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介

02 中国的小康之治

聚焦中三角

04 生态文明建设的湖南力量

05 湖北奋力推进“放管服”改革

探索改革

05 中国18个铁路局完成改制

08 朝阳区推12招深化改革服务业

经济广角

09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2018年宏观经济展望

12 成都新经济发展剑指全国第一梯队

科教文卫

13 北京着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

16 陕文化产业彰显“西”引力 吸金逾500亿

三农问题

17 促进推动振兴 完善“三权分置”土地制度改革

19 打造岭南特色品牌农业 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社会观察

20 中国大城市政策中的多重博弈

25 中国公益的内在危机

综合治理

27 浙首例污染治理土壤“排毒”成功

环球视野

28 中东欧“转向中国”

学术前沿

32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讯息快递

重点推介

中国的小康之治

胡水君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7年11月25日

1987年，距今30年前，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讲过：“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这句话在几年后，特别是1991年底冷战落幕后，基本成为现实。

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中国确实进入到一个不再折腾、不再动荡的时代。对照来看，1990年代之前的一百年，差不多每个十年都有至少一次动荡，不是内外战争，就是政治革命、文化革命运动。而紧接苏联解体的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类似的大动荡和折腾，再也未反复出现。

鉴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南怀瑾老先生曾指出，中华民族自1987丁卯年开始转运，会有两百多年大运，将来比康乾盛世还好。中国近20多年的发展，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印证着这样的判断。按照中国官方表述，近20多年，是中国努力“达到小康”，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中国发展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就是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尽管仍存在这样那样需要解决和改革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就社会越来越安定、越来越富裕而言，中国的小康社会正在持续呈现。这可被称为中国的小康之治。

“小康”，是邓小平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中国概念。邓小平视之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也是邓小平晚年长期筹谋、反复谈到的理想目标。1979年，邓小平曾说：“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事业”，应该包括实现小康。用邓小平的话讲：“达到小康……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

从“解决温饱”，到“达到小康”，再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邓小平有关中国发展三步走战略的基本部署。其中，前两步已于20世纪末走完，第三步在21世纪被分为两个半步。前半步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半步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五年，处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最后阶段，也处在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渡时期。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的后半步，又被更明确地分为两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第一步被提前到2035年，而全面建成邓小平理论所提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则被作为到2050年要达到的第二步。概括起来，由“温饱”“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五个战略步骤，可明显看到小康时代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如果拉长历史焦距，中国的小康之治所处方位，其实还可放到近代一百多年，乃至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去审视。

从近代百年动荡看，中国21世纪的小康社会建设可谓难得的“治”。“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与“乱”相对，指安定有序、相对太平。以治乱对比角度审视，小康阶段的建设和发展在持续平稳意义上，不仅可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连起来，也可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对接上。这可说是小康之治在中国近代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从中国千年文明看，小康之治不仅以“治”与动荡年代形成对照，更以作为理想目标的“小康”显出其历史意义。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文景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以社会相对安定而论，这些“治”与21世纪的小康之治具有一定可比性。不过，就“小康”的中国文化意蕴而言，历史上的这些“治”还不足以与小康之治比肩。

“小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一个专有的政治概念，指的是与“大同”相对的社会阶段或状态。“大同”是社会文明发达的高级乃至终极阶段，“小康”则是文明程度还不是很高、但相对安定有序的社会形态。小康和大同，都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所追求的理想。

晚清的康有为就曾试图用“小康”“大同”这些中国传统概念，来分析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他利用了孔子在《春秋》中有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幽微划分法。大体上，“小康”与“升平世”对应，“大同”与“太平世”对应，都属于与“乱世”相对的“治世”。

按照儒家理论，中国的“三代之治”，也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才称得上小康之世，而三代以前的“尧舜之治”通常被认为是更高级的大同之世。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可见，“三代之治”和“尧舜之治”，都是孔子推崇的社会状态。

秦之后，历朝历代无不以小康和大同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只是终究未再达到“三代之治”的高度，更不用说“尧舜之治”。沿着这样的历史线索看，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启小康，并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成小康之治，具有非凡意义，也显出雄心抱负。这可说是小康之治在中国文化理路中的历史方位。

关于中国小康之治的这种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方位判断，并非全是理论推导。在邓小平理论中，“小康”只是一个与“温饱”相对的经济概念。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小康的中国”与“贫穷的中国”相对，“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而到习近平时代，关于“小康”的理解时常与中国经典《礼记•礼运》联系在一起，“小康”看上去回归到与“大同”相对的本义。

而且，邓小平理论中“小康社会”与“基本实现现代化”两个阶段之间的次第关系，与传统文献中“小康”与“大同”的递进关系颇为近似。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民主选举上。同样是在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从时段看，邓小平提到的“普选”，在“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而不在“小康社会”阶段。

结合现实看，小康社会阶段也确实不是民主化时期。实际上，法治化恰可说是小康社会阶段的显著特点。鉴于“文革”将民粹完全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惨痛教训，法治化和国家化，在中国21世纪早期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中，被持续地放在了更为提前和基本的位置。此可谓未来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民主的基础性步骤。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为大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为小康”，这是“小康”和“大同”在《礼记•礼运》上的出处，从中亦可看到“大同”与“小康”在政权公共性上的程度差距。当年，孙中山举起“天下为公”旗帜，其实是将现代民主托附于传统经典。

到21世纪，这样一种贯通古今的政治志向和文化进取，仍是大势所趋。“小康之治”显然还不是终极目标。从“小康之治”进至“天下大同”，看上去是中国在21世纪要推起的巨大浪潮。尽管仍存在这样那样需要解决和改革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就社会越来越安定、越来越富裕而言，中国的小康社会正在持续呈现。这可被称为中国的小康之治。

聚焦中三角

生态文明建设的湖南力量

周芷行《香港商报》2017年11月23日

“绿色大省”湖南目前森林覆盖率59.64%，远高于全国21.66%和全世界31.8%的平均水平，“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安全屏障逐渐形成。日前本报就湖南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推进经济发展专访了湖南省林业厅党组书记胡长清，他认为，绿色发展应发展不以牺牲绿色和环境为代价的绿色经济。

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均衡

谈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胡长清表示，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均衡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线，从林业方面看，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是生态平衡的重中之重。

湖南林业要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统筹治理，以洞庭湖综合治理、南山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为突破口，把治山、治林与治水、治田、治湖、治草有机结合起来，“四水”协同，“江湖”联动，通过对自然生态进行系统的保护、治理和修复，不断增强生命共同体的活力，努力做到各项生态建设协同发展，维护动态均衡。

升级林业产业促进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了绿色发展的高度，胡长清认为，绿色发展应不以牺牲绿色和环境为代价。林业产业是规模大、涵盖范围广、产业链条长、产品种类多、就业容量大的绿色经济，也是推动资源再生、产品降解的绿色产业。

谈到湖南林业产业的发展，胡长清信心满满，他介绍道，湖南林业产业有资源丰富、基础雄厚的优势，涵盖了油茶、楠竹、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九大产业，今年全省林业产值有望突破4000亿元大关。下一步将加快实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继续提高林业产业竞争力。

绿色产业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

金融资本的支持是产业发展最强大的助推器，胡长清介绍，在金融支持方面，湖南林业部门以贷款贴息、森林保险、农业担保等金融支持政策为抓手促进了政府投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有效结合。

截至2016年底，已累计建成99个现代林业特色产业园区，共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达164亿元。在项目招商方面，《湖南“十三五”林业发展规划》谋划了81个建设项目，总投资需1942亿元，预计有1600多亿元资金需要引入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下一步计划将在国家储备林、森林公园以及森林康养、林区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优先探索实施PPP项目。

湖北奋力推进“放管服”改革

杜一可《香港商报》2017年11月1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湖北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15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编办主任饶志国介绍，自2013年以来，湖北省政府先后分6批取消、下放、调整省级行政审批等事项725项，改革的整体效应日益凸显。并重拳整治“红顶中介”乱象，清理规范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等事项66项，建成全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网，注册中介机构1500多家。“红顶中介”治理改革项目荣获全省首届改革项目奖。

湖北省工商局以商事制度改革为主线，优化了营商环境，为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新贡献。5年来，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达到442.31万户，居全国第8位、中部第2位，每万人市场主体数达到752户；服务广告业大力发展，广告业连续5年保持20%以上增长，经营额累计达到629.8亿元。

为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准入环境，省工商局将重点深化“多证合一”改革，大力推行全程电子化登记等服务机制，完善简易注销制度，使市场准入更加宽松、简明、便捷，建立企业开办时间调查、商事环境分析评估和企业活跃度分析等制度，着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在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上，将着力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重点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探索改革

中国18个铁路局完成改制

美国 侨报网 2017年11月19日

中国铁路路局时代结束，路局集团公司时代开启。

中国铁路总公司19日发布消息，其所属全国18个铁路局都已经完成了公司制改革工商变更登记，当日正式挂牌运营。这标志着铁路公司制改革取得重要成果，为国铁实现从传统运输生产型企业向现代运输经营型企业转型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更名完成 18个铁路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不设股东会 设董事长总经理 内设机构精简调整

中国铁路总公司（下称铁总）公司制改革又迈出了一步。截至11月17日，铁总旗下的18家铁路局（公司）已经全部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18家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司分别为：广州、兰州、西安、乌鲁木齐、成都、沈阳、南昌、南宁、太原、北京、武汉、济南、郑州、昆明、哈尔滨、青藏、上海、呼和浩特。

这轮变更后，各铁路局名称全部改为“中国铁路XX局集团有限公司”。例如，原成都铁路局、沈阳铁路局相继更名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但18家路局集团依然为铁总的全资控股公司。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实施铁路局公司制改革过程中，铁路部门坚持创新体制机制，力争构建体现中国制度优势、符合铁路行业特点、具有现代企业特征、落实加强党的领导要求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主要包括：由铁路总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责，不设股东会；设立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依法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

在领导体制方面，改制后的公司坚持党的领导，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在决策机制方面，将党委会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充分发挥党委会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以及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负责人称，在推进铁路局公司制改革的同时，中国铁路总公司本级的公司制改革方案建议已经报国家出资人代表财政部；铁路总公司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内设机构精简调整，机关部门、二级机构、人员编制分别精简10.3%、26.6%、8.1%，工作流程进一步优化；总公司所属非运输企业公司制改革进展顺利，年内将基本完成。

截至2017年10月底，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256.4亿元（人民币，下同），全年可确保完成8000亿元投资目标；铁路客货运量双双大幅增长，截至10月底，国家铁路旅客和货物发送量同比分别增长9.4%、13.3%。

多元经营 各铁路局经营范围均有扩张

“以地养铁”，增加物流、金融、旅游餐饮等业务

除了名字的变化，此次工商登记变更过程中，有几点变化值得关注。

首先，各铁路局企业性质由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企业”；其次，注册资本也普遍扩大，例如变更后的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原先42亿元变更为1546.7144亿元；此外，各铁路局经营范围也均有所扩张，比较惹人眼球的是很多路局增加了物流、金融、旅游餐饮、广告经营、房地产开发、农畜产品和烟草制品销售等业务。

多元化经营正是中国铁路进行公司制改革的一大目的。以房地产开发为例，铁总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隐形“地主”，土地储备持有量远高于其他房地产开放商。今年早些时候，铁总曾公开透露，其可开发利用的土地分布在18个铁路局的31个省、市、自治区，达3亿平方米，超过目前房企土地储备量最高的中国恒大（2.76亿平方米）。

虽然坐拥巨量土地储备，但却未发挥出应有的价值。铁总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17年一季度，铁总净亏损58亿元，虽然同比已大幅减少了33.3%。但常年的持续亏损，确实让铁总压力山大。

因此，通过公司制改革，实现多元化经营，让现有资源优势发挥应有的价值，是铁总亟需考虑的问题。今年8月，铁总先后推出20个分布在北京、深圳、武汉等城市的土地综合开发项目，涉及面积约3098万平方米，这种模式被称为“以地养铁”。

与此同时，铁总也着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民间资本进入铁路有了新进展。铁总已经分别向阿里、腾讯、一汽集团、顺丰控股等民营资本发出参与混改的邀请。

实际上，在省级及以下支线铁路、专项铁路中，混改也有所突破。今年9月，杭绍台高铁在杭州签约，这是首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并且以复星集团为首的民营联合体，持有了51%的股权。

背后深意 高负债或将引发严重金融风险 长期垄断经营致社会资本难以进入

公司制改革目标是实现绝对的政企分开

回顾历史，从铁道部到铁路总公司，中央一直在推动铁路系统改革，但因其复杂庞大，各方利益难以协调，也一直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改革成果。

由于其特殊性，铁总的公司制改革一直被视作是央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为顺利有序完成改革，铁总早前为此制定了先易后难的“三步走”方案。

第一步，铁总所属的非运输企业最先进行公司制改革，包括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和《人民铁道》报社等17家。第二步是铁总所属18个铁路局（公司），以及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等3家专业运输公司进行改革。最后便是铁总本身。据报道，铁总目前已经着手进行部门之间的重组合并，并将更名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司”。

今年9月，铁总总经理陆东福在铁总党建暨公司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推进公司制改革，是消除制约国铁发展的体制弊端、实现从传统运输生产型企业向现代运输经营型企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此前，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全面推进铁路局公司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设定的时间表显示，一系列改革将于今年11月底前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构建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2018年起全面按照新的体制机制运行。

正如铁总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制改革目标就是实现绝对的政企分开。而重点则是组建由董事会、经营层和监事会组成的机构，最终建成公司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改制有利于铁总走向市场经济，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灵活参与竞争。

但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际刚提醒，改革不能只是换名字，关键是通过组织结构变化、资源优化让机体更有效率，能够对市场做出灵敏反应。

铁总公司制改革势在必行。事实上，很多专家也都呼吁，不能再拖了。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表示，铁总资产结构和资产利用效率不断恶化。以高铁为例，即使不考虑运营成本，高铁的全部运输收入已经不够支付建设高铁的贷款利息。“铁总已经开始通过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来维持，如果不深化改革，2020年铁总负债将高达8万亿，可能引发严重金融风险。”

“长期以来，铁路系统的工作绩效与收入不完全挂钩，210万铁路员工仍吃大锅饭，铁路局不能成为真正市场主体，铁路系统长期垄断经营，致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赵坚表示，这是铁路运输企业缺乏活力的最根本原因，而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

未来趋势 三大区域铁路公司呼之欲出

专家：让三大公司及其内部子公司互相竞争

毫无疑问，铁路局公司制改革是铁企改革的重要内容。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副教授左大杰认为，铁路改革的关键是铁总（含18个铁路局）的改制，只要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而后“按照新机制运行”的想象空间非常大，“铁总改制是深化铁路改革的破局之策。”

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赵坚认为，深化铁路改革的关键是铁路网是否能够拆分，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因为，在现有组织架构下，即使铁路局已全部更名为公司，仍需铁总统一指挥、清算，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赵坚建议，铁总下一步可以重组为控股公司，将现有的18个铁路集团公司重组为北、中、南三大区域铁路公司，使其成为法人实体，三大公司负责各自管区内的调度指挥，拥有投资决策、财产处置的权力，最终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同时，赵坚认为，要让三大区域公司及其内部子公司进行互相充分竞争，建立两层面竞争的铁路运输企业组织结构。

专家普遍认为，铁总此次如果能进行彻底的公司制改革，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营，对促进其它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会产生极大示范效应。

朝阳区推12招深化改革服务业

马翠媚 香港《文汇报》2017年11月30日

“朝阳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推介会”昨在港召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俊杰致辞时表示，是次推介会主题为“改革开放，协同发展”，期望朝阳区与本港企业进行更多沟通和交流，又指当地已经推出12招，涉及金融服务、商务服务和科技资讯服务等多个方面，冀推进服务业深化改革，同时进一步谋求两地优势互补及共同繁荣。

允许金融机构设外资银行

李俊杰表示，国务院于今年6月同意在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期内，继续深化改革、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明确新一轮服务业改革开放任务，要求在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配套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朝阳区作为北京市试点地区，在推进服务业深化改革中，已新增12项创新措施，分别围绕不同主题。

在金融服务方面，李俊杰透露朝阳区推行新措施，包括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由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另外亦鼓励新设或改制成立的外商独资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在提交开业申请时可以同时申请人民币业务。在商务服务方面，朝阳区将进一步降低投资性公司、人才仲介机构的外资准入门槛，探索内地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及港澳台地区律师事务所业务合作的方式与机制，同时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并由港澳服务提供者先行先试 。

鼓励跨国公司设研发中心

在科技资讯服务方面，朝阳区将取消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的外籍技术人员在比例上的要求，同时鼓励重点领域的跨国公司、龙头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在文化方面，将全面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建设，支援外商投资者独资在区域内设立演出经纪机构，以及允许外商投资音像制品制作业务，选择文化娱乐业聚集的特定区域，允许外商投资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娱乐场所，不设投资比例限制。

全国政协委员张斌、团结香港基金事务顾问曹万泰、亚洲资讯投资有限公司主席谢诗贤、英皇集团战略发展执行官杨政龙及德勤中国政府事务及华北区主管合伙人施能自等嘉宾亦出席了活动。

经济广角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2018年宏观经济展望

宋艳伟 香港《大公报》2017年11月28日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发展理念将引导中国经济增长的品质和效益进一步改善。一方面，全球经济持续向好将为中国提高增长品质，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与新发展理念将促使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

一、全球经济有望继续处于上行周期

全球经济摆脱危机阴影，进入复苏换挡的关键阶段，并有望借助政策搭配的重心转移，实现从脆弱慢增长向稳健快发展的状态转换。目前，约占世界经济75%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提速。IMF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整体提高。2017年10月，IMF将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上调0.1个百分点至3.71%。2018年全球经济将显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发达经济体逐渐改善，美国经济相对平稳，欧日经济有望加快复苏。根据IMF的预测，2018年发达国家有望实现2.03%的经济增长，增速低于2.43%的历史平均水准。新兴市场将引领全球经济复苏换挡提速。IMF的预测，2018年新兴市场有望实现4.85%的经济增长，增速高于4.54%的历史平均水准。美国经济平稳增长，美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分别创出10年以来的新高。失业率降至近20年以来的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税改框架正式公布，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欧元区经济景气程度创六年新高。日本经济温和好转，日本的经济增速已连续六个季度高于潜在水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表现强劲，俄罗斯、巴西摆脱负增长，南非经济增速保持平稳，印度经济增速略有回落。中美经济的双核稳定作用持续显现。

二是制造业的强劲增长引领全球复苏更加稳固。在经历了漫长的通缩之后，全球市场逐步出清，全球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持续恢复。发达国家制造业强劲复苏，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2018年，全球制造业景气程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三是全球经济活跃程度提升，国际贸易活动持续向好。国际贸易在各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日益提升。中国、美国、欧元区等国和地区的进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均不同程度提高。波罗的海乾散货指数持续走高。2018年，随着需求特别是资本支出的恢复，全球贸易增长有望加快。

二、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趋势继续巩固

IMF预测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增长贡献进一步提高，2018年中国的贡献率有望达到32.91%，高于历史平均的21.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同时需求侧促进发展的力量逐步增强。新动能正替代旧动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18年中国GDP有望实现6.7%左右的同比增长。

三、消费的增速有望继续加快

2018年，消费需求潜力逐渐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从未来消费潜力看，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增长，消费环境、支持消费政策不断完善，中国消费有望延续总量扩张、结构改善、品质提升的加快发展态势。消费增速继续超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企业利润增速稳定增长有助于提升居民收入，进而促进社会消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累计同比增速已从2016第三季的低谷5.6%升至6.6%，这将进一步带动社会消费增速稳中有升。

四、出口的增速可能会略低于今年

2018年虽然出口会受益于全球良好的经济形势，但是中国环保成本的上升也会制约中国出口能力充分的释放，全年出口的增速可能会略低于今年。目前，一系列出口先导指数已经略有下滑。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出口经理人指数、出口经理人出口信心指数、PMI新出口订单指数等景气指数已呈现高位回落态势，表明出口保持继续较快增长的动力不足。

五、固定资产投资可能是拖累经济的重要力量

投资的增速将有所放缓。民间投资持续不振将抑制投资动能的恢复。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在三季度转负，为2004年四季度以来首次出现。民间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更是低至-2.68%。制造业投资结构转型，2018年制造业投资有望保持平稳，但增速难以显著上升。商品房销售、土地成交、建设开工、资金来源等相关指标均有所走弱，20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将平稳减速。特别是，房地产销售在十月转为下滑，为2015年3月以来首次。三线城市的楼市动能也正在消退，销量放缓。基础设施建设有望放缓。财政部严控地方政府违规建设融资、环保监察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基建投资扩张。财政政策预计将会减少对于投资的支出，而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

六、通胀可能有所抬头

通胀预期开始回暖，明年通胀中枢可能出现明显抬升。10月CPI同比增长1.9%，高于市场预期，较前值上行0.3个百分点；核心CPI维持在今年一月以来的高位，为2.4%。PPI同比增速持平前值的6.9%。能繁母猪存栏增速持续走低，有望提升明年猪肉价格，进而抬升食品CPI价格。受翘尾因素影响，PPI将在3.5%左右。需要留意核心CPI在明年下半年高于3%的风险，央行政策的操作空间有可能因此受限，流动性或趋紧。

七、货币环境难言宽松

展望2018年，M2增速继续下跌的空间有限。M2同比增速前低后高，下半年有望反弹至10%以上。在不同情形下2018 年末M2将在9.5%至10.6%的区间。M2同比增速向上的动力来自金融部门存款同比增速的上行，非金融部门中企业存款增速止跌趋稳，和机关团体存款增速的稳定。而拖累M2同比增速的是居民存款增长乏力。中国宏观金融调控框架仍将以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搭建的双支柱为主。在双支柱宏观金融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会更加重视防范系统性的风险，继续不松不紧。

八、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继续缓解，外汇储备维持稳定

利率中枢将维持高位，以推动实体经济去杠杆，同时伴随美联储缩表和加息进程，考虑到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有序适度的需要，应密切关注2018年下半年市场利率走势。金融继续去杠杆，金融监管政策继续保持趋严格局，并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2018年在政策重心由去产能、去库存向去杠杆转移的趋势下，为了压缩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的裂口，央行或有可能加息一次。

人民币汇率回归合意水准，有望趋稳略回升。美元指数将可能保持相对弱势。在出口复苏的作用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预期有望进一步下降。国内外利差水准高企延缓资本流出，外汇储备维持稳定。十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1092亿美元，已连升九个月。目前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上升至160个基点左右，将减缓资本流出动能。

九、表外融资继续回归表内，居民贷款增速有望放缓

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2018年表外融资回归表内的趋势将会持续。居民杠杆率目前已攀升至50%左右（按照居民债务和GDP之比计算，当前中国居民杠杆率达到54%）。居民杠杆率的品质将更加受到关注，2018年居民加杠杆速度将会放缓。2018年，按揭贷款同比增速可能下滑。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今年以来持续下滑，从25.1%下滑至8.2%。随着房地产销售的下滑，以及受银行按揭贷款额度的限制，居民中长期贷款规模和增速可能回落。

成都新经济发展剑指全国第一梯队

罗婧今 史振华《香港商报》2017年11月17日

在自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首提“新经济”以来，新经济迅速席卷全球，不断重塑世界经济结构、改写国家竞争格局。

11月9日，成都市召开新经济发展大会，系统地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成都市发展新经济的战略规划：聚焦“六大新经济形态”、构建“七大应用场景”，成都给出新经济“成都定义”。

成都是最适合发展新经济的城市

哪些城市的新经济发展最具竞争力和潜力？日前，赛迪顾问发布了《2016-2017年中国城市新经济竞争力年度报告》（简称《城市新经济报告》），评价结果显示，北京、上海、深圳位列2016年中国城市新经济竞争力前三名，中西部城市中，成都新经济竞争力排名第一。

成都科技人才资源富集。拥有56所高等院校，30余家国家级科研机构，318家军工企事业单位，近500万各类人才，在大数据、5G、机器人等领域人才储备丰富。人才可获得性中西部第一，在海归吸引力上升最快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三。成都是全国人口第四大城市，拥有西部广阔市场腹地。成都人消费观念强，消费理念前卫，互联网理财、旅行订购、网络购物等使用频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都地域文化基因独特。无论是世界最早的无坝引水工程都江堰和纸币“交子”等发明创造，还是成都人对新生事物的敏锐度、包容度、接受度，都为新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和创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