22%，新加坡股市的涨幅也达到19%。历来与亚洲股市表现息息相关的两大先行指标 — 美国ISM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美国通胀调整后实际利率都预示未来亚洲股市仍有上升空间，虽然涨幅应该比今年前五个月收窄。本地区最佳投资机会可能存在于精选金融股、具有长期增长潜力且估值合理的公司以及优质分红股。中国股市因企业基本面改善以及相对有利的估值，仍具吸引力。

新加坡股市的市盈率已升至长期水平，目前估值较为公允。如今新加坡经济与房地产市场已达到近四年来最佳入场时机，投资者可精选银行与地产股进行投资。

中国经济趋势的变化从来都不容忽视。在整个地区屏息等待云开雾散之际，投资者应借此动能暂缓的间隙为本轮上升周期的第二阶段做好准备。

公共外交能否为中韩关系驱寒？

刘波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6月14日

阳光、沙滩、棕榈树……济州岛，拥有亚热带气候、四季温暖的韩国岛屿，有“韩国的夏威夷”之称。像中国的海南岛一样，对于一个致力于推动亚洲和谐与一体化的论坛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举办地。6月1日在此开幕的第12届“济州论坛”，有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名代表出席。本届论坛以“共享亚洲未来前景”作为主题词。然而，其乐融融的气氛并不是全部，朝鲜核危机的阴影像一股寒流一样，始终笼罩在论坛的上空。论坛召开前夕的5月22日，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作为反应，美国部署B-1B轰炸机与韩国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则提出抗议。朝鲜举行第六次核试验的风险始终存在。“我在股市里投了很多钱，朝鲜一发射导弹韩国股市就要下跌——我恨金正恩，”一名韩国人说。

朝鲜问题萦绕在与会者的心头。在济州论坛的开幕式上，韩国前国务总理李宏九明显想以朝鲜核威胁作为东亚应加强协作的一个理由。旧事被重提——在二战末期日本遭受的核打击中，也有很多被送到日本劳动的韩国劳工丧命。潜台词不言自明：对核武的恐惧应该构成东亚各国共同的历史记忆，各国也有必要以共同行动来阻止这一幕再次发生。他提到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及时对话，将人类从另一场世界大战的边缘上拉了回来。新的形势需要新的大国外交。而在参会代表看来，中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李宏九建议，中国必须明确立场——是坚持认为中国是东亚地区唯一的核国家，还是在事实上承认朝鲜也是核国家，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葡萄牙前总统席尔瓦从西方经验的角度强调，也许亚洲需要一个自己的“七国集团”（G7），并让美国和俄罗斯也加入进来，在朝核问题上进行大国协调。“中国要引领全球化，就不能放任朝鲜制造核危机。在美国不断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能否走到前台？”席尔瓦问道。

显然，东亚合作、尤其是中韩合作备受期待。然而，因“萨德”导致的中韩关系不睦，却已经是本地区除朝鲜威胁之外的另一股“寒流”。直观地看，中国人赴济州岛旅游和购物的人数已经明显减少，不复往日盛况。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形容说，从去年开始，“萨德”问题就像冰棱一样楔入两国之间，导致双方关系从“历史上最好”跌落到谷底。“蓦然回首，我们发现两国关系并不像我们臆想中的那样坚固，双方的信任也不像表面显露的那样笃诚，两国人民友谊的小船触礁萨德，也说翻就翻了。”

据韩国西江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金载千介绍，中国曾是韩国人最有好感的国家之一，但根据近期韩国智库的调查，在韩国人认为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中，中国已经排名第一位。不过中国参会代表也提醒，中国人对韩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亲切称为“朴大姐”的时代已经不在。两国面临着共同的“民心是否相通”的问题。

在两国政府关系变冷、民心疏离的情况下，通过公共外交来进行弥缝补缺，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想法。韩方明提议，未来应该以中韩智库为中心，扩大同美日俄朝等国智库的合作，“以提供具有大视野、大格局、包容性和多元化的产品。”在今年的济州论坛上，察哈尔学会就同论坛主办方韩国济州和平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一场双边智库与公共外交的分论坛。

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表示，“萨德”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不是双方坐下来喝杯酒就能解决的事”。所以他建议，两国未来应该更加重视“下肢运动”，让民间公共外交的步子迈起来，让两国关系走出“青年期的阵痛”，心态上变得成熟起来。

当然，中韩之间的公共外交已逐渐形成规模，各种交流数量庞大。但或许正如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兼半岛研究中心主任张忠义强调的，两国公共外交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形式大于内容、表面成就导向大于深度问题导向”。和李熙玉一样，张忠义也认为，心态很重要。“中韩都应该保持淡定和健康的心态，两国公共外交机构都应该警惕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成长和泛滥，减少其对两国关系恢复和改善带来的消极影响，”他说。不过在韩国新总统文在寅上台后，韩国向中国派出特使，并派代表参加了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国的高层政治交流也在出现转机。目前，文在寅在韩国拥有高支持率。一位韩国人表示，他认为涉嫌腐败的前总统朴槿惠是“疯狂”的，而高人气的文在寅更能够团结韩国国民。同时，清白而没有“历史负债”的文在寅，更能负起完成韩国政治现代化转型的大任。韩国国内政局恢复平稳，对中韩关系复苏而言，应是利好因素。但作为结构性问题的“萨德”，依然会对中韩构成困扰。

不过，也有韩国学者暗示，对公共外交的作用，也不应高估。韩国济州和平研究院研究室室长韩仁泽认为，中国国民的态度通常跟随政府，中国官方媒体也会起到很大作用。“政府关系好时，中国民间就觉得友好，政府关系不好，民间持否定态度可能性很高，所以优先维持韩中政府关系很重要。”

可见，即使对于公共外交能够潜在发挥的作用，两国的认识也依然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并非一日可以消除。至于各方在济州论坛上期待的亚洲共同体建设和大国协调，更是路漫漫其修远。

学术前沿

专家解读《公共图书馆法》（草案）

公共图书馆法草案6月22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建立健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体系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全民阅读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草案强基础补短板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草案着眼于强基础、补短板,提出了强化设施体系、保障体系建设的法律要求,为完善服务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如草案规定公共图书馆确定数量、规模、结构和分布以人口数量为第一依据,加强固定馆舍和流动服务设施、自助服务设施建设,突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层级布局和固定馆舍建设为主的思路,指明了设施体系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把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坚持公共图书馆事业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完善保障体系提供了法律准绳。

3月1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施行。今天，公共图书馆法草案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这是公共文化法律保障走向体系化的重要步骤。公共图书馆法草案明确了政府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责任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要求，并对公共图书馆运行管理制度、应当承担的服务功能和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等作了规定。草案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构建了图书馆事业发展基本制度；二是在促进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有机结合上迈出重要步伐；三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和加强数字化、网络化建设等发展方向和原则，鲜明体现了现代图书馆建设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新华网 2017年6月22日）

公共图书馆应配备专业人员指导未成年人阅读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公共图书馆通过开放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开展公益性讲座、培训，提供文献信息查询、借阅服务等，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要求还明显不相适应，有必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将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为了明确公共图书馆应当承担的服务功能，提高公共图书馆服务水平，草案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配备专业人员对未成年人开展阅读指导和社会教育活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单独设立少年儿童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应当免费开展文献信息查询、借阅，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开放，公益性讲座、培训、展览等活动，将推动、引导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三湘都市报》2017年6月23日）

草案仍太传统 全国人大常委、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院士邓秀新：当前背景下要与时俱进制定本法,而不应该再回到原来的图书馆建设老路上去。现在的图书馆与过去的图书馆相比,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一部法律,应该考虑现在科技发展的情况,即虚拟和实体、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对于偏僻的农村,未来的建设恰恰要更多利用网络信息化技术来改造或建设,与城市实现资源共享,把过去地理上的遥远变成零距离。（《法制日报》2017年6月23日）

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晔晖：目前草案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过去传统的图书馆建设。一味地盖房、投入,不仅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可能会造成新的浪费。建议考虑当前人们文化生活习惯的改变,充分发挥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在互联网上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新浪网 2017年6月23日）

建议设立国家电子图书馆 全国人大常委、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涛：现在图书馆在电子资源建设和信息服务中仍然是以单独运行为主,其分散性导致图书馆各自为政,资源不仅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据《中国图书馆年鉴(2015年)》数据统计,仅2014年全国548所高校(占全部2595所高校的21%)图书馆用于电子资源购置的总费用达13多亿元。尽管投入力度如此之大,但面对电子文献信息的巨增以及文献载体的多样化,单个图书馆难凭一己之力把电子图书馆购齐购全,无法全面保证读者日益增加的需求。应增加建立国家电子图书馆的内容,改变图书馆各自分离的局面,提高图书馆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衡化。（东南网 2017年6月23日）

讯息快递

去杠杆不是去到零 香港“阿斯达克财经网”6月5日报道，清华大学五道口经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表示，去杠杆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完全去掉杠杆，去到零，任何一个经济活动没有杠杆不可能。吴晓灵指出，现在关注到的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在全球是中等可控的，但中国的杠杆率结构是不合适的，中国居民的杠杆率最低，政府杠杆率尚可，而企业的杠杆率在全球是最高的。企业是生产的主力，如果企业不能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是没有好处的，她就供给侧改革债务重组方面提到三方面建议。一是进行债务重组时，要鼓励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的资产重组；二是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优化企业结构；三是从整体经济上来说，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给大家更多的股权融资渠道。

中国经济料第二季度增速达6.9%  香港《香港商报》6月5日报道，国际统计局公布4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增速6.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等数据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廖群表示，4月份各类经济数据表现良好，预计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仍会保持在6.9%左右。廖群称，中国经济面临风险，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极端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打击中国出口，并影响投资与消费信心，进而拉低经济增长，其次房地产风险近几个月都在增加，但值得庆幸的是，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反弹回升。中国经济增长目前仍有几大动力。一是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并未结束，城镇化实际在40%左右，距离现代化国家的80%仍有较大差距；二是工业4.0，这是中国经济的新动力；三是改革开放的红利仍然存在，国有企业和金融市场改革尚未完成，而改革会从根本上提升经济效益，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网络安全法重大变化 香港《信报》6月3日报道，中国新《网络安全法》于6月1日生效，新法例将对通过网络提供服务的企业，以及在中国收集或建立信息并需要存储和传送该信息的企业重大影响。新法例要求特定企业将信息储存在中国，特定的信息基础设施的数据和跨境数据传输，要受到安全审查（审查的范围和方式有待确认），新法例还要求企业按照规定落实网络保护和管治措施。各企业应评估其运营是否符合新规定，以及其客户或顾客会否受到影响，如有违反，企业将要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包括个人罚款、企业罚款及停业，因此企业应立即行动。

中国减贫见效消费抬头 台湾《经济日报》6月8日报道，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指出，中国减贫政策有成效，预计到2019年极端贫困率将降至0.4%。台新中证消费服务领先指数基金经理人叶宇真表示，中国2016年的极端贫困率由上一季度的1.1%降至0.8%，2016年减贫人口超过1000万，成就不俗。中国近年虽然经济增长趋缓，但结构优化调整的态势持续进行，第二产业（工业、制造业）GDP占比已降至五成以下，但第三产业（服务业）GDP占比却反向增至五成以上，这反映出中国官方经济转型的政策效益，在贫穷人口减少、经济结构改善之下，将是带动未来消费产业长线商机的关键，预计到2022年，三线城市中产阶级占比将从2002年的15%提高到31%。

全球零售发展指数中国第一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6月6日报道，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发布2017年全球零售业发展指数（GRDI），列出全球最适合零售商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连续两年第二年排行第三，位居中国及印度之后。这是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第16次发表全球零售业发展指数，对全球领先的30个发展中国家的零售业做出排名。在今年的榜单中，排第一的是中国，紧随其后的依序是印度、马来西亚、土耳其、阿联酋、越南、摩洛哥、印度尼西亚、秘鲁和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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