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三角

光谷发布2035战略纲要

吴超群《香港商报》2018年6月22日

6月19日，经报武汉市人民政府审定，武汉东湖高新区正式发布《中国光谷2035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纲要》。这是全国高新区及自主创新示范区中，首份“2035创新路线图”。

纲要提出，未来光谷将实施“三步走”战略，该战略以“一个生态、双轮驱动、三条路径、四大经济”为发展路径。其中，一个生态，指构建具有光谷特色的全球创新创业生态高地；双轮驱动，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相互协调、持续发力；三条路径，指实施创业成长、科技创新转化、全球开放链接三大路径；四大经济，指大力发展智能经济、网络经济、平台经济、健康经济。到2035年，光谷综合实力进入全球高科技园区前列，成为全球创新创业网络的重要枢纽，基本建成“世界光谷”。

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期，光谷将聚焦五大任务，即建设新兴产业生成中心、厚植企业创业成长沃土、打造科技创造转化高地、构建全球创新创业网络、营造活力创新创业生态。

自1988年建区至今，30年，东湖高新区依托自主创新这一强大的生命力，聚集人才，培育企业，建设光谷。与此同时，探索出了一系列先行先试和改革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走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光谷模式”。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世界竞争格局正在重塑，人类即将全面迈入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无论是国家，还是作为创新火车头的高新区、示范区，都面临如何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时代之问。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紧扣国家“三步走”战略时间轴，“光谷2035”路线图出台。超前谋划的引领性创新思路，受到国家肯定。4月，科技部主持召开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2035工作座谈会，借鉴“光谷2035”思路，全国高新区2035规划即将展开。

“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到2020年建成全球一流的高科技园区，成为全球创新创业网络的关键节点，实现“美国有硅谷、中国有光谷”的发展格局。在光通信、激光、空间信息等领域创新水平跻身世界前沿，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0%。为打造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奠定坚实基础。年新增创业企业超过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500家。

第二步，到2035年综合实力进入全球高科技园区前列，成为全球创新创业网络的重要枢纽，基本建成“世界光谷”。光通信、新型存储、空天信息等战略领域创新水平全球领先，人工智能、精准医疗等领域形成竞争优势，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科技创业和风险投资活跃度居全球前列，瞪羚与独角兽企业大量涌现，培育若干世界级企业，形成充满活力的企业生态群落，成为全球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园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心，全面建成“世界光谷”。

湖南水污染治理成效显著

周芷行《香港商报》2018年6月21日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日前发布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情况。据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345个省控监测评价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占93.6%；洞庭湖湖体水质11个省控评价断面均为Ⅳ类水质，总磷浓度为0.073毫克/升，较2016年下降13%。2018年1-5月，345个省控监测评价断面水质总体稳定为优，I-III类水质断面328个，占95.1%。

据了解，湖南省自今年制定了《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以来，湖南省环境保护系统深入开展长江经济带饮水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按期完成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排查出的80个问题整改，积极推进县级城市饮用水源地322个问题整治。

5月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了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暨“2018年夏季攻势”动员会，明确了该省夏季攻势十方面的工作任务。从湖南省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公布的调度情况来看，长江干流湖南段规模以上8个工业排污口经过整治已全部达标排放；全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49个入河排污口，已完成综合整治25个；县级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322个环境问题，已整改完成223个；18项县级以上超标排污垃圾填埋场排查整治任务，其中6项排查整治任务已完成。

探索改革

国企混改理论基础：从现代产权到分权控制

郑志刚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8年6月20日

长期以来，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哈特教授发展的现代产权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础。乃至于时至今日，一些学者在国企混改问题上仍不断强调，“产权理论核心重要性就在于大量激励机制核心内容，只有你解决了产权之后才有可能解决，没有解决产权问题之前，试图模仿市场的运作，试图去模仿私有制的运作实际上模仿不出来的，这是产权理论最核心的内容”。

从现实中的合约总是不够完全详备的视角出发，哈特指出，由于投资者担心在不完全合约下投资后会被敲竹杠，进行投资的激励就会不足。那么，如何鼓励投资者进行投资呢？哈特认为，只有使投资者成为所有者，享有对不完全合约未规定事项的剩余控制权，才能使投资者愿意进行投资。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即使一个公众公司CEO并非一个投资者所熟悉的人，但他却愿意投资该公司，成为该公司股东的“现代股份公司之谜”的问题。原因是在他购买公司股票成为股东之后，上市公司向他做出了他成为上市公司所有者，集体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所有者权益这一可置信承诺。

然而，哈特“产权安排重要”观点近年来受到来自包括中国企业阿里和京东等在内的“同股不同权”实践的挑战。在发行AB双重股权结构股票的京东，与持有B类股票股东1股20票表决权相比，持有A类股票的股东1股只有1票表决权。在阿里的合伙人制度下，持股31%的软银和15%的雅虎放弃了在董事会组织中委派董事的权利，软银仅仅委派了1名没有投票权的观察员。

需要说明的是，阿里在美国上市形式上依然是同股同权构架，阿里并没有发行AB股，但通过股东认同的合伙人制度，马云等合伙人取得在董事会组织中委派全部非独立董事的权力，获得了与他实际持有股份所反映的责任承担能力不相称的“超级控制权”，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同股不同权”。我们注意到，京东A类股票持有人和合伙人制度下阿里的大股东软银和雅虎等部分放弃，甚至全部放弃控制权，却依然愿意成为京东和阿里的股东。这显然不是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能够解释的。有趣的是，哈特教授本人也注意到他的理论受到全球方兴未艾的“同股不同权”股票发行实践的挑战。

而正在兴起的“长期合伙理论”则为“同股不同权”构架的盛行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按照长期合伙理论，通过退化为普通的投资者，一方面阿里和京东的这些股东将自己并不熟悉的业务模式创新交给专业的创业团队，自己专注风险分担，由此实现了二者之间专业化的深度分工，提升了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上述安排有助于完成从以往短期雇佣合约向长期合伙合约的转化，“铁打的经理人，铁打的股东”，实现长期合作共赢。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改善，京东和阿里的这些股东们在部分，甚至全部放弃控制权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遭遇经理人事后的敲竹杠，反而从长期合作共赢中赚得钵满盆满。

阿里和京东的产权安排制度创新同时也使我们看到，虽然阿里、京东的这些股东们放弃了实际控制权，但似乎并不影响合伙人制度下阿里和双重股权结构下的京东围绕管理团队充满生机的激励机制制度设计。这是对一些学者至今仍抱有的“只有解决了产权之后才有可能解决经理人激励机制”观点的事实反驳。这些学者之所以形成上述认识，一定程度上是把产权安排在于解决为经理人设计激励合约的股东的投资激励问题与对经理人本身开展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混淆起来。前者是从合约不完全会导致事后敲竹杠视角强调事前的对合约不完全部分剩余权利的产权安排，并不涉及信息问题，而后者则是从委托人与代理人信息不对称出发，强调委托人以信息租金为补偿，鼓励代理人说“真话”解决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的激励制度安排。一个极端例子是，被长期诟病产权安排“所有人缺位”的国企事实上也曾被厉以宁老师认为，“国企（同样可以）红红火火满三年”。

但毫无疑问，产权安排在国企改革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解决了为经理人引入和设计激励机制的股东的长效激励问题。相比而言，盈利动机明确的民营企业更有激励引入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民营企业看起来向经理人支付了高额的市场薪酬，但激励充分的经理人可以为他们赚到更多的钱，因而看起来高额的薪酬支付是值得的。毕竟，国企有点类似于“用别人的钱干别人的事，既不讲效率，也不讲成本”（弗里德曼语）。而通过混改，引入符合天性盈利动机明确的民营企业完成新的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构架，在主要投资者之间形成合作共赢的共识，由此解决为经理人引入和设计激励机制的股东的长效激励问题。

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对国企改革的另外一个有益的启示是，只有当合约履行涉及不完全事项时，股东以表决方式进行最后裁决的剩余控制权的行使才变得正当。例如，董明珠提议格力并购新能源汽车项目的议案在股东大会上遭到否决。从股东所有者权益履行角度看具有合理性，因为战略调整涉及合约履行的不完全事项，股东有权利对上述重要事项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最后裁决。一方面是由于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可以对股东做出的最终决策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是股东集体享有所有者权益，法律保护股东作为所有者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对重要事项进行最后裁决。但同样享有剩余控制权的股东并不能对已经严格履行薪酬合约的董明珠的薪酬发放以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予以扣减。因为后者是完全合约，并不涉及不完全合约事项，格力不履行董明珠薪酬合约将面临董明珠的法律诉讼。

从上述讨论中引申出的一个推论是，我们需要区分合约不完全与完全的合理边界，保持企业控制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把应该由职业经理人独立做出决策的交还给职业经理人，而把真正涉及合约履行不完全事项的资产重组，战略调整，董事会聘任等问题交给股东，实现经理人职业化与资本社会化二者之间的专业化分工。

事实上，现代股份公司的灵魂恰恰是经营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这一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改善。经营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是第一层次的问题，而经营权与控制权分离产生的代理冲突是由此衍生出来的第二层次的问题。聘请的职业经理人不仅仅是代理冲突的主角，带来代理成本，而且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为公司带来更大的价值。公司治理的理念未来应该从如何降低代理成本转为在防范代理冲突和利用专业化分工进行效率改善之间实现平衡。

回到本文关注的国企改革问题。在我们看来，国企改革面临的真正问题有两方面。其一是“一股独大”下的监督过度问题；其二是所有者缺位引发的为经理人设计激励机制的设计者的长效激励机制缺失问题。用一种通俗的表述，国企面临的困境是“不该管的乱管，该管的却不管”。

那么，如何克服“一股独大”下监督过度导致的“不该管的乱管”，和学习民营企业灵活先进的激励经理人手段的“该管的却不管”的问题呢？

我们认为，正在积极推进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潜在途径之一。对于为经理人引入设计激励机制的股东的长效激励机制问题“部分涉及”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这里之所以强调只是“部分涉及”，原因是引入盈利动机明确的民营企业，将有助于建立（为经理人引入设计激励机制的股东）长效激励机制，在为经理人激励机制引入与设计上表现出多样性与灵活性来。这与哈特现代产权理论的精神实质是相通和一致的。

而无论“不该管的乱管”还是“该管的却不管”的问题，分权控制理论都有助于指导国企改革相关实践。所谓的分权控制理论是由Bennedsen、Bolton、Gomes、Muller、Novaes、Thadden、Warneryd和Wolfenzon等学者从不同视角共同发展的一个解释企业为什么需要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理论。该理论与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以及基于阿里京东控制权安排创新实践正在形成的长期合伙理论，共同构成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混改的理论基础。如同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的出发点是揭示企业中权威如何分配，回应为什么投资者愿意购买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这一“现代股份公司之谜”，但被中国学者认为是国企改制的理论基础一样，最初被用来解释引入战投，解决干预过度问题的“分权控制”理论成为我们今天国企混改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Bolton和Thadden指出，当处于控制性地位的股东较少时，具有控制性地位的大股东有激励阻止经理人做出任何降低可证实现金流的商业决策，即使由此导致的损失实际上远远超过经理人控制权的私人利益，从而产生效率成本。从避免监督过度的目标出发，他们鼓励引入新的大股东，实现“分权控制”。Muller和Warneryd发展的企业政治学理论认为，虽然新的外部投资者的进入将引发新的冲突和寻租行为，但作为原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共同敌人”，三方围绕剩余权利分配开展的新的博弈将减少企业围绕剩余分配冲突而导致的净损失。Bennedsen和Wolfenzon的研究表明，存在多个股东时，对资金使用方向的任何偏离需要合谋集体全部成员的一致同意。成员越多，达到一致性的困难就越大，资金则会朝着正确的方向投入。合谋集体存在与只有一个股东控制企业相比，所产生的资金使用扭曲程度可能要低。Gomes和Novaes注意到，尽管处于控制性地位的几家股东有极强的愿望避免发生观点的不一致，但事后的讨价还价最终形成的决议，往往能够阻止经理人做出符合控股股东的利益但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商业决定。上述效应被称为折衷效应。分权控制因而成为处理“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下容易导致的大股东监督过度与所有者缺位导致经理人内部人控制问题之间平衡的重要实现机制。

我们把上述文献涉及的主要思想概括为“分权控制”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防范“一股独大”下的监督过度问题；通过引入新的投资者，形成主要股东之间的竞争关系，建立一种自动纠错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大股东一股独大容易导致的监督过度和决策失误，同时可以形成对经理人的制约，避免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出现。我们看到，上述理论为中国国企如何通过混改引入战略投资者，解决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建议，因而我们把分权控制理论理解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混改的理论基础之一。

基于阿里、京东控制权安排创新实践正在形成的“长期合伙理论”，事实上同样成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混改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当面临压力山大的保值增值任务，同时并不熟悉业务模式创新的原国有控股股东如何像京东、阿里的那些股东一样，从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甚至退化为普通的投资者，以实现经理人职业化与分担风险社会化的深度专业化分工，以提升管理效率？如何从原来一股独大下资本市场对散户的短期“雇佣”合约转化为代表国资的投资营运实体与其他战略投资者之间的长期合伙合约，实现合作共赢？如何使职业经理人和优秀业务骨干“像股东一样思考”，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在混改中的推行建立风险共担机制？等等。基于阿里、京东控制权安排创新实践正在形成的长期合伙理论将为上述实践带来新的启发。

因此，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仅仅是中国目前积极推进的国企混改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与“分权控制理论”以及“长期合伙理论”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国国企积极推进的混改实践的理论基础。

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国家化

袁玮婧江迅香港《亚洲周刊》2018年6月17日

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研究员吴稼祥，是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人之一，他长期关注中共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吴稼祥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极权体制走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他将中国的政治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并表示目前已经在一步步着手实施。

以前从未有人想到，政治改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如此复杂。吴稼祥指出，20世纪以来政治改革的一种模式就是全部推倒重来，这对于比较穷的小国家较为适合，但中国这种改革历史上从未遇到过。

吴稼祥将政治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序幕就有三大工程，第一个工程就是军备改革，而军队改革是最硬的骨头，首先啃的就是这个最硬的骨头。

第二个工程是三平一通，一平即最弱势群体和权贵阶层要相对平等，因此多年需要打压权贵，五年内扶贫6000万；二平则是多数民主和少数民主的平等，比如十九大代表团中，西藏的代表是汉族的一倍。吴稼祥认为，3月全国两会通过的修宪草案，关键一条是让省市级的人大可以有立法权，我们代表的是立法上面的联邦制国家，各个省可以起草自己的法律，而且还有300多个地级市有立法权。将来国务院的权力会下放。把联邦意义上的立法权交给地区，地区的压力就会得到释放，不同民族的心就会相对平坦一些；三平就是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国家要相对和平，因此中国的南海巡演通过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和解了，中国对印度一再忍让的目的也是为了取得一个和平环境，抓紧国内改革。而一通是指政要通，代表制就是让人民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有可以反映问题的地方，但也是相对的。吴稼祥认为，虽然跟言论自由条件下通的程度有差别，但是一定要朝着好的方面改善。

第三个工程是水利工程。他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特点是国家越大越要求专制，突然改革权威就降低了，而民主化就是打开闸门，民意的闸门一旦打开就是洪水，底下就会被冲毁，所以这种情况下要修水利工程。水利工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分级落差，国家比较大，最高权威到最底层不要产生那么大的落差，比如一万米的落差分为一百级，一级就是一百米，相当于把如同庐山瀑布的民意变成山中溪流，缓缓流动。第一步就是把国家的权力结构调整为多中心治理的结构，所以权威一旦产生，不致于一下落到地面上来。包括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粤港澳等几个中心的成立，呈现多中心治理正在落实的迹象，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路。立法权和代表制上的联邦制具有这种工程的意义，分级开流就不至于让民意变成洪涝灾害。二是渠道引导，吴稼样称，水放下来后要引到稻田里，不能引到麦田里，即民意走向应该有法制轨道导引，所以十九大决定成立全国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相当于政治上的水利部。

吴稼祥强调，必须把政党权力变成国家权力，因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将所有国家权力、政党权力、军队权力法治化，而第一步就是国家化改革，倘若不国家化，法治就是一句空话。十九大报告里出现省级以下的党政要试验合署办公，而合署办公就是国家化。政治改革最后并到国家化这一轨道上，如果不并轨，永远不可能民主。所有国家化完成以后，民主化才正式开始。

谈及习近平总书记，吴稼祥认为，完全可以用数字来表述他这五年的功绩，6000万左右人脱贫，230万军队改制，14亿亩农田延长承包30年，13亿中国人护照出国享受大多数国家10年签证待遇，所有的育龄妇女可以生二胎，农民和工人可以平权，以前一张工人的票相当于10张农民的票。中国如果能让市场化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不影响经济发展，完成市场化改革的话，那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工程。在不导致社会动乱、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完成民主化改造，那是一个更伟大的工程。民主的工程还没有建立，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制度的条件下，领袖是绝对第一位的。

经济广角

海南建省30年华丽蜕变国际旅游岛迈向自由贸易区

杨勇黎知明香港《紫荆》2018年6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30年来，海南依靠独特的资源、环境和区位优势，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发生了沧桑巨变，成就了一个边陲海岛到国际旅游岛的华丽蜕变。海南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之一。如今的海南已是中国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拥有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举办地、全球唯一的环岛高铁、文昌新一代航天发射场、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南的经济增速年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一流。4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海南迎来了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

5月，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姜在忠担任团长，香港报业公会主席、明报报业集团营运总裁甘焕腾担任名誉团长，紫荆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杨勇担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包括大公报、文汇报、紫荆杂志社、镜报、明报、凤凰卫视、香港经济日报、星岛日报、香港商报、中国评论通讯社、点心卫视、源传媒等港媒负责人和记者共20人的香港媒体高层访问团一行走进海南，见证海南发展，感受海南变化，认识了一个全新的海南。

自贸区（港）机遇大琼港合作潜力深

5月10日下午，海南省省长沈晓明在海口会见访问团成员，并代表省委、省政府，以及省委书记刘赐贵，欢迎大家来琼考察和采访。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为海南未来发展举旗定向，明确了海南要举改革开放的旗，朝“三区一中心”的方向发展。海南当前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大力推进自贸区（港）建设，这有利于深化琼港合作，也为香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琼港优势互补性强，比如说，香港在会计、法律、仲裁等专业服务业方面发展成熟，双方有很大的合作潜力，真诚欢迎香港参与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红利。希望香港高层媒体记者团在琼期间多走走多看看，从媒体人角度给海南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访问团团长姜在忠表示，香港人民积极支持祖国的发展，非常关注中央支持海南建设自贸区（港）。香港在自贸港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有独特优势，可以参与海南的发展，实现互利共赢。访问团希望通过这次采访和考察深入了解港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全面报道双方可以合作的机遇，也愿意为海南赴港招商引资、人才引进和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

博鳌论坛响世界医旅谱写新乐章

说到博鳌，不得不提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于2001年2月27日的博鳌亚洲论坛，是非官方的国际组织，自成立以来，已有近60个国家的时任及前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过年会，参会代表遍及近80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一个有重大世界影响力的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间的高层对话平台。

而在博鳌，还有一个被李克强总理称为“博鳌第二乐章”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先行区由国务院于2013年2月正式批覆设立，并给予9项支持政策，这是中国第一家以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低碳生态社区和国际组织聚集地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开发园区。据介绍，9条政策中最核心的是“特许准入、先行先试”，比如在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国外合法上市、但还未在中国注册上市的药品器械可以在先行区使用。经过5年建设，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初具规模，多个健康产业项目正在加快落地和推进。

根据规划，先行区的功能定位是：依托当地生态资源，试点发展医疗、养老、科研等国际医疗旅游相关产业，创建低碳低排放生态环境典范，丰富相关领域国内外合作交流平台。先行区规划常驻人口约5.61万，核心产业实现年产值800至1000亿元人民币。

先行区内，博鳌超级医院已建成开业，为国内外患者提供国际先进的医疗服务。医院大厅介绍栏上，由各领域院士或学科带头人领衔的全国12个临床学科团队格外引人注目。博鳌超级医院的对面，是专注肿瘤诊疗的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另外，首批入驻先行区的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运营一年多来，已经有国内外2万多名客户前来疗养。

陵水农业示范区引领未来新方向

近年来，海南充分发挥热带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科技创新模式，大力发展热带现代农业，已逐步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有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由海南润达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建的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正打造成热带特色农业、现代高效农业、生态科技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的先行示范区。

在基地的热带设施农业技术展示中心里，一个大棚内整齐排列着一座座小型“摩天轮”。“摩天轮”每半小时转动半圈，最下面一层青菜“喝饱”营养液后上升到顶部晒太阳，最上一层则回到底部补充营养。据介绍，一个“摩天轮”就是一套垂直耕种系统。长在“摩天轮”上的蔬菜营养均衡、阳光充足，一亩地能产出好几亩地的效益。传统种植方式一亩地一年的收成约6000至8000斤，而这种垂直耕种系统一年能收获5万多斤蔬菜。示范区内展示的无土栽培技术、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物流自动传输系统等彻底颠覆了传统农业，引领着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方向。

黎风苗韵槟榔谷民族文化“活化石”

海南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坐落着中国首家民族文化型5A级景区——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景区位于保亭县与三亚市交界的甘什岭自然保护区境内，区内古木参天，藤蔓交织。景区由非遗村、甘什黎村、谷银苗家、田野黎家、《槟榔·古韵》大型实景演出、兰花小木屋、黎苗风味美食街七大文化体验区构成。槟榔谷还是海南黎、苗族传统“三月三”及“七夕嬉水节”的主要活动举办地之一，文化魅力十足，是海南民族文化的“活化石”。

景区内的非遗村展示了海南十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黎锦”引起了记者们的极大兴趣。据悉，黎锦已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保护名录，每一幅黎锦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南繁硅谷飘稻香水稻公园识恐龙

5月的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稻谷飘香，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视察过的760亩南繁水稻试验基地进入成熟收获的季节。水稻国家公园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南繁水稻收获季”开镰仪式暨“南繁水稻科普文化长廊”剪彩。

水稻国家公园的国家南繁（袁隆平）杂交水稻科研基地和三亚南繁水稻试验基地共计760亩种植水稻，是南繁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的重要基地，是水稻国家公园区域生态化、景区科普化、农田景观化、景观产品化、产品体验化发展理念的有效实践。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2日到访水稻国际公园考察南繁水稻试验基地时指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一定要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水稻公园同时也是中国古生物学会进行恐龙知识教育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是全球最大的恐龙户外博览基地，多达277个品种的323座恐龙硅胶模型以１:１比例复原，散布在稻田草丛中，其中最小的不足1米，最大的高达38米，这些仿真恐龙不但能灵活转动身躯还能模拟发声，令游客宛若回到亿万年前的恐龙时代。

海天一色游三亚离岛免税增魅力

以海洋旅游为特色的三亚旅游近年发展迅速，已经进入3.0时代，综合性大型休闲酒店、国际免税城、高端旅游项目等新兴业态应运而生。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坐落于海棠湾国家海岸，它以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之谜为主题，是亚太区第一间亚特兰蒂斯度假胜地，集酒店、餐饮、娱乐、购物、演艺、高端物业、国际会展及特色海洋文化体验八大业态于一体。亚特兰蒂斯以海洋为主题，风格独特，提供各种娱乐项目，包括：国际名厨主理的餐厅、缤纷多样的酒吧与酒廊、亚特兰蒂斯水世界的各种水滑梯、淡水及海水泳池、含露天海洋生物栖息地的礁湖及海洋生物展、海豚互动训练中心等。

在人头涌涌的三亚国际免税城，到处可见“血拼”国际名牌的年轻消费者。据介绍，这间于2014年9月1日正式开门营业的免税城，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商业面积达7.2万平方米，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免税店。作为国家赋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含金量最高、影响最广泛的核心政策之一，离岛免税政策自2011年4月20日实施以来经历四次调整，购物限额从5000元提高到16,000元人民币、商品品种由21类扩大到38类，销售金额近400亿元人民币，购物人数超过1100万人次。从乘飞机离岛扩大到乘火车离岛、从实体店购买扩大到网购，游客购物体验度越来越好，满足感越来越强。

在三亚湾海滨，由美亚航空提供的三亚湾空中游览项目颇受高端游客的欢迎。美亚旅游航空有限公司是在三亚筹建的国内首家水陆两栖运行的甲类通用航空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以水陆两栖飞机为主力机型的专业旅游航空公司及水上飞机运营和服务商，可开展三亚及周边地区空中游览、三亚至海南岛内载客运输/公务包机、海洋海事巡查、水上飞行员培训等业务及应急救援、医疗救护公益事业等。截至2017年，美亚已累计接待游客6000多人次，为国家培养水上飞行员40多名。

邮轮旅游也是三亚方兴未艾的旅游产业，在三亚凤凰岛一期工程，已于2006年通航的国际邮轮港8万吨级邮轮泊位，是中国第一个国际邮轮专用码头。二期工程已建成2个15万吨级的邮轮泊位，两个22.5万吨级的邮轮泊位正在建设中。未来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可同时停泊5至7艘世界级豪华邮轮，年接待游客能力可达到200万人次，将成为亚洲最大的邮轮母港之一。

天涯海角南山寺海上观音凌碧波

位处三亚市西南远郊的南山，是中国最南端的山峰，这里有全中国规模最大的佛教文化主题旅游区——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也是中国国土最南端的佛教胜地。景区先后获得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中国佛教名山胜地、中国旅游业发展优先项目、海南省生态旅游示范景区等称号，主要景点有南山寺、世界最高的108米高的海上观音、“不二法门”、观音文化苑、天竺圣迹、佛名胜景观苑、十方塔林与归根园、佛教文化交流中心等。景区内的南海佛学院，是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文件批覆，由海南省民宗委主管、海南省佛教协会主办的高级佛学院，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唯一一所融汉传、藏传、南传等三大语系于一体的佛学院，也是国内第一所可以招收外国留学生的佛学院。

中国经济下半年两大挑战

温天纳香港《信报》2018年6月25日

笔者近期阅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一篇文章曾指出：我们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前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就是要处理好同美国等大国的关系。后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就是要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关注信用债违约风险

另外一个经济风险，则需要考虑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因而这两大陷阱正反照出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两大挑战，即去杠杆与应对中美贸易冲突。下半年及未来长期的宏观经济的运行，都取决于国家将如何跨越这两大陷阱。

从目前经济增长出发，结构性去杠杆影响到房地产与城投平台的资金来源，明显压低了房地产与基建投资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叠加海外经济复苏力度的减弱有可能为出口带来压力，但消费有望维持平稳増长。为平衡内部经济的挑战，以及贸易战的影响，中央政府的货币政策有可能采用紧信用、宽货币的布局。

笔者估计中国下半年宏观经济仍处于下行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及社会融资增长速度放缓，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可能在第三季回稳，基建投资有可能出现回升。不过，当进入第四季，环保巡查冬季限产和外部需求可能进一步趋弱的影响下，宏观经济或再出现下滑。

下半年，偏紧信用和适当宽货币仍将是中央的货币政策主基调，但人行可调整货币宽松的程度和节奏，亦将采取政策防范市场对信用违约出现过度恐慌的情况。金融机构的表外融资持续回表，表内信贷肯定无法完全承接，社会融资增长的下降，有可能呈现结构性。

故此，下半年信用风险暴露和债务清算会加剧，需要关注及评估潜在信用债违约主体的风险所在，分析其对债市及股市的冲击。不过，整体而言经济结构并无明显问题，经济下滑的压力亦轻于2014年，故此中央政府亦难以采用全面宽松的政策，投资界不宜期望过高。

在贸易战的博弈当中，美国的焦点在于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尽量压制其他可威胁到美国的国家的高端发展，美国眼看贸易伙伴从世界工厂的台阶上一步步向前发展，美国感受到威胁，就明显出招制止。美国是环球资本大国的一哥，一举一动依然对环球市场影响甚巨，其财金政策的影响绝对不可小看。

过去数月笔者接触不少客户，留意到市场流动性极为紧张，不少企业均有强烈的融资需求，企业关注的不单是融资难的问题，还有融资成本高的情况。

笔者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厘定需要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进行整体综合考量。随着美国缩表、加息周期正式启动，某种程度上对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的压力。特别需要留意的是自2016年后，除了2017年6月联储局加息，人行没有跟进调整之外，其实历次人行都上调了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的利率。

正如笔者上文提到，中国经济在下半年面临一定压力，扩大内需、降低国企和地方债务为政策目标。此外，在中国严监管下，人行或需要透过公开市场、降准等操作来维护市场流动性，人行在近期内难以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贸易战阴影下的中国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6月28日

中国，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现在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其稳健增长已成为一个本来不稳定世界的稳定源泉。因此，中国经济有一丝微小的不稳迹象——例如从5月数据可见的迹象——也会让世界警觉。

这些数字之所以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是由于背景原因：一是中国股市已跌入熊市区域，二是中国与世界上另一个大型经济体美国的贸易争端日益加剧。但这个故事比市场回调以及一报还一报的威胁和关税要大得多。

尽管中国实现了惊人强劲和持续的扩张，但中国经济被普遍认为是脆弱的，因为产出增长以增速更快的债务增长为依托。这种状况自金融危机以来尤其突出；危机爆发后，中国加快了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其他固定资产的建设，大幅增加了债务助燃的投资。中国的总债务（包括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据估计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0%以上。

令人担心的不仅是债务数量，还有质量。中国的国内政策鼓励劳动者保持较高储蓄。银行以人为压低的利率持有的这些储蓄，被引导至政府重视的企业和项目。这类贷款的信用质量难以评估，但很可能非常参差不齐。

在谈论多年后，中国已开始慢慢收紧信贷，收紧针对影子银行业的规则，对地方政府融资和公私投资项目也加大了监督力度。与此同时，公司发行人违约数量的急剧增加——据惠誉评级统计，截止6月初已有12起——重新唤醒了围绕中国债务的焦虑。正是信贷条件收紧和违约（而非对贸易战的担忧），最能解释上证综指为何从1月高点下跌22%。

信贷政策收紧也是5月经济数据疲弱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信贷增长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随之下降。这似乎也在对消费者情绪产生一些影响。

不应该夸大单月数字的重要性。但有一点仍然是事实，如果中国真要降低其经济对债务的依赖，它必须精心地把握好平衡。美国的保护主义不会使这项任务更容易。

唐纳德·特朗普已威胁要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并放话称，如果北京作出报复，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这类关税的直接影响本身可能不是灾难性的。中国现在是一个投资拉动型（而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最令人担忧的是连锁效应：例如，如果敌对行动升级导致中国的外商投资减少，那么长期影响可能会比较显著。

中国可能在经济上处于脆弱时刻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就处于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考虑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角色，美国能够对其造成的痛苦，将很快波及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而当前正值欧洲经济放缓，多个新兴市场看起来不稳。

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仍非常强劲——即便不像以往那么强劲。谁都不应该希望改变这一局面。

科教文卫

中国“全民高考”下的教育现状

刘柳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年6月30日

刚刚过去的两天高考日，毫无悬念的再次成为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类似这样的新闻标题几乎年年出现：“考生迟到，家长下跪”“某高中几十辆专车，只为考生送行”“考场附近司机禁止鸣笛”“交警开绿灯护送高考生”，极力渲染高考的重要性以及“全民高考”的和谐场景。

而在社交平台上，高考更成为大家一种情绪共鸣的连接，对于不同年代的人，高考是一次共同的集体回忆。

为什么高考在中国受到如此重视？一方面，是情结因素，尤其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被几代人视为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另一方面则是现实因素，高考发展到今天，仍然是许多考生改变人生道路的一种重要途径，正如某中学在几年前的高考季打出的“励志”横幅一样：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

作为大多数家庭都参与过或即将参与的重大考试，每年的考试趋势、改革措施都会牵动他们的神经。同时，因高考牵涉到的教育资源问题，也会引发更广泛的多层面社会讨论。从官方新闻的宣传来看，着重强调高考的重要性和公平性，也是非常必要的。它也显示着一种态度，即：对那些抱怨机会不均，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等问题的民众来说，高考这扇命运之门仍为他们敞开。

同时，也是在暗示即使环境不公平，“你们仍然有选择”，不至于积压过多的民怨。另外，中国人对高考的认同和重视还有一个原因是，对终身学习的接受度不高。这造成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把大学（本科）视为系统学习的最后一道里程碑，也导致人们默认“一考定终身”的说法。据北京某高校的调查显示，即使在本科以后继续接受教育，其参与的时间也远远低于本科时期。

然而，即使“全民高考”的盛况每年皆现，高考在缩小贫富差距，减少阶层固化上的作用却越来越微弱。去年的文科状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毫不讳言自己因为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享受了更好的教育资源”，而“农村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他还坦承身为外交官的父母，为自己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这段采访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广泛传播，“状元”短短几句话揭开了如今高考的痛点：地域和家庭背景的差距，让高考考生根本不在同一起跑线。实际上在近几年，农村地区考生放弃高考的现象并不鲜见。

毕竟，高考虽只有两天时间，但背后需要投入的教育资源却十分巨大，很多农村家庭根本无力承受。对于更多处于“夹心层”的家庭来说，纵然教育资源差距巨大，高考仍然是往更高社会阶层上流的可能渠道，而要弥补这样的资源鸿沟，这些家庭不得不全家动员。

高考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教育资源投入的不足以及不均。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在教育板块的投入，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在近20年的教育改革方案中，却缺乏制度性的措施来改善分配不均的问题，包括取消加分政策这样的“重磅措施”，从本质上也并未触及资源不均。

今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会议上，中国教育部部长强调，“各地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旦发现，严肃处理。”这项禁令颇有点掩耳盗铃的意味，如何宣传只是表面文章，关键还是在于如何从根本上改善教育资源的分配。

教育改革措施为何无法触及本质问题，是值得更加深度讨论的另一课题。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来讲，建立学习型社会以及推进终身学习理念的普及也十分重要，这可以弱化高考作为“独木桥”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不妨参考新加坡的做法：政府通过对终身学习补贴来鼓励国民接受继续教育，同时也鼓励用人单位认可通过不同路径学习的人才。由此，高考不再是“一枝独秀”，而仅仅是众多途径中的一种选择，全民高考的热潮就会渐渐消退。

嘉峪关百亿谷文旅集群化

寇刚《香港商报》2018年6月16日

嘉峪关市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抢抓“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历史机遇，把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城市多元化发展的突破口，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嘉峪关市紧盯打造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国际旅游目的地和休镕消费型城市，实现全局旅游发展这一目标，投资近百亿打造关城景区五大项目。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将全面实现嘉峪关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四轮驱动”之势和“洼地”聚集效应，进一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真正实现文化旅游集群化发展。

据悉，关城大景区五大项目，概算投资96亿元，以嘉峪关关城为中心，包括丝绸之路文化博览园、峪泉古街古镇（关城文旅特色小镇）、世界文化遗产公园（花博园）、旅游联接公路、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五大项目，是嘉峪关市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金钥匙”，也是实现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共赢”的生动实践。

其中，嘉峪关市同深圳华强集团携手，共同投资31亿元打造国内唯一以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高科技公园“嘉峪关丝绸之路文化博览园”，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实现营业额6亿元，税收3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000个，间接带动就业1.2万人；将与嘉峪关关城形成互动效应，进一步延续关城的历史生命，使其既有足够的历史厚度，又有足够的文化深度，让丝路文化与长城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五大项目建成后，嘉峪关文化旅游产业将实现“井喷式”发展，由“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变、“观光游”向“体验游”转变、“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变。与此同时，随着草湖国家湿地公园、水立方文化旅游乐园、玉龙湾文化生态园、大漠温泉小镇等文化旅游项目的陆续建成投运，必将进一步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服务功能的持续完善。

三农问题

“逆城镇化”乡村嬗变观察：警惕“热投资，冷农民”倾向

美国侨报网2018年6月19日

改革开放后，中国中部省份乡村生产要素较长时期内呈现单向流出的态势。近年来农村生产要素加速回流，并呈现出城市流入农业农村的“逆城镇化”态势。

伴随新技术、新农民进入农业农村，有别于城市白领、蓝领的乡村“绿领”群体崛起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以河南为例，截至2017年，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00万人，带动就业累计接近600万人。瞄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人才回流的机遇，工商资本下乡冲劲十足。但是，相关专家提醒，要警惕工商资本下乡中“热投资，冷农民”倾向。

一度“空心”的村庄又有了活力

屯庄村曾是河南省农业大县杞县一个典型“三化”村，青壮年外出闯荡，村庄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近年来，屯庄村陆续开办了8家企业，近一半的青壮年陆续回村，还吸引了600多名外地打工者，村子旧貌换新颜。

2011年起，屯庄村在外闯荡的“能人”带着技术、资金返乡创业，相继开办玫瑰特色种植、食品加工、农村电商等5家企业，又引来外地工商资本到村投资3家食品加工企业。目前，屯庄村的8家企业吸引就业近1000人。

吴国庆，湖南省岳阳市人，是屯庄村文军食品厂的负责人。“现在已投资1500万元，来这建厂是因为当地劳动力富余，招工容易，用工成本也较低。”吴国庆说。

企业来了，人气足了，屯庄村变得生机勃勃。屯庄村是中国中部省份人才、资本、技术从单向流出变为双向流动的缩影。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刘培峰介绍，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工商资本下乡的大趋势已经形成，这种逆城镇化更多体现了国家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视。

“绿领”成乡村振兴生力军

乡村“绿领”群体正在崛起，包括返乡创业大学生、农民工以及工商企业负责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他们有技术、有知识、有资金，致力于农业领域的创新创业，自称与现代农业打交道的“绿领”。

河南省八佰家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建民介绍，2017年以来，通过该合作社共销售无人机130架，其中近100架销售给了创业青年。今年，周建民通过公开招标接到20多万亩小麦春季植保订单，而这些订单10天内全部由从事无人机植保的青年创业者完成。

除了现代农业服务，随着大学生、农民工返乡创业，田园综合体、乡村体验经济等新模式正成为农业领域创业的新趋势。

“80后”大学生马海瑞2011年回到河南省平舆县创业，流转114亩耕地搞蔬菜生产和林木苗种植，目前流转土地已达到1800多亩，集特色养殖、休闲采摘、餐饮、骑马游乐等为一体。“高峰期一天接待180人，一天收入5400元（人民币，下同）。”马海瑞说。

近年来，农业多种功能正被深入开发，不仅延长和提高了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更带动了农民致富。

警惕“热了投资，冷了农民”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6,911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比第二产业高出近10个百分点。农业农村正成为投资热土。

但在有些地方，一些工商资本以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名义，跑马圈地，变相搞房地产开发；有些地方，一些工商资本规模化流转耕地后，存在单方面“毁约退地”情况，损害了农民利益。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贺雪峰认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工商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容易在土地上进行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尝试，部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偏向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甚至是发展观光农业，搞房地产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忠认为，资本下乡过程中，有的项目与农民形成竞争关系，要警惕“热投资，冷农民”的倾向。

贺雪峰建议，依靠市场手段调节资本流动，政府不能盲目以行政手段干涉，但应提前应对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