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如何消除贫困，中国的经验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中国的成功至少提振了人类战胜贫困的信心。中国消除贫困的做法会给人们提供另一种发展的思路。”丁一凡认为，“中国信心”的背后，亦有着坚实的现实支撑，譬如中国不断加大南南合作支持力度、力推惠及世界的“一带一路”建设等，这也是十九大报告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社会观察

内地楼市调控长效机制凸显三大导向

柳洪 香港《大公报》2017年10月30日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据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作十九大报告时，该部分获最多掌声，说明了房子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内地楼市回归功能定位，从2016年5月权威人士指明，“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到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再到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得到社会的普遍肯定和赞赏。下一步，内地楼市将按其功能定位加快建立长效机制。

内地楼市建立长效机制将是中国迈进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十九大报告重新定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角度看，新时代内地楼市建立长效机制或现三大导向。

一、以安居为导向，政府尽可能为住房群体解决“住”的需求

楼市建立长效机制，需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的角度思考，以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那么，政府需要想方设法为住房群体解决“住”的需求，进而在扩大有效供给的民生工程上下更大工夫。由此看来，应以安居为导向，让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以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形成“新房＋二手房＋共有产权＋租赁住房＋保障房”的完善供应体系。

一是政府加大楼市创新力度，着力解决刚需特别是新市民“住”的需求。今年以来，政府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过去五年有6000多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有1900多万住房困难的群众住进了公租房，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提升公租房保障能力，推进货币化安置。目前北京和上海已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共有产权住房是指符合条件的人士购买50%的产权就能获得使用权，这是解决刚需“住”的需求的一种创新。政府将以“封闭管理、循环使用”的原则实施，以满足更多无房家庭住房刚需。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大方向。首先是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应。九月二十八日，国土资源部宣布，全面启动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第一批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佛山、肇庆等十三个城市开展。

同时，引导“小产权房”走向长租。其次是强化、规范住房租赁管理服务。住建部在十二个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开展住房租赁的试点工作，并研究制定《住房租赁管理条例》。再次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支付宝最近宣布首批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八个城市试水信用租房，芝麻信用分达650分以上就可免去租房押金。“信用＋租赁”跨界合作，将为住房租赁市场注入新活力。从政策方向看，从提倡租购并举到租购同权的创新，预示租赁将是楼市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通过房产税调节出部分供给。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推进楼市长效机制的建设。五大抓手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房产税。房产税短期没来，但始终会来。一旦推出，将对持有房子的数量产生影响，持有多套房产的业主或会减持部分房产。

二、以楼市平稳发展为导向，既抑制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楼市建立长效机制，不仅需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嚮往，为住房群体解决“住”的需求，而且要体现“公平正义”。并通过楼市长效机制的“公平正义”表现新时代的管治理念和价值观。

一是楼市平稳发展较能体现“公平正义”。有机构调查测算出，在内地家庭的资产配置中，房地产佔比达68%。如果楼市大起，对于没有配置房地产的家庭，对刚需特别是年轻刚需将不公平，他们不易分享到国家快速高质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果。况且“树不能长到天上去”，大涨之后必会加剧楼市泡沫，增加楼市风险。如果楼市大落，对已配置房地产资产的广大家庭不仅不是美好生活，还将面临巨大风险；对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防范金融风险来说，亦会增加挑战。

二是综观政府楼市调控政策，意在促进平稳健康发展。中央一直强调，在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中，“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从“9．30”楼市新政，到北京“3．17”加大调控力度，再到今年九月二十二日起全国掀起新一轮限售调控，累计一年来推出的各类调控政策，据链家研究院的统计数据超过200次。从前期的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等需求端的限制措施，到后期的增加供地、鼓励租赁等政策，不仅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而且从供需双向发力调控。住建部部长王蒙徽最近表示，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抑制，全年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三、以“房住不炒”为导向，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楼市平稳健康发展的导向将决定建立长效机制时，必须思考抑制影响楼市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些非理性因素。国家发改委表示，内地楼市分化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城市尤其是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较快，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像投资投机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这些因素炒房一定程度推高房价脱离均衡水平，不仅增加了城市的生活成本，也抬高了製造业企业的运营成本，影响了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由此推测，楼市建立长效机制，亦将凸显“房住不炒”的导向。

一是严控资金流入楼市炒房。首先是提高个人按揭贷款利率。融360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首套平均房贷利率升至5.22%，年内第九次上涨。其次是收紧房地产信贷额度，使个人按揭贷款，要么贵要么等。再次是多地监管部门发布《关于加强个人消费贷款管理防范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通知》，开始启动再筛查程序，要求补交消费用途证明材料，严控消费性贷款流入楼市。

二是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内地楼市严重分化，一些城市一些区域存在“骤热骤冷”的顽疾，其实楼市之外的原因也很重要，譬如：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均衡。这就必须引带资金“脱房向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内地楼市建立长效机制，或现安居、平稳发展以及房住不炒三大导向。租售并举将是长效机制的核心内容。推测楼市后市较大机会平稳发展，房地产行业的定位或会调整，不会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

中国“全面二孩”实施两年 释放积极效应

美国 侨报网 2017年10月31日

从2013年中国“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到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的铺开，这期间，你的朋友圈中有没有人晒出了自己家的新成员？

一定有，如今，“四二一”式（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家庭结构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四二二”式家庭或在“全面二孩”时代成为新的主流。

“二孩”政策推行到现在，效果怎么样呢？用数据说话最直观。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846万，是2000年以来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其中“二孩”占比从2013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45%。2017年前8个月，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162万，同比增长2.4%，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其中“二孩”占比达到52%。

据记者30日从中国人口学会在北京举办的“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学习十九大精神座谈会”上了解到的。

此外，开放二孩政策还减少了根据性别堕胎的现象，缓解了中国人口男女比例的不平衡。2015年底，中国平均每诞生100名女婴的同时有113.5个男婴出生，而在2004年这个比例为100比121.2。

同时，“全面二孩”后尽管高龄产妇增多，但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在2015年的基础上却保持下降趋势。

总的来说，“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的积极效应正逐步释放。

法国《费加罗报》指出，尽管如此，但中国政府认为，二孩政策带来的积极效果尚未达到预期目标。北京原计划通过二孩政策在2015年10月之后的5年里，每年为国家增加300万新生儿。不过由于住房、教育及医疗等成本偏高，不少家庭最终没有选择生二胎。

目前，中国期望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获得1700万至2000万新生儿。有专家认为，这个数量难以扭转中国“未富先老”的趋势。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据总人口的15%，这必将对经济活力产生巨大影响。

开放二孩政策，也将改变中国总人口峰值的到来日期。若没有停止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将在2023年达到14亿，如今预计应在2029年达到最大值14.5亿。拐点之后，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将在人数上逐渐“变小”。

常年关注自主生育权的民间学者何亚福也向南方周末表示，因“全面二孩”政策仍然限制了许多适育家庭生三孩及更多孩子的愿望，本质上，它还是一个限制性政策。但他强调，相比计划生育政策，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都是进步的”。何亚福甚至预言，如果保持当下开放的生育政策改革，未来两年内，中国就会进入自主生育时代，届时将实现生育权归还到家庭与个人。

从事人口研究、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表示，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呈现向好态势。他表示，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时，官方预计每年出生200万新生儿，但实际出生数不及三分之一。但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来临，中国人口增长的趋势有了较大好转。

根据全国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五个月，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40.7万人，比2016年增加7.8%，其中二孩出生比例占57.7%,比2016年同期增加8.5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而“二孩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了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每个小家，同时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未来。

“中国未来100年都不缺人口数量，要更关注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2017年两会期间，王培安的一席话被不少媒体提到了新闻标题上。

综合治理

如何管住权力的余热和期权变现

周兼明 香港《凤凰周刊》2017年10月15日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公务员局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此则《意见》于今年4月28日就开始施行了，10月5日经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转发，进而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意见》规定，各级机关中，原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务员以及其他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其他公务员辞去公职后2年内，不得接受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如果违反规定，不管是个人还是相关企业，都将受到惩罚。

随着内地的反腐高压和公务员体系的日趋开放，公务员辞职己司空见惯，属于个人的正当职业选择。但显而易见的是，公务员在位时由于掌握了政府部门的人脉资源，一些官员手中甚至握有项目建设等公共资源，即便辞职了，仍会对原管辖范围内的市场有一定的威慑力和影响力。如果借用权力惯性进行利益输送，无异于改头换面后的权力变现，不仅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与官员腐败并无差别。对于辞职公务员的权力腐败方式，媒体与民众早有总结，一是官员在位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企业谋得巨额利益，但暂不要求回报，待辞职以后再要求相关企业以任职的方式兑现，这其实是一种权力期权，一种方式更为隐蔽的权力腐败。还有一些 官员，辞职后从事的职业，多与从政时主管地域或业务有关，看似回归为普通民众，但其掌握的政界人情网却仍会为其发挥权力的余热。

近年来，我们常可看到一些退休或辞职的官员，受到房地产、金融证券等受政策影响较强的行业及所辖区域企业的争抢，被这些企业视为香饽饽，看重的无非是这些官员手中的各种资源，希望能借用这些权力余热，为企业寻找政策快捷方式，带来更多利益。如近年引发争议的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杨晓军离职后，成为平安陆金所的副董事长；原交通部道路运输司出租车管理处的副处长张贝，辞职后成为滴滴出行副总裁，这些跳槽之举之所以引来巨大争议，就因为他们在任时的主管业务与离职后加盟的公司业务基本上是重合的。

此次，中纪委转发四部门连手出台的《意见》，无疑是想强化针对这一监管盲点，形成更具操作性的监管措施。《意见》中提出了多项举措：要求具有行政审批、行业监管、执法监督的职能机关，建立公务员辞职后从业行为的限制清单；要求公务员申请辞职时就需如实报告从业去向，签署承诺书，明确了辞职从业的相关程序；如公务员辞职后有违规从业行为的，接收单位需立即终止聘任关系或违规经营性活动，否则对接收单位也会进行处罚；此外，还要求建立公务员辞职后的从业备案和监督检查制度。

这些规定，从辞职去向的报告、备案，到辞职后的监督、处罚，基本实现了一条龙的监管，目的是期望政府监管部门能与市场企业形成合力，对公务员辞职后的权力余热问题进行制度约束和外部监督，让这类变相的权力寻租失去生存的土壤。

公务员辞职后有从业限制的紧箍咒和冷却期属国际惯例。《意见》的出台等于给公务员辞职明确于今后从业的红线和禁区，这既是出于公务员队伍管理的需要，也是大众创业的背景使然。在大众创业的热潮中，人们的择业观已变得更为多元化，尤其在高压反腐态势下随着对公务员管理的日趋规范化，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到，公务员只是一种稳定的职业选择，而非牟取暴利的工具。这种对于公务员趋于正常的认知，使得一些公务员想辞去公职出去创业，并无可厚非。公务员有了这种正常的职业流动，只会增强公务员队伍的活力，使政府机体有机会能吸收真正对公共事务有理想、有热情的新鲜血液。这种情形不仅会发生在公务员身上，央企与国企 的高管辞职、央企国企的高管到政府任职都会出现类似情况，对这类人才流动都需做好相应的规范，才可能避免出现新形式的腐败问题。

此《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加高反腐的制度篱色，但效果如何，还得看能否严格执行。比如公务员的原单位对辞职者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怎么办？公务员的主管部门如何尽到监管之责？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应对违规从业企业进行处罚，具体如何落实？是否会睁只眼闭只眼？凡此种种，都需要更多的应对研究及实施细则以防患于未然。

对公务员辞职后从业行为的规范，建立严格的申报、问责机制当然重要，但让信息完全公开，提高社会监督的透明度更为重要。如果公务员辞职后的从业行为能完全暴露到阳光下，让公众和同行业企业随时监督，这样的监督机制，显然更易发挥作用。希望这个《意见》的出台，能真正管住权力的延时变现，防范公务员辞职后给社会及市场带来的危害。

治GDP注水 还需考核配套

许淼祥《香港商报》2017年10月31日

爱也GDP，恼也GDP。与内地官员切身利益相关的GDP核算的改革，终于有了落地的时间表。有记者昨日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中国将利用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契机，在2019年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

资料公信力将恢复

传说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伊德曾向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表示羡慕：没几个人敢于对相对论评头论足，但对精神分析学妄加评论者遍地都是。就此而言，中国统计当局的境遇也堪比佛洛伊德。按理说，统计学也是一门非常专业的科学，门外汉无从置喙，但偏偏人们常常不知统计的皮毛，就加以非议。无他，只要是会掰手指头的人，都知道“1+1>2”在统计上总是搞笑的。长期以来，资料打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这种现象仍像牛皮癣一样，饱受诟病。比如在2006年，各地GDP之和，比全国GDP总量多出1.5万亿；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为4.9万亿；2015年为4.6万亿。国家算出来的GDP增长数，跟全国多数地方相比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全国GDP的增长低于大多数地区的增长，这不是很搞笑吗？曾经在GDP注水的重灾区，有一个镇，一年财政收入160万元，最后报成2900多万元。一个市，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81家，却上报成1600多家。想出政绩的官员，年年忙着注水，国家统计局年年忙着挤水。实施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改革，由地方分级核算，到全国统一核算，终于可以从制度上，堵住漏洞。政府公信力的逐步恢复，有利于科学分析经济运行形势，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总之，好处多多，值得期待。

须标本兼治

但谁也不能低估官员的智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怕只怕，旧的漏洞堵住了，又会去钻新的漏洞。统计腐败的根源，在于GDP崇拜所依赖的唯GDP政绩考核。所以，不光要统一核算改革让官员GDP注水注不了，还要让进行政绩考核综合配套改革，让官员不想注水，或者说，注水再多也没有多大用。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但不少时候，官员干得好不好，群众无法评判，即便评判了，但说了不算，官员不拿群众意见当回事，之所以出现这类局面，一大原因是因为群众决定不了官员的乌纱帽，群众说好还是说不好，官员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由此，某些官员才敢忽视民意、践踏民意。在某些地方，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多是“上对下”“内对内”“官对官”，民意有时被完全抛在了一边，即使引入了民意，也是象征性的，最多起点缀作用，这种状况何时改变过？建立或完善民意与GDP与五个文明建设等元素综合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不让民意缺席官员的政绩考核，才是对注水GDP的标本兼治。

环球视野

中国国际发展援助规模或超美国

米哈伊尔·科罗斯季科夫 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 2017年7月16日

中美在提供援助领域的独特竞赛说明了一个更一般的趋势——在美国对国际机构兴趣减少的背景下，相反，中国则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性管理问题的解决。

五人研究者之一Bradley Parks认为，最有趣的是，美中在向许多国家的注资规模上开展竞争。然而就每一个具体情况而言，究竟向哪注资，暂时仍有区别。

按照研究者的意见，中国未来五年就有可能超过美国，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月已经宣布打算减少国外非军事开支32%，为135亿美元。西方捐助者与中国不同，对每一个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要求不太严格，因为它们都是些长期或人道援助，报告作者认为。他们同时强调，中国提供的所有援助中，符合经合组织标准的，只占总援助金额的23%。美国符合经合组织标准的，占总援助金额的93%。需要指出的是，按照经合组织的标准，只有那些用于发展国家经济的资金才被认为是援助，它们中至少25%不需要返回。

中国的援助主要都是没有发展地区和国家这个直接目的，拨款经常带有与市场条件区别不大的条件。例如，优惠的出口信贷和减免债务都属此类。不过报告作者发现，西方和中国的援助的有效性实际上没有区别。中国的项目在签署合同两年后就会给受援国带来0.7%的GDP增长。然而很难同意报告作者使用的方法的全部。根据他们的调查，2009年中国向“俄罗斯石油”对华输油管道建设提供的贷款，在作者看来，属于最大一笔交易。AidData研究的许多分析人士注意到了他们混淆贷款与援助概念的事实。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就此评论道，首先，我不赞成这份报告的总体基调和立论的思想倾向——这份报告的基调是将对外援助视为大国之间政治竞争的工具。但是在我看来，对外援助的无论是对于援助方还是受援方而言，乃至对于国际社会发展而言，都有好处的。第二，我认为这份报告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对中国的援助金额数据的统计。我对于他们在比较中美对外援助金额时，是否使用了同样的统计口径表示怀疑。第三，报告认为，发展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占很大比例，这一点确实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需要我们继续坚持的。此外，希望美国不要将对外援助当成大国竞争的工具。在对外援助过程中，希望美国一改从前“送枪送炮”的军事援助作风，将精力投入经济发展，这对美国和世界而言都是好事。

学术前沿

解读中共十九大报告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本期，我们搜集整理了多位专家、学者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解读，整理成文，供领导参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齐鹏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机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体现了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战略谋划，凸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集中揭示了我们党正在做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的崇高理想和目标追求。尤为重要的是，十九大报告高度概括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光明日报》2017年10月19日）

十九大报告的十二个亮点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韩庆祥：第一个亮点，是历史新变革。习近平是从历史性变革、历史性影响来谈这五年的工作的。他谈的是全方位、根本性、开创性的变革。

第二个亮点，是时代新开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习近平的报告中，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进行了阐述：一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三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四是实现“强起来”的时代；五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时代。

第三个亮点是矛盾新内涵。习近平这么表述，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需求方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美好生活拓展了过去物质文化的外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等，同时也提升了它的内涵和质量，美好生活是讲质量的。供给方呢，习近平这么来表达，叫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平衡是从发展的领域范围来讲的，不充分是从发展的层级和质量来讲的。

第四个亮点，是历史新使命。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历史使命有明确界定，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的学习体会，习近平是把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放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当中来讲的。

第五个亮点，是实践新路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敢于担当，要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怎样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呢？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讲了推进“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第六个亮点是时代新课题。这个时代课题，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对时代课题的新的界定，也是新的亮点。它亮在哪里？就是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七个亮点，是成果新概括。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加以概括和提炼。很多人关心这五年党的指导思想怎么来概括、怎么来表述，有各种观点和见解。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给出了答案，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亮点。

第八个亮点，是理论新飞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既然十九大讲了新变革、新方位、新矛盾、新课题、新使命、新路径、新思想、新时代，那逻辑上自然而然的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第九个亮点，是实践新方略。十九大报告从十四个方面，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党建等等，对今后各项工作的基本方略做了具体的阐释和论述。

第十个亮点，是建党新思路。十九大报告最后的落脚点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是把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政党放在“四个伟大”的框架当中来谈的。他特别强调，要把伟大工程放在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当中来理解。因为今天我们进行的斗争是非常严峻的，具有很多新的历史特点，推进的伟大事业是非常艰巨的，实现的伟大梦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必须建设好新的伟大工程。

第十一个亮点，是历史新意义。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这个重大意义，根据的十九大报告，主要是从五个方面来谈的。一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二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三是我们党的发展史；四是国家发展史；五是民族发展史。从这五个方面的历史发展来把握十九大报告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尤其是政治意义。

最后一个亮点，是表述新界定。就是十九大报告对于一些重要的提法和表述，第一次给予明确界定。比如，初心和使命，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用两句话对初心和使命进行了界定，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比如，精神状态、奋斗姿态，即为永不懈怠、一往无前。再比如，习近平还在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对新时代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第一次对主要矛盾进行了界定。此外他对我们正在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也给予了明确界定，他从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对象、斗争的方式、斗争的目的，从这四个方面对伟大斗争第一次给予界定，这也是一个亮点。（新华网 2017年10月19日）

四个方面的重大判断 中国人民大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韩宇：第一，新时代。总书记在报告里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内容是很丰富的，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二是我们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的目标是要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三是共同富裕，我们搞改革开放，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全体老百姓、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最终的价值指向；四是民族复兴，就是我刚才谈到的，中国共产党人，扛起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五是世界舞台，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时代，这个世界舞台用总书记的话讲，我们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第二，新思想。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我们逐步形成了中国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我们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就是我们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次我们讲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新矛盾。新的矛盾就是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我们要分析矛盾的一方，矛盾的一方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书记在“7·26”讲话里面提出了8个“更加”，就是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是我们的发展上去了，人民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层次也上去了，这是矛盾的一方。另外一方是什么呢？我们发展不平衡，我们的发展不充分，这里面不平衡大家也知道，我们面临着几个比较大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比如我们的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不充分是什么？不充分是我们现在的发展还没有满足很多人民群众的个性化需求。

第四，这次我们提出奋斗目标，就是要在本世纪的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这里面我觉得是六个关键词，可以用“5+1”来概括。“5”，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富强，对应的是经济建设；民主，对应的是政治建设；文明，对应的是精神状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谐，是社会建设，社会的公正与和谐；美丽，这次我们第一次加上美丽，美丽对应的是生态建设，我们国家不仅经济要富足，政治要民主，社会要文明，社会要和谐，人民的精神要文明，最重要的还有一条——美丽中国建设。“1”，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网 2017年10月18日）

通过制度性安排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刘科：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这句话表明了党的立场、态度和决心，就是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一定要坚决制止——严惩、重罚。通过这样一些制度性安排，会形成不敢、不想破坏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这样长效机制也就建立了。第一，中央自上到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提出美丽中国。今后将更强调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种发展同时并举，改变了以前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对环境保护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的问题。第三，这次会上强调了践行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一个新提法，也比较顺应当前形势，符合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第四，以前衡量一个地方领导主要是衡量是GDP增速和经济发展，今后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了，也要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指令。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和GDP作为同样指标来衡量各级政府政绩，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这也是今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保证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国网 2017年10月24日）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曹东勃：从物质文明建设到精神文明建设，再到后来的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历程水到渠成的结果。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同样在与日俱增，不能再以物质文化需要简单概括，也不能单独依靠经济建设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指向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更能够无缝对接，也咬合得更加紧密。而且，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已很难称为“落后”，新的主要矛盾的表述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新判断。（《中国青年报》2017年10月19日）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文玲：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我觉得后者是将中国放在全球大局的视野来看，具有世界意义，且强调国际标准、国际准则。同时，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我国未来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相呼应的，也是“两步走”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决定了必须具备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这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一个长周期的经济体制转型，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且仍在进一步加快完善。总体上看，形成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超越单一的市场体系。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此提出很多具体内容，但是我理解现代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实现未来这两个阶段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新华网 2017年10月22日）

如何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崔桂田：首先，要充分认识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关系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关系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的战略地位和意义，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其次，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真正理解和把握“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和方略，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地贯彻和落实。三是要强化“四个意识”和维护中央权威，要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层层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四是要把治国理政和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结合，以治国理政的成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来显现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领导力的作用和优势，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果进一步提升和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以进一步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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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创六个月最高 日本 日经中文网10月16日报导，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上涨6.9%，涨幅较8月提高0.6%，创出3月以来时隔六个月的最高水平。同时，9月PPI环比提高1%，涨幅扩大，其原因之一是环保限制强化导致的停产和关闭工厂。中国PPI在春季初期一度停止上升，但目前上升压力再次加强。按行业来看，煤炭、钢铁、造纸和化工等环保限制影响大的行业涨幅突出，PPI分别上涨28.6%，31.5%、13.8%和10%。此外，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1.6%，涨幅较8月下降0.2%，其中猪肉价格下跌，但医疗服务、药品和房租等上升明显。

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望达7%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17日报导，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称，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望达到7%。周小川指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家庭部门消费的快速增长。今年1至8月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消费对象从传统的商品转向服务，因此服务业发展加快。经济增长也让中国整体就业保持稳定，今年首八个月新增城镇就业约1000万人，符合中国庞大人口规模所需的就业增长速度。从货币供应和信贷资料看，中国从今年初以来已进入去杠杆进程，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速持续放缓，目前已低于9%，整体杠杆率也开始下降。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将启动 香港《文汇报》10月17日报导，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决定，自今年起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调查的对像是中国的陆地国土。一是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况；二是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三是土地条件，包括土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进行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调查时，应当重点调查永久基本农田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永久基本农田的数量、分布和保护状况。通知强调，调查以形成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的全国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目标。具体安排是，2017年第四季度开展准备工作；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组织开展实地调查和数据库建设；2019年下半年完成调查成果整理、资料更新、成果汇交，汇总形成调查基本资料；2020年汇总调查资料，完成调查工作验收、成果发布等工作。

中国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 香港《信报》10月18日报导，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表示，今年首三季中国投资者对5159家境外企业作出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达780.3亿美元，按年跌41.9%，其中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有效遏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1024.5亿元，按年增长2.3%；新签合同额达1682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3.8%。今年首三季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跌幅比上半年收窄3.9%，第三季投资额甚至较第二季增长7.9%；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讯息传输、软件和讯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32%、17.3%、12.2%和10.5%。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达96亿元，占同期海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3%，比去年同期增加4%。

中国可再生能源进入增量替代阶段 新加坡 联合早报网10月18日报导，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发布了《2016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郑声安表示，今后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思路将从追求规模向提质增效转变。报告预测，十三五规划中后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将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稳中有升。其中水电保持有序稳步推进，风电保持中速平稳增长，光伏发电有望实现高速快速增长，生物质能利用方式呈现多样化齐头并进趋势，光热发电、地热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利用形式完成初步规模化示范。到2020年水电装机预计突破3.8亿千瓦，风电装机预计突破2.3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预计突破1.6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预计突破1500万千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以上。

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首次超过3万亿元 香港 文汇网10月25日报导，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8888.39亿元，较上年增长7.64％。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1396.25亿元，首次超过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7.44％。这份由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共同发布的公告显示，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例为4.22％，这是连续第五年保持在４％以上。全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占公共财政支出187755.21亿元的比例为14.75％，比上年的14.70％增加了0.05个百分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将在全国推开 香港 文汇网10月29日报导，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方案》强调，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在总结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改革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在全国各地推开改革试点，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健全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近十年减排41亿吨 《香港商报》10月31日报导，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邀请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7年度报告》。据解振华介绍，中国采取一系列行动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结果也是我们经济在平稳、健康地发展，并一直在实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他透露说，最近10年，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了41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做到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他强调，中国政府将本着对中华民族福祉和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承担与中国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采取有力度的行动，为保护全球气候环境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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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翎翔         本期编辑：丰  斌                 美术编辑：丰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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