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新经济形态 成都构建新经济产业体系

基于成都资源禀赋、人才储备、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成都确立了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六大新经济形态”，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新经济产业体系。

数字经济：2016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而成都的数字经济发展在国内一直具备优势。成都将加快发展资源型数字产业、技术型数字产业和服务型数字产业。特别是在加快发展技术型数字产业方面，将率先开展5G网络试点，大力推进信息终端、下一代互联网IPv6晶片和系统设备等关键产品的研制和产业化。

智能经济：预计到2025年，我国智能化市场规模将达5万亿元，成都将主要在大力推动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以及大力研发智能产品三方面着力。积极引导企业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绿色经济：根据工信部预测，到2020年，仅绿色制造业规模就将达10万亿元。绿色经济必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都将从推动绿色资源的转化利用、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积极推动绿色生活三个方面发力，并给出了产业方向：生物材料、石墨及碳素材料等关键性、战略性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分散式能源、光伏能源、再生能源等产业，以及大气、水、土壤监测及污染治理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产业。

创意经济：在这个领域，成都将大力促进知识创造、大力推动创意设计、大力发展创意体验。

流量经济：在未来发展中，谁能控制流量和入口，谁就能赢得发展主导权、占领竞争制高点。成都将从提升流量承载力、控制力、运作力上，发展流量经济。

共享经济：成都将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共享经济、生活性服务共享经济及公共性服务共享经济。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将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制度障碍，重点推动政府配置资源和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公共设施资源共享。

5000亿元成都勾画新经济发展蓝图

根据规划，到2022年，成都将基本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成为新经济的话语引领者、场景培育地、要素集聚地和生态创新区，建成最适宜新经济成长的新型城市。新经济产值达5000亿元以上，新经济总量指数排名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坚持以新技术为驱动。聚焦前沿技术，打破转化壁垒，让科技成果?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力争到2022年科技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前列，R&D(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比达4.3%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7%以上。

坚持以新组织为主体。推动各类创新组织、创新企业迅速成长，力争到2022年成都市新经济企业达到10万家以上，“独角兽”企业7家以上，科技创业者规模突破28万人。

坚持以新产业为支撑。顺应新产业发展趋势，推动工艺流程、产业场景、创意设计和生产要素组合再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打造一批新经济聚集区，力争到2022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50%以上。

坚持以新业态为引擎。推动信息技术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融合，建立“互联网+”创新联盟，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精准医疗、互联网教育、IP经济等新业态，力争到2022年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超过2.2万亿元。

坚持以新模式为突破。加速发展平台服务模式，创新发展共享服务模式，积极引入共享经济企业在蓉设立分支机构，力争到2022年，打造一批交易额过百亿的示范平台。

科教文卫

北京着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

香港《文汇报》2017年11月28日

第21届京港会今日在港开幕。在15个大项活动中，文化创意产业板块无疑是重头戏之一。本届京港文化创意产业专题活动将于29日全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活动的主题聚焦“拥抱机遇，合作共赢--让传统文化拥抱市场”。

据悉，北京市正在全面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构建“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新布局。此次京港会文创板块，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组织了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故宫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多家北京优秀文创企业赴港，将与香港地区文创企业进行深度互动交流。

据此次来港的北京市文资办相关人员介绍，此次北京文创板块在京港会上将有更多于以往的内容展现。29日上午，北京市文资办主任赵磊将全面介绍北京文创领域发展现状及有关政策。此外，北京文投集团、国家对外贸易基地（北京）、北京基金小镇、中国宋庄艺术小镇以及北京文化创新工场等文创企业、文创项目负责人也将现场推介。同时，现场还将举办京港两地文创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京港会上将有近百件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创精品首次组团来港，其中有故宫文创设计产品、大栅栏礼物、百年老字号手工鞋品牌“内联升”、中国非遗传承窑系的陶瓷产品等广受市场欢迎的文创产品。

建设文化投融资服务体系 解决中小文化企业融资难题

近年来，针对文化企业特别是中小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北京努力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一方面着手加强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与文化企业对接，同时亦做出系统的金融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设计，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成效显著。

推动成立投融资专营服务机构

构建了“一个平台、多个支点”的全方位文化金融服务架构。“一个平台”是指成立注册资本60亿元的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作为首都文化投融资平台和重大项目实施主体，以股权投资方式对重点文化企业和重大文化项目进行投资。“多个支点”是指由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发起设立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影都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产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创新工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等文化专营机构，形成“投、融、担、贷、孵、易”多支点、全方位的投融资服务体系。

建设“北京市文创金融服务网络平台”

2017年，北京市文资办启动了建设“北京市文创金融服务网络平台”，整合30多家机构，推动债券融资、企业展览展示等功能模块试运行，形成“IP孵化、信息查询、信用管理、股权债权融资、企业挂牌”等线上线下服务平台，为文创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

举办系列文化产业项目推介线下活动

搭建了“政府、银行、文化企业”和“政府、投资机构、文化企业”项目对接线下平台，打造投融资沙龙、投融资项目路演推介会、投融资峰会活动品牌。举办了VR、AR、影视动漫游戏、新三板、网络影视、新媒体、文化科技等6场投融资项目路演推介会，42期投融资沙龙，2场大型的投融资峰会，服务投资机构200多家，上市公司近50家，文化企业超过2000家，服务人数超过10000人次，不断扩大文化企业直接融资的范围和规模。此外，北京市文资办还举办科技与文化融合产业项目推荐会，冀以不同形式促进文化与金融、文化与科技及相关产业的融合。

创建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

为加强北京文化金融融合，北京市文资办指导东城区加快创建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在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单位的指导下，推动系列文化金融政策创新，主要任务是构建文化企业信用评级体系、融资风险补偿体系、文化创业投资扶持体系、文化资产定价流转体系，实现文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以及文化与金融合作模式创新。

加强文化中心建设 北京成立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

2017年，北京专门成立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市委书记蔡奇任组长，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吉宁任第一副组长。在之前的2016年，北京正式发布实施《“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首次将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列为市级重点专项规划。

领导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即提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要集中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重点抓好“一核一城三带两区”，即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以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抓手，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区建设，把北京建设成为弘扬中华文明与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名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

作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产业发展组牵头单位，北京市文资办牵头制定了《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产业发展组工作方案》，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总体工作思路，建立了责任分工机制，确立了任务清单，形成了有关政策新思路。任务清单内容涉及文化内容、规划发展、文化金融、文化旅游等内容，并有配套资金和政策支持。

产业比重居榜首 北京文创领跑全国

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文创产业一直处于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发展目标，预计到2020年，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发展势头迅猛。

“十二五”时期，北京文创产业增加值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3%。2016年，北京文创企业已经超过23万家，规模以上法人单位超过6500家，实现收入约1.4万亿元；产业增加值达3581.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达到14%，这一指标在全国省级行政区域中文创产业比重继续保持首位。2017年1-9月，全市规模以上文创法人单位实现收入10744.3亿元，同比增长8.9%。1-9月，文创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9.1亿元。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全市重要的支柱性产业，迸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文创政策趋完善 文化融合促发展

近年来，北京持续出台扶持文创产业发展的政策，仅市级层面的政策性文件就包括《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规划（2014-2020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提升规划（2014-2020年）》、《北京市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15-202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加快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发展的意见》、《北京市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实施意见》等，内容涉及完善规划、金融支持、文化贸易、消费提升等多个方面。目前，北京市文资办正在起草《北京市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建立完善文化科技融合示范企业认定标准以及文化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文化持续走出去 对外合作更开放

北京加快推进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建设、支持文化企业开展对外文化贸易业务、协调组织图书出版、广播影视、动漫网游等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不断壮大对外文化贸易的主力军。同时，北京充分发挥国际性展会平台的作用推进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利用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国际设计周、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图书节等大型交易平台建设，进一步提升平台的交易服务功能，促进创意、人才、项目、资本对接，加强国家间文化互动、项目合作和贸易往来。一系列活动和平台的搭建，为文化企业发展带来了强大支持。

陕文化产业彰显“西”引力 吸金逾500亿

傅博 胡秦玉《香港商报》2017年11月19日

以“中华根脉文化陕西”为主题的2017陕西文化产业项目(深圳)推介会日前在深圳举行。作为第七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的主要活动之一，本次推介会凸显陕西文化元素，主推百余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大会成功签约25个文化产业项目，签约金额达516.6亿元。

陕西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天，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赖斌，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日报社社长李伟，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忠等领导及众多粤港文化企业代表出席了推介会。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彬主持大会并介绍了陕西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全球商报联盟理事长张介岭在推介会上发言。同时，来自陕西西安、宝鸡、咸阳、延安、汉中等市的相关负责人及陕深两地的文化企业代表对各自的文化资源优势和项目创新点进行了推介。陕西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众多的优秀文化产业项目吸引了300余名参会者的关注。

据悉，为了更好地促进两地合作，本次推介会陕西省精心策划包装了101个文化产业项目，经过前期洽谈，25个项目在推介会上签约。签约项目包括广电云端小镇及广电物联网云平台运营、《盛世帝陵》大型史诗系列动画纪录片及全媒体产业化营销项目、暴走漫画运营和发行中心项目等，涉及电影话剧创作、影视公园建设、物联网云平台运营、文化旅游开发、文化产品研发等多个领域，签约金额达516.6亿元。

冀携手共创文化繁荣

据介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已然成为内地向西开放的前沿。特别是今年4月中国(陕西)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陕西更是迎来发展新机遇，文化产业亦焕发出新活力。陕西文化产业规模、竞争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对经济的贡献力和拉动力持续提升，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支撑。2012年-2016 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从500.7亿元增至802.52亿元，成为陕西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推介会上，李伟从发展机遇、经济实力、科教实力、区位优势、营商环境、生态环境等方面对陕西进行了全面介绍。他说，南粤大地文化产业发展领跑全国，深圳特区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辐射作用，着力打造“创意之城”“设计之都”，“文化+科技”“文化+创意”“文化+金融”已然成为南粤大地文化产业发展的亮点和特色。粤港大地拥有快速壮大的产业资本，丰富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等等，与地处内陆的陕西在优势文化资源、特色文化项目、海量科技人才、良好投资环境等方面形成重要互补，交流合作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他表示，今天的陕西，发展强劲、前景美好、商机无限，希望通过这次推介交流，与粤港的企业家们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加强合作，在文化产业的共赢共进中，共创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

吴忠在致辞时表示，陕西历史悠久绵长、文化厚重，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陕西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一带一路”倡议又使陕西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自贸区建设更使陕西成为欧亚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这些重要的资源和契机为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和机遇。陕西和深圳的文化科技企业，应当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携手共进、实现双赢。

三农问题

促进推动振兴 完善“三权分置”土地制度改革

朱辉豪《香港商报》2017年11月29日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11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将该内容写入其中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这意味着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出台实施14年后，将迎来首次调整。受访专家认为，该草案把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和成功经验及时转化为法律规范，是为了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新情况，不仅有利于提高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将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土地承包法首次调整

土地问题涉及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如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一直是农村深化改革的主线。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了给予农民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预期，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开始施行，期间对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出台实施14年后，农村土地承包将迎来首次调整——今年11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作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说，从农业农村的现实情况看，随着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各类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土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他表示，农业产业化、水利化、机械化及科技进步等，都对完善农村生产关系提出新的要求。把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和成功经验及时转化为法律规范，是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他亦表示，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稳定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基本出发点。

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从内容来看，草案将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内容写入其中，即明确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确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并明确规定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30年。此外，草案还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和融资担保、土地经营权入股、维护进城务工和落户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益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指出，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很及时也很到位，体现了改革的要求，符合农村发展实际，特别注重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将一些改革的经验总结提升为法律规定，此次法律的修改，必将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稳定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益，包括经营权稳定的预期，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民作长远打算，农民可以做到心里有数、心里有底。他指出，修正案草案相当于给农民吃了颗“定心丸”，使农民能够综合地统筹自己的工作、生产和生活上的安排，包括子女后代的出路问题等。“如此一来，有利于国家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保证等方方面面，于国于民都有很好的预期。”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次草案是将前几年农村土地的改革实践用法律规范加以明确，是为了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新情况。“比如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进城务工和落户农户的土地如何处置这些，都是前几年的改革实践，但官方文件之前没有系统提到，而实践走在了法律和理论的前面，这次修正案草案是对这些实践的一种追认。”党国英说。

发展现代农业势在必行

伴随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土地撂荒的情况较为严重，部分地区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是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在不断提高，发展现代农业是必然趋势。

韩长赋此前表示，实践证明，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不仅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十九大报告也提到，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土地流转涉及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它们不一定拥有土地承包权，但是流入了较大规模的土地发展农业，拥有土地经营权，是真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相关数据显示，新型经营主体中，目前共有家庭农场87.7万家、农民合作社193万家、产业化经营组织41.7万家、社会化服务组织115万家。

草案规定，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第三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或其委托代理人书面同意，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

分析人士指出，农民一方面可以选择将土地经营权出租或者转让的形势来获取租金或者增值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土地获得的抵押贷款可以进行一些资本化运作或者做一些小买卖提高额外收入。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得到土地经营权后，可能需要投入规模化运营的资金，在征得承包方或其委托代理人书面同意后，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使得规模化经营得以顺利开展。

打造岭南特色品牌农业 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帅诚 香港《文汇报》2017年11月18日

近年来，广东省农业厅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业品牌建设的思路要求，紧密围绕加快推进广东农产品品牌建设、增强广东农产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核心目标，逐步健全品牌培育体系机制，不断创新宣传推广方式，在品牌创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2014年起，在持续开展多年的广东省名牌产品（农业类）评价工作基础上，由省农业厅牵头会同有关省直部门突破性地启动了广东省“十大名牌”系列农产品、广东省名特优新农产品评选推介活动，打造了一批承载岭南文化、体现广东特色、展现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受到广大百姓信赖赞誉的品牌农产品。目前共评选推介广东省“十大名牌”系列农产品149个，有效期内广东省名牌产品（农业类）1197个，广东省名特优新农产品入库1416个（其中区域公用品牌316个，经营专用品牌1100个）。全省有效期内“三品一标”产品总数2559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分别为1710个、745个、87个，基本形成了广东农业品牌建设的总体布局和架构，逐步走出了一条以“区域公用品牌”、“经营专用品牌”为类别，按“十大名牌”、“广东名牌”、“广东名特优新”农产品三级品牌划分的广东现代农业“两类三级”的品牌发展新模式。

经过多年的大力培育，广东省打响了茂名荔枝龙眼、湛江菠萝、梅州金柚、廉江红江橙、德庆贡柑、英德红茶、潮州凤凰单从茶、清远鸡、狮头鹅、罗定大米、珠海白蕉海鲈等一批享誉省内外的知名农产品品牌，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实现了农产品优质优价，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今年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凤凰单丛茶和英德红茶获得“中国优秀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荣誉；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德庆贡柑、斗门白蕉海鲈、清远鸡、罗定稻米获得“2017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

品牌农业已逐渐成为广东省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农业品牌效应日益凸显。2016年我省品牌农产品年产值790亿元，占广东全省农林牧渔总产值13%，比重逐年上升。品牌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带动农户405万户，带动农民增收207亿元。农业品牌宣传推广覆盖面不断拓宽，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大幅提升，农产品品牌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除推动广货北上外，还主动走出国门，在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登台亮相，受到各国观众的高度关注。

目前，广东省已初步构建了多部门协同参加，省、市、县上下联动，政府、企业、专家、媒体、公众共同参与的农业品牌创建工作机制。邀请多位院士及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岗位科学家担任评选推介活动顾问，组建由省内外近百名不同产业的知名专家组成的农业品牌发展智库。与此同时，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充分依靠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力量，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推介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农业企业搭台唱戏，积极传播品牌理念、宣传推介农业品牌、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实现农民增收致富，营造全社会争创品牌、信任品牌、保护品牌的良好氛围，推动广东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观察

中国大城市政策中的多重博弈

刘远举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7年11月29日

在北京大火之后的强制搬迁，一夜之间，造成了无数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人们发现政府文件中堂而皇之的出现了“低端人口”的说法。其实，这只是中国大城市政策浪潮之下的一个浪花。

户籍博弈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城市病，诸如拥堵、人多、城中村、公共服务不足等，作为一系列事实，属于“实证”范畴，即这些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是否需要解决、如何解决，则属于经济学上的“规范”范畴，即这些现象是否合理，是否需要纠正，以及如何纠正，这涉及道德、伦理、政治、公正等角度。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城市病难道不需要解决吗？实际上，答案取决于从哪个群体、阶层、阶级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如果用城里人的视角来看，以前，医院人少，公交车也不拥挤，四合院宽敞，弄堂充满人情味，大街上车也不多，现在虽然医院设备好了，地铁也更快，房子面积更大，但却要排队、拥堵。且不说，这是一种对过去记忆的美化，中国大城市的公交一直很拥挤，高峰时期的电车绝对不比地铁宽松；也不说，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些现象。如果与城里人的“美好过去”对比，以及希望地铁宽松、看病不排队的角度来说，大城市的确病了。

不过换一个群体的视角呢？

用农村进城的外地人的视角来看，原来看病需要走50里山路，而现在看病需要排1小时队；原来出行只能坐拖拉机，而现在出行有拥挤的地铁。显然，在他们眼里，这是公共服务的改善，而不是降低。

在所有的大城市病中症状中，集各种“低端人口”之大成的贫民窟、城中村，是最典型的。“贫民窟”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个事实，对于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影响。负面影响是，“低端人群”降低某个社区的环境、治安，是城市原居民眼中的噩梦之地。不过，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贫民窟却是正面的，是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在“贫民窟”里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城市居民差，但在这里生活，却能获得比其在农村更好的生活条件与收入，以及更好的前景。

所以，中国大城市病的本质，不仅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现象，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即农民在借着市场经济，借助市场化获得的一定程度上的迁徙自由，通过“用脚占取”的方式，进入到大城市分享、分摊改革成果、公共服务，纠正过去不公平的城乡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剥夺，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了。从这个角度，是还过去的债，是迈向更公平社会的必然代价。

那么，中国的大城市病，本质上是多个阶层之间的博弈。是“不可容忍的、必须解决的、能够解决的”，还是“可以容忍的、符合规律的、必须接受的”，不同的视角，决定了如何定性问题、对问题的容忍度、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就是“城里人”与“农村人”之间的博弈与争执。政策选择上，是让一线城市中的居民忍一忍，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还是强力抑制人口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趋势，赶走原本不属于一线城市的进城农民或“低端人口”，保一线城市居民的利益，延续过去的城乡二元利益分配格局。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与一国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息息相关。

中国农民在建国后60年，获得了理论上与城市人相同的选举权。但在现实中，报纸、广播、社交媒体，城市居民都有更大发声权利与机会。在政治权利缺乏系统性落实的情况下，这种更大的发声权仍然维持了城乡居民不平等的权利状态。所以，中国人看待大城市病的视角几乎是本地城里人的，既然如此，那么，城市病就成为一个必须纠正的问题。

这种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不仅存在于户籍群体之间，任何改革，不管最初的政策设计有多么好，在具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过程中，最终是按照“权利弹性”来分担：弱势群体更多承担成本，更少的收获利益，而强势群体更少的承担成本，更多的收获利益。在这一原理下，针对群体的改革，承担成本的往往是群体中较弱势、权利低下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撤离非首都功能，是在基本保证完整的人口结构以实现目的的话，目前的方式，就是通过改变人口结构，撤离“低端人口”，以完成数量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疏离非首都功能改革的开始，恰好相反，是对其抵制的开始。打个比方，原本是某国企作为一个整体的撤离，现在，却是高层继续留在北京，而普通职员全部撤离北京。

既然权利一边倒，公共政策的制定自然也是一边倒，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严控大城市人口，以教育控人、拆迁唐家岭、扫荡群租房、驱逐“低端人口”，导致留守儿童等现象的出现。

意识形态博弈

不过，大城市政策除了户籍、权利视角之外，中国当下对城市病的态度，还有着更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

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数日之内，有两百万人口、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波尔布特对大城市的警惕与恐惧，有着意识形态的基因，与生俱来，根深蒂固。

这种对大城市的意识形态，源于马克思主义。城市是高度集中的人类社会自组织结果，它是市场均衡的结果，但在形式上是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大得多，这是偏离平均的。这种偏离均衡，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提供了廉价的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公共交通。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平均才是意识形态上的“好”。大城市这种高度的偏离均衡与计划经济的平均观是尖锐矛盾的。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观，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人的城市观。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听到很多所谓各个地区要均衡发展的论调，实际上这种论调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的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并不认为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必然形态，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各种罪恶的根源，是‘城市病’的发源地，所以，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发展大城市。这样的认识，导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方针都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这种平均观之下，更强调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的城市病，进而形成中国城市发展的大方针，严控大城市人口。由此可见，严控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甚至城镇的方针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人多了”这个观点，来自于意识形态深处的潜意识，某种程度上说，当下严控大城市人口，是一种历史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