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制制造既突破福特模式下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也区别于高成本的个性化订制，它意味着生产企业在差异化产品和生产成本之间寻求有效平衡。互联网+使得制造业的生产方式由传统大规模生产转向互联网支持下的大规模订制。大规模订制与大规模生产的共同点在于产品在某一方面具有大规模特点，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大规模是指产品的种类大幅增加，异质性程度更高，而后者的大规模是指同质产品产量大。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订制的转变，必然引起生产制造系统由刚性生产系统转向可重构制造系统。传统的刚性制造系统由专用自动化生产设备组成，系统设计在运行后配置固定，更适应单一产品的生产，而柔性制造系统适合于生产小批量、多品种的产品。以可重构制造系统为代表的新型制造系统将适应大规模订制生产，这类制造系统以重排、重复利用和更新系统配置或子系统的方式实现快速调试以及制造，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灵活性以及突出的生产能力。

网络协同制造是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实现供应链内及跨供应链间的企业产品设计、制造、管理和商务合作，最终通过改变业务经营模式与方式达到资源最充分利用的目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成熟，为适应全新生产方式，无论产业内部还是产业之间都将呈现出组织方式的新趋势，表现为产业边界模糊化、产业组织网络化和产业集群虚拟化。这些趋势要求生产的不同主体之间构建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生产制造网络，并通过互联网支持下的网络协同制造模式，实现生产要素与资源的大范围整合和优化，进而能够快速、高效、准确、灵活地为 消费者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运营方式变革：制造服务化和数字商业化。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企业以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为导向，以实现企业的价值和获取竞争优势为最终目标，将企业价值链由制造为中心向服务为中心转变的动态过程。制造业服务化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产品+服务。制造业服务化要求制造业企业将服务作为重要产出，更大程度以客户为导向将服务理念贯穿整个产业链，通过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深层次改变制造业运营模式。互联网+的推进将使得制造业出现新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趋势，这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务要素所占的比重和重要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同时，产出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服务化趋势。制造业服务化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价值链中服务的环节得到延长和加深。在上游阶段，市场调查、设计开发、工艺改进；在制造阶段，设备安装维护、机器调试，在下游阶段，产品销售、售后服务、报废处理等环节在价值链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且出现专业化趋势，不断从制造中剥离出 来成为单独部门或由专门的服务企业承担。随着物联网的兴起，还出现了一批只关注战略管理、研究开发、市场营销等活动但放弃或者外包制造活动的企业，这些企业依靠制造和服务的融合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

数字化商业体现信息化和商业战略的深度融合。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进入数字化情景中，移动互联技术降低了信息搜寻和交流的成本，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化、移动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互联网更加便利和快捷。企业的商业战略也变得数字化，更多行业和市场呈现出平台形式和网络效应，如汽车、零售业、出版社、健康护理等。数字化商业的价值源泉在于价值网络和商业生态的形成。在数字化商业生态系统中，参与的主体除了产品供需双方和平台提供者之外，还包括物流、金融、搜索、小区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因为在数字化商业价值创造系统中，一方面商业平台连接着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并实现价值交换，另一方面平台企业还需要保证交易的便利性，价值传递过程还需要物流、支付、认证、安全等技术和行业的支撑。

中国制造业目前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中的第四个阶段——衰退期。发达国家制造业转型的经验表明，技术进步是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最重要的因素。由于互联网经济所具有的特有的边际成本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增规律、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和正回馈效应规律，互联网+可以 被看作是中国经济增长新的驱动要素技术进步要素，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抓手。

中国经济增速分界线确立

胡月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10月31日

在中国经济3季度数据公布前2周，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和央行行长先后表态：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超越政策预期目标，甚至有望达到7.0。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6.5，这样看来，6.5-7.0是最新的中国经济官方预期。然而，在对这一增长区间认同度提高的同时，市场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判断，却愈发呈现两极化倾向：一方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好的增速；另一方则全然相反，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不合格增速。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区间探明

依照中国经济当前增长水准，GDP增长波动在±0.25，即0.5的区间内，经济运行景气应该无实质差别，尤其是在当前延续处于“底部徘徊”态势下。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在6.5-7.0之间，都不会改变宏观经济运行格局。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8，官方对经济形势的界定是“稳中向好”。然而，市场对这一增长数字的理解，机构间却存在极大差异：一方认可政府界定；另一方则认为降低了的季度增速，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偏软态势，未来增长将继续放缓。

实际上，2017年以来，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歧就前所未有的加大，两种对立看法势均力敌：见底、企稳、向上VS继续向下。即使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均取得6.9的增长速度后，不少机构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仍持较多担心。上半年数据公布后随即进行的多项经济预测POLL表明，市场整体上仍对中国经济前景持有较多疑虑，仍以为未来1-2年内经济增速会下降到6.5下方。但不同机构间对中国经济前景看法的差异，却呈现了扩大趋势：看好中国经济的，越来越有信心；对中国增长前景有担忧的，越来越忧虑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对中国经济前景相互对立的看法频繁出现。2017年5月和9月，穆迪和标普分别下调了中国的主权债务评级；然而在相近时期，OECD、世行、IMF、亚开行，及摩根、野村等多家国际大行，却上调了201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各家机构发布的预测数字上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比去年回升，是“板上钉钉”的事。

对中国经济前景看法有方向性差异机构间的中国GDP增速预测，其差距也不过0.2-0.3。对中国经济增速，市场如此较真于0.1、0.2的差距，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二层含义：一、当前经济增长已处潜在增长区间下限，再下降就要跌出潜在增长区间，到时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二、经济运行已处底部，风险暴露压力上升，经济再下降会引起风险突破底线。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中国经济的舒适增长区间而言，至少需要在当前水平上上移1.0-1.5，增长政策底线6.5已处潜在增长率下方，显然已定低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换档的“档距”，笔者之前曾做过专门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速”下降的台阶高度大约是3-4，这样未来中国经济的合意增长区间应为6-9。对当前经济运行看法的两端化和对GDP增长数字微小变化的较真，意味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区间已探明，当前的实际经济增速6.7、6.8，就是市场认可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下降的潜在增速与新周期争论

之前曾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的较场时期（约20年）内，还能维持约8%左右的潜在增速。市场显然对这个判断速度并不认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取得了约10%的平均增速，这个速率被当作是这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潜在增速，否则也不会有“保八”的宏观调控政策认识。显然，8%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期间，经济潜在增长区间的下限。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的潜在增长区间自然已下移。按照3-4的“增速换档”台阶差，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率大致应为6-7。按照这个判断，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要算健康和正常。

潜在增长水平下移，毫无疑问就是“新周期”。在经济新常态下，决定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机制发生了变化，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发生了变化，即使经济周期的期限时长形式、阶段变化表现没有改变，此周期也非彼周期。对理论界和政策界而言，这种内生增长动力机制的改变，是实实在在最有意义的新！

投资者，尤其是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对经济周期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其外在形式，即周期的阶段和演进形势，以便籍此判断市场变化趋势，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对投资者而言，是否进入了新一轮周期，即周期期数，是其对经济周期的首要关注点，尤其在周期转换阶段；其次才是新周期的阶段演进；最后才是周期变化背后的动力机制。实际上，当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周期的争论，论争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对象对周期关注点存在差异。投资者通常以上升作为新周期的起点；而关注经济内在动力机制的机构、理论界和政策界，却和投资者有着不同的周期起点划分标准，对于中国经济状况，他们认为新的周期已经开始，尽管经济实际增速还将维持一段相对低迷平稳的时间。

经济转型带来了中国经济内在机制的转变，其外在表现就是结构调整和增速换档，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从动力机制变化的角度，“新常态”自然要带来“新周期”，即使新旧周期的时长相同。由于当前新旧周期正处“交接”阶段，且实际增长都处底部，作为一般投资者，确实是很难区分和认识到新周期的到来，

基于旧周期的认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未见减少，甚至还大概率继续上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过高的杠杆、继续城镇化而来的就业压力等，使得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变小，经济增长仍可能延进一步下降。然而从新周期的角度，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市场“出清”的替代形式，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十九大确定了经济、社会全面继续深化改革和推进全方位开放的基本国策，将进一步激发动力、释放活力，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渐上行，实际增速将缓慢上移到潜在增长区间上方，经济“稳中偏升”格局将逐步呈现。

中国制造业迎智能化新机遇

韩放 香港《经济导报》2017年10月

目前，大资料、物联网、工业机器人、智慧家居医疗、智慧汽车等正在成为行业热点词汇。制造业被推到新一轮工业大变革的风口浪尖。这轮产业革命的本质是信息技术取代传统制造技术成为产业的核心价值来源，传统产业向智能生态系统转移，标志着继移动互联网之后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即泛智慧化时代已经来临。无论是德国提出的工业4.0国家战略，还是美国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抑或是日本的工业价值链计划，无不围绕着制造业革新这个核心。新技术引领生产方式的变革，拉动工业经济的创新发展，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趋势。

中国工业化历经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其成就举世公认，其业绩可谓辉煌，称为奇迹也不过分。而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以令人吃惊的高速度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经济的有利形势。可以说，世界经济大舞台为中国制造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经济的市场规模，烘托了世界经济的热度。

截至本年度6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1.5%和22.3%。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2013年至2016年，世界制造业年度增速在2%至4%区间徘徊，而中国工业经济年均6.7%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竞争力指数公布的最新结果显示:中国与德国、日本、韩国、美国成为全球五个最具工业竞争力的国家。2017年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7%，预期51.3，前值51.4。8月制造业供需双双继续改善；在国内市场向好的带动下，进口稳中有升；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继续向中高端迈进；结构调整不断推进，部分传统行业生产经营状况有所好转。制造业总体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制造业是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创新驱动的主战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中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大数据推动智能制造业发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量的暴涨成了许多行业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和宝贵机遇。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化管理理念的普及，制造业企业的运营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如今，制造业整个价值链、制造业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涉及到诸多的数据，同时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也呈现出爆炸性增长趋势。

人类正从IT时代走向DT时代，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各种场合都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的观点，信息社会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涌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也改变着制造业企业的运作模式。

制造业企业需要管理的数据种类繁多，涉及到大量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内容。随着大规模订制和网络协同的发展，制造业企业还需要实时从网上接受众多消费者的个性化订制数据，并通过网络协同配置各方资源，组织生产，管理更多各类有关资料。大数据可能带来的巨大价值正在被传统产业认可，它通过技术创新与发展，以及数据的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共享，为企业管理者和参与者呈现出看待制造业价值链的全新视角。

富士康科技集团创始人、总裁郭台铭近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共赢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的提升，还有成本的节省，可扩大到创新、研发、设计、人力培育、培训以及产学研的合作，通过数据开放的机会，整合供应互联网的资源，可早日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迈向智能制造的大数据新时代。当前，先进制造和智能制造在全世界蜂拥而起。郭台铭认为，中国制造和先进制造其实是异曲同工，推进中国制造2025，要让制造更好地跟数据、网络、云端作结合。

郭台铭举例道，富士康在工业智能大数据应用上，强调通过联网、上线、云端、互通和回馈，形成有用的数据，同时导入非常多的智能感应装置，机器人、智能化系统、许多传感网络整合到云端平台，为客户提供更多及时的数据，进而进行订制化的分析，说明客户节省时间和金钱，达成工业产出和效率的最优化。同时，利用这些大数据进行分析，将带来仓储、配送、销售效率的大幅提升和成本的大幅下降，并将极大地减少库存，优化供应链。同时，利用销售数据、产品的传感器数据和供货商数据库数据等大数据，制造业企业可以准确地预测全球不同市场区域的商品需求。由于可以跟踪库存和销售价格，所以制造业企业便可节约大量的成本。

可以说，互联网重构之后，我们将迎来继人口红利后的下一个红利——大资料红利，并引领世界互联网升级潮流。一个全新的大资料+机遇并驾而至，全产业链条的颠覆与重构将拉开时代大幕。

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可观

随着智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汽车及3C电子等行业对自动化生产线的需求与日俱增，轻型协作机器人的市场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在智能制造业中，协作型机器人凭借着极高的灵敏度、灵活度、精确度及安全性等特点，可协助工作人员实现生产制造过程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未来的工业机器人发展也将围绕着这些特征点进行技术升级。

从制造行业细分领域来看，机器人在3C智能制造业的应用较为广泛。全球3C智能机器人的产量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和欧美地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接了全球70%的电子产品制造，其中90%的生产过程属于原始的手工作业方式。随着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企业运营压力増加，而智能制造机器人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用工成本，同时生产效率可普遍提高两倍，增加了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目前处在行业头部阵营的3C机器人厂商，可以提供柔性自动化生产线、机器人及机器视觉应用调试服务，比如手机自动装配线、手机自动化测试线等。为手机和EMS(电子专业制造服务)厂商或者代工厂提供一整套智能制造技术解决方案，包括产品设计、产品管理和产品维护。

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起就成为工业机器人最大的需求国，市场增速超过30%。随着十三五规划推进，预计五年内产值就会超过1000亿元。2017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规划。规划提出，到2020年人工智能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到2030年，中国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智能经济、智慧社会取得明显成效，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国奠定重要基础，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未来，随着国产工业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这一行业将释放巨大市场潜力，加速中国智能制造业发展进程。

高端制造顺势崛起

墨卡托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与技术研究员乔斯特·维贝克表示，传统的经济增长刺激因素，如基础设施投资，正在失去动力。中国必须追求一种由创新驱动的新型增长模式，中国的挑战在于调动一个习惯于低端制造的产业的积极性。它现在需要设计和生产尖端科技，也需要通过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智能制造技术和工艺来升级设备。

根据世界知识财产权组织数据，中国已打破了专利申请记录。2015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100万份，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比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总和还要多。

近期，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技术董事罗兰·布什在苏州公布了把机器人研发部门迁往中国的计划。他称西门子将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支持中国和当地客户走向数据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中国市场动力最大，需求旺盛，再者我们想紧靠客户。中国期望成为全球市场机器人技术领头羊。西门子不想错过这一大好机会。西门子在中国现有的研发中心已是其大型研发中心之一，约有4500名科研人员和工程师。

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芯片制造商Global Foundries宣布在中国投资100亿美元，并计划在成都新建一座先进的半导体工厂。这只是最近在中国政府支持下进入中国的一系列投资中的一笔。这些投资的主体通常是大型跨国企业。相关项目已明显变得更加高级，生产的产品则是更先进的微芯片、记忆芯片或平板显示器。

这些举动与安永公司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相呼应：在大企业高管们心中，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产能对接、产能合作成为中国制造业全球化布局和分工的重要方式。中国制造业不但追求走出去，助推欧亚大陆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追求实现产业结构的凤凰涅盘。可以确定的是，世界将会看到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并塑造全球市场。

科教文卫

诺贝尔奖与国家软实力

王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7年10月30日

2017年诺贝尔奖项已全部揭晓。不出所料，今年诺奖延续了过去多年的格局，发达国家，尤其美国，继续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优势。

有百年历史的诺贝尔奖被公认为一个衡量国家综合实力、尤其软实力的指标之一。通过这一奖项，可以直观地比较各国科研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效率与优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想要打造创新型国家的政府而言，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无疑是一个反思的机会。

在诺奖发布期间，国内诸多媒体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其中一篇旧文还被再次翻出，这篇“诺奖研究科学，中国人研究诺奖”的文章对中国人的诺奖情结进行了说明。

乍一看，这篇文章似有戏谑成分，但细读后，人们会认同文章的主要观点。例如，诺奖主要是奖励科学研究的，发达国家学者通常会一门心思扑在科研上，他们看重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至于结果，比如获奖，则不是他们最关心的。毕竟，能不能获奖，何时获奖是根本无法预料和控制的。相比之下，中国人更在意获奖，很少或根本不关注科学研究的过程。虽然获奖只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有时是意外）之一，绝非目的，但人们还是更看重结果，这符合人们追逐名利的需要。当然，任何急功近利的想法都可以通过恰当的机制设计得到有效的矫正。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需要耗费学者大量精力，有时还需要具有牺牲和冒险精神。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很多时候，科学研究，比如科学实验，即便穷尽科学家的一生，也未必能做出足以留下印记的发现。但这恰是科学精神所定义的内容，没有这些默默无闻科学家的投入和铺垫，就不可能出现一流的科学成果。

上面提到的只是容易观察到事实而已。实际上，要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地安心工作，大环境即由体制决定的学术生态尤为重要。

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持续不断地收获诺贝尔奖，那一定自有原因。毕竟，只有强大的、系统性的制度因素发挥作用，才能源源不断涌现可以问鼎诺奖的科学成果。这里的制度既有看得见的法律安排，也有不成文的文化与传统。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常年颗粒无收或偶尔获奖，那这个国家的科研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一定存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诺贝尔奖是一个尺度，是一国软实力的结晶和体现。

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给出的定义，软实力一般指一国对他国的吸引和诱导能力，也包括一国在国际事务中设定议题和制订规则的能力。与通常由物化指标决定的硬实力不同，“软实力”强调的是精神领域的内容。这一概念促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方面，转移到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领域，即“软实力”上。可以说，未来国家之间的比拼，将主要通过软实力来展示。

将“软实力”概念应用到诺奖场合是恰当的：一国软实力越强，就越有能力“吸引”到更多的诺贝尔奖。以美国为例，美国不仅能够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而且还能吸引全世界最有才华的学者到美国工作。这既是美国科研体制优势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能够保持科技领先，在诺奖领域长期独领风骚的关键所在。

美国软实力的展示还有其他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在全球所向披靡的好莱坞大片便是其中之一。通过电影这一形式，美国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被成功地推介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软实力强调的是各国间的相互影响，且这种互动是自愿的，就如同人们自掏腰包去看好莱坞电影一样。这与试图“购买”软实力，如中国宣传机构花重金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广告宣传片的作法，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是愿意受到影响的一方付费，而后者是希望施加影响的一方掏钱。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位，但这只是国家硬实力的一个方面。要把硬实力转换成软实力，远非单纯培植硬实力那样简单，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以科学研究为例，科学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化了的社会制度。要促进科学进步，打造软实力，就必然会涉及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而这也正是中国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如彻底清除妨碍中国《宪法》履行的种种藩篱与障碍，落实《宪法》第35条即言论自由，解除对境外网站缺乏法律依据、莫名其妙的屏蔽和封锁，以此建立思想市场等。

当然，改革也有相对容易的部分，一些无需伤筋动骨的改革可以先行。以诺奖为例，这一奖项的一些具体作法可以为当今中国完善各类奖励机制，包括某些学术称号如院士的遴选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例如，诺奖候选人通常由诺奖委员会邀请的专家来提名，然后再由一个高水平的专业委员会从候选人中进行筛选，最终确定获奖者。提名者不得提名本人，相关信息要严格保密50年等。这种无需个人提交申报材料的评奖机制，既可以避免学者为获奖暗中使劲、拉关系，也可让其安心工作。相比之下，目前中国诸多奖励或学术称号中，大都需要参评者自行提交申报材料，这催生出许多有违学术伦理的作法。在中国的科研院所，那些想要获奖的人士，一年到头都有填不完的表格。

应该说，国人对于诺奖的关注，夹杂着复杂的情感因素，有不安和焦虑，也有自卑与无奈。不安和焦虑的是，现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全球老二，仅次于美国，可诺奖就是很少光顾中国人，这好像与老二的地位不太相称。如果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来计算，中国寥若晨星的获奖记录又让人感到沮丧。现实的情形一次次让人感到无奈与无助，因为强大又顽固的体制环境，似乎很难可以撼动。无奈的积聚，要么化为绝望，要么陡增愤懑。

上述消极情绪产生的根源是，我们其实很自卑，也缺少自信。作为一种长期又稳定的心理倾向，自信既源于过往的表现，也与我们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让人产生希望进而自信的体制，即依宪治国有关。

美国时政评论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提到中国的创新能力时，曾生动地说道：“中国一直在拿走美国人的知识财产，但美国人有一件知识财产，中国人还没有来拿，这个东西就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却视而不见，那就是我们的宪法，我们的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把这个也拿走了，那我们美国人就真的要担心了，因为这个地方会变成创新的动力中枢。但在那之前，我并不担心，因为中国所能做的，不过是不停地拿走我们的下一个科研成果，但却永远也追不上我们。”

我们可以暂且搁置弗里德曼论调的正确性，也不必争论其现实可能性，仅弗里德曼把美国宪法提升至如此高度加以强调，就说明宪法的极端重要性。宪法不仅保障了美国的科技领先、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而且也为美国打造软实力提供了源源动力。这恐怕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有《宪法》，能落实也很好。尽管《宪法》不大可能包治百病，但履行《宪法》却是中国能否迈向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尺，也是中国打造软实力绕不开的坎。

中国研制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载器

美国 侨报网 2017年10月30日

造价高昂一直是航天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年10月，美国SpaceX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再次成功发射，这是该火箭今年第三次成功重复使用。猎鹰九号的回收和重复使用，让SpaceX在降低航天成本方面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近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透露，该院正联合中国优势机构共同合作研制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并计划于2020年左右首飞。据悉，重复使用运载器初期目标是将运输成本降至目前的1/5，未来则有望降至1/10。

优选方案：运载器像飞机一样水平降落

发射周期也将大大缩短 力求具备一天一飞的能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研发中心总体室主任陈洪波介绍，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指能利用自身动力携带人员或有效载荷进入预定轨道，并可从轨道返回地面，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输工具。

根据不同标准，重复使用运载器有多种分类。按照重复使用的比率，可分为部分重复使用和完全重复使用（例如航天飞机、SpaceX的猎鹰九号火箭等属于部分重复使用，英国正在研制的“云霄塔”空天飞行器属于完全重复使用）；按主动力形式分为火箭动力和吸气式组合动力；按级数分为单级入轨和多级入轨（一般以两级入轨为主）；按起降方式分为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垂直起飞/水平降落以及水平起降。

陈洪波表示，中国正在研制的重复使用运载器兼具航天器和航空飞行器的特点。与传统一次性火箭相比，中国正基于目前的火箭发动机，通过技术改进让其实现重复使用，将在2020年左右完成首飞。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主导的XS-1（试验性太空飞机，采用垂直发射、水平着陆模式）也计划在2020年完成飞行试验，可以说，中美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的研发是“比肩的”。

与猎鹰九号相比，该运载器的组合和回收方式有所不同。陈洪波说，猎鹰九号以及传统火箭，各子级是采用串联方式。该运载器的起飞方式与传统火箭一样，都是垂直发射，但优选方案是让一二级并联组合在一起，一级“背”着二级，二级机身设置着有效载荷舱。回收时，猎鹰九号一级是垂直降落于海上平台或陆地回收区域，目前暂未实现第二级的回收。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的一二级在完成各自任务后，将分别返回着陆场，像飞机一样水平降落在跑道上。

SpaceX曾宣称，凭借猎鹰九号一级回收，未来可将航天发射成本降低80%。中国重复使用运载器的目标与其近似。陈洪波说，该运载器的设计重复使用次数在20次以上，初期目标是将单位有效载荷运输成本降至目前的1/5，未来则有望降至1/10。

除了降低发射成本，该运载器的发射周期也将大大缩短。据了解，传统火箭的发射准备时间往往长达数月，即使是以快著称的小型火箭“快舟”系列，准备时间也需一周左右。而陈洪波透露，该运载器将引入航空领域的快速检测理念和技术，力求具备一天一次飞行的能力。

不过，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终极目标，仍是能像飞机一样水平起降、可单级入轨的“空天飞机”。但陈洪波表示，该技术难度极大，预计还需要15年左右才能有所突破。

空间站航天员再也无需担心“断粮”

中国预计2030年前全部完成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的研发及相关飞行试验

据悉，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技术代表着世界科技前沿，可带动先进材料、先进制造、控制、气动等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同时其应用前景极为广阔。据介绍，中国预计在2030年前全部完成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的研发及相关飞行试验，届时有望成为全世界首个实现完全重复使用运载器研制的国家。

陈洪波说，该运载器主要面向300至500公里高度的轨道，可满足未来“快速、可靠、廉价”的航天运输需求。例如能承担未来中国空间站的人员、物资运输任务，也能满足军民两用的有效载荷发射需求，还能开发太空旅游等民用产业。可以想象，未来生活在空间站的航天员再也不用担心“断粮”了，更多人也能有机会前往太空一览美景。

三农问题

振兴乡村实现全面小康

《澳门日报》2017年10月23日

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中国执政党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近六亿中国农村人口擘划了宏伟而美好的蓝图。

在城镇化进程下，农村何去何从，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进行城市扩张。世界各地的城市人口比例从一九六○年的三成三上升到二○一六年的五成四。中国城镇化水平提升也很快，城镇化率从二○一○年的三成六左右，至二○一六年末攀升至五成七，但随之而来的乡村衰落问题引起社会关注。

在中国一些地区，即使乡村的人口在缓慢增长，活力却越来越小。每年都有上亿农村人口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农村青壮年的流失，造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事实上，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两者均应实现可持续发展，彼此相互支撑。

为解决乡村衰落问题，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他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于中国在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举足轻重意义。

没有农村地区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国家的全面振兴。振兴乡村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可以极大地提高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标准和要求，为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长久政策支持。

十九大报告亦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一利好政策，无疑给农村老百姓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可以提振农民信心，让农民甩开膀子加油干。

振兴乡村，农村土地利用规划不可或缺。内地现有二百六十万个行政村，数量多、分布广，自然属性、发展需求差异特别大，乡村振兴的第一步就是要编制好规划、设计好蓝图，将一项项具体发展战略融入规划中。振兴乡村离不开人才，各地政府需要培养造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农村现代化。

可以预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具体措施的陆续出台，中国农业将成为更有奔头的产业，农民将更体面，农村将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中共十九大为世界减贫提供“中国启示”

美国 侨报网 2017年10月23日

作为人类社会的“公敌”，贫困可以被消除么？

面对这一历史难题，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给出了答案——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消除贫困的“中国力量”

十九大报告中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再次立下承诺，并要求“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截至2016年底，中国还有4335万农村贫困人口。

“到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十九大报告重申这一指向全面小康的目标，其信心源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减贫成绩单’。”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对记者说。

据十九大报告披露，过去五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

“5年年均减贫1300万人，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指出，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精准扶贫的“中国方略”

丁一凡指出，中国在大幅减少贫困人口的同时，还形成了全球减贫事业可借鉴的“中国方案”，其中包括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

作为扶贫理念的重大创新，“精准扶贫”由习近平于2013年11月在中国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主要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四个问题。

中国精准扶贫成就曾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评价，他在致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贺信中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全球减贫的“中国启示”

结合中共十九大报告和中国脱贫攻坚经验，受访专家认为，这对世界减贫具有三重启示。

启示之一为，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丁一凡分析称，中国选择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是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而中共领导的政治制度的特殊优势就在于，能把任务落实到基层，彻底根除贫困。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减贫成就的根本保证。

启示之二为，把发展基点放在“以人民为中心”。戴焰军说，中共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使命，注重将发展成果与民众共享，这就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启示之三为，处理好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戴焰军指出，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中，既不闭关锁国，亦不盲目照搬别国经验，这使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进而为脱贫奠定坚实基础。

人类脱贫的“中国信心”

中国的减贫屡获“点赞”。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曾表示，“过去五年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金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从40%下降至现在的10%，主要贡献来自中国。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有7亿多人脱离贫困。

然而放眼世界，贫困依旧是严重困扰当代世界发展的难题。目前，全球仍有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