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介

02中国政策困局何解？

聚焦中三角

06赣鄱工业正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探索改革

06财政改革四十年的深层逻辑

08大湾区“资金流”畅通仍需破解难题

经济广角

09何以解经济结构之忧唯有靠全面深化改革

12中国经济内部不稳定因素

13增速放缓中国外投趋成熟理性

科教文卫

13 2018成都国际书店论坛引领阅读新浪潮

三农问题

15福建南安：奏响乡村振兴和谐曲

17中国乡村“网红”频现带旺农产品销售

社会观察

18助推三四线楼市狂飙城市群概念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

综合治理

19反贪腐制度化香港经验可借鉴

21中山西区：探索垃圾分类新模式

环球视野

23中缅经济走廊竟遭冷遇？

学术前沿

25《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解读

讯息快递

重点推介

中国政策困局何解？

周浩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8年9月19日

“央财”之争刚进入高潮似乎就偃旗息鼓，让市场有些惊异之余，又有些失望。这场争论虽然上演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是政策展望分析的极好样本。总的来说，在政策决策者的心目中，去杠杆、稳增长、贸易战，就像一个个在棋盘上不断来来回回的棋子，想保住或者丢弃哪一个似乎都不合适，这也是眼下中国最为棘手的政策难题。

7月13日，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一篇《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一石激起千层浪，徐忠的主要观点是，财政政策并未如年初设定的那样宽松，同时财政部门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深陷“去杠杆”之困的金融机构脱困，此外，地方债务不能一推了之，也不应该一刀切。

尽管一直以来市场多少对央行和财政部的“面和心不和”有所耳闻，但央行官员公开批评财政政策却十分罕见，这也让这次争论显得火药味十足。稍微总结一下，央行的观点是，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宽松，但号称“第二央行”的财政部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并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反而采取了过多的“顺周期”政策。文章发表后，财政部方面有若干学者进行了反击，主要观点是金融机构本身造成了很多金融风险。换句话说，金融机构要求财政部门纾困颇有些“贼喊捉贼”的意味，且财政收入取之于民，要对全民负责，不能想花就花。

两边的观点似乎都各有道理，当市场仍在等待“真理越辩越明”时，财政部似乎突然“服软”了。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确定了财政政策要积极的方针，颇有些从善如流的意味，但市场也注意到，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通稿中没有提及“去杠杆”，这让市场开始揣测“去杠杆”是否已经被“稳增长”所取代。

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为这样争论最终定调。这次会议上不仅强调财政政策要积极，也表示要坚定去杠杆，并要求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在这次会议上，提及了一个关键词“稳中有变”，这样的提法在官方文件中并不常见，具体表述为“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这成为了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背景。明眼人都知道，所谓的“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指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加剧，贸易战爆发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威胁，政策的调整因应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尽管眼下这场政策讨论已经大致平息，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政策却似乎带着镣铐在跳舞。具体来看，在“去杠杆”和“限房价”的紧箍咒下，中国经济增长短期之内让人难有想象空间。但贸易战的痛点却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要注重质量，更应该强调“补短板”和“去杠杆”，不应该过度看重短期经济增速。

市场也显得信心不足。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股票市场在短暂的反弹后，又立刻掉头向下。市场流动性泛滥，似乎也表明商业银行仍然不愿意向实体经济投入多少信贷，最终造成了大量资金被迫囤积在银行间市场。

不幸的是，即使不考虑贸易战带来的风险，目前的政策困局似乎也是无解的。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考虑，为什么市场既希望又害怕政策放松？这是因为短期之内政策放松，将很容易造成资产价格飙升，而这对于经济发展只会有短期的刺激作用。历年来的经验也表明，信贷冲量（即每一个单位的信贷增量能带来的经济增量）已经明显降低。换句话说，信贷增长最终带来了更快速的债务累积，而非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最终会显得乏力，中期经济会陷入停滞。所以，机构投资者只能把资金投入债券市场，而私人投资者只能把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而很多国家的经验也表明，这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并无裨益。

但笔者认为，陷入这样的政策困局中，是因为没有分辨“好债务”和“坏债务”。换句话说，如果信贷增长最终被累积成为没有效率的债务，那么政策放松只会带来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只有企业通过扩张债务提升了自身的效率和市场竞争水平，这样的债务增长才是良性的。

从全球主要国家的经验来看，目前有这样几种债务模式：第一种是日本和很多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政策的大幅宽松最终带来了债台高筑，尽管很多研究都表明，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结构性改革的缺位导致了经济发展陷入债务泥淖。

第二种则是德国模式，德国的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率长期保持低位，德国企业和家庭普遍不愿意过度消费、也不愿意过度借贷，这导致德国的发展依赖于外部需求和内生性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速的想象空间不大，但整体经济面临的风险也较低。

第三种则是美国模式，美国的家庭负债水平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美国家庭部门没有高额消费导致的负债的话，那么很多经济体的发展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很多国家其实十分依赖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获得经济发展，所以市场虽然总在呼吁美国减少经常项目逆差，但事实上，如果美国真的减少自身的消费，可能带来很多的结构性问题。从目前美国的经济政策来看，美国未来很可能会大幅减少自身的贸易逆差，这也意味着很多经济体会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的企业负债方式也是独特的，他们的融资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其产生的先决条件是有投资者愿意买单，而投资者买单的前提是其投资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所以在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企业一直在努力修复并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水平，以保持自身的融资能力。目前，美国企业的整体表现远远超过世界上的其他竞争对手，这也表明美国经济最终回到了自身的常规运行轨道上。

简单的分析显示，债务本身并没有对错，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通过合理的负债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从根本上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延续传统的发展思路，“保增长”和“去杠杆”产生的矛盾，其实是难以避免的。而过度强调贸易战这样一个外部因素，只会让大家更加心安理得地回到依赖基建和房地产的老路上去，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传统债务增长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即使是按照过去几个季度相对较为缓慢的信贷增速，中国的债务率事实上只出现了大约一个百分点的下降。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率占GDP的比重大约为255.7%，这与2017年第三季度的峰值256.9%的水平相比，降幅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即使如此，市场已经是叫苦声一片。

因此，政策的核心要义是保证企业能够在中长期内实现良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国有企业改革、降低企业负担以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关键。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减少垄断和行政干预、减税降费、建立法制意识，才是解开政策困局的良药。因此贸易战尽管看起来创造了“变”的客观条件，但事实上传统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在这个时候，中国需要重新对政策组合和政策目标进行考量。

聚焦中三角

赣鄱工业正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陆丰香港《经济导报》2018年18期

2018年8月28日至29日，江西省工业强省推进大会在赣州市举行。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在会上强调，江西要坚持扩大总量与优化质量并举、转型升级与动能转换并重、提升平台与优化环境并行，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战略，矢志不渝重振江西制造辉煌，奋力推动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共绘新时代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新画卷中展现工业强省的壮阔景象。

据了解，今年以来江西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今年1至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高出全国平均2.5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1.5%；高新技术产业增长11.4%；装备制造业增长13.4%；工业技改投资增长40.9%。

五大举措促工业高质量发展

众所周知，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工业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谁抓住了机遇，谁就能率先起跑、领跑，从而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刘奇要求江西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工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功成不必在我、成功路上必有我的胸怀和气魄，扑下身子抓落实，推动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具体必须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住科技创新“强引擎”，增强工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勇于争抢“创新第一口活水”，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抓好创新平台布局建设，提升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能力，激发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建设创新中心的信心，激发各类人才投身创新创业的热情，推动创新成果加快实现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

二是瞄准产业集群“主方向”，挺起工业发展的脊梁和支柱。大力实施产业集群发展提升行动，加快培育壮大企业，做优做强做大产业，由点联机带面，努力培育一批布局结构优、支撑带动强的现代产业集群。

三是探索融合发展“新路径”，加快推进工业提质升级。牢固树立大融合大发展理念，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智能制造，大力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培育推广新模式，打造先进协同互动产业综合体，大力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聚焦做强军工主业、推动“军转民”、培育“民参军”三大领域，大力促进军民深度融合。

四是突出园区建设“大平台”，提升工业开放发展水平。创新管理，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加快推动园区提档升级。树立“亩产论英雄”导向，按投入强度和单位产出水平，对“低产田”和“高产田”进行差别化的政策支持或限制。发挥重大经贸平台作用，创新招商方式，吸引赣才赣企回归，增强招商引资实效。

五是建好营商环境“聚宝盆”，培优培厚工业发展土壤。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建设公平公正法治环境和诚实守信信用体系，以一流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努力打造江西投资环境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的“四最”营商环境。

工业必须当先锋担重任

江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易炼红主持会议时强调，江西经济在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必须当先锋、担重任。要在对标一流中找准差距、树立新标杆，培育一流企业，发展壮大一批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瞪羚”企业，锻造工业强省的“主力军”。

易炼红指出，江西要集聚一流产业，以首位产业为引领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挺起工业强省的“硬脊梁”；要建设一流园区，以智能型、绿色型、服务型为目标提标提挡，以做优做精做特为方向实施集群式项目满园扩园计划，筑牢工业强省的“主阵地”；要营造一流环境，以人人有责、个个负责的担当努力打造“四最”营商环境，强化工业强省的“软支撑”；要在狠抓项目中扩大总量、再上新水平，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建立考核体系，引入一批大项目、好项目，重点做好“推陈出新”“新中求进”和“无中生有”三篇文章，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要在苦练内功中强化支撑、激发新活力，做到在政策创新上要有新招数，在金融扶持上要有新作为，在要素集成上要有新成效，不断激发全省工业迎难而上、砥砺奋进的动力和活力。

各领域改革不断深入

据了解，近年来，江西围绕新产品研发、品牌培育提升以及区域品牌建设等方面实施了多个推进计划及试点，特别是利用生物医药、金属矿冶以及农产品等传统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了一批知名品牌，如南康家具、广昌白莲、晶科能源、仁和药业等。

与此同时，通过引导企业加强新品建设开发力度，以新品固品牌，以新品铸品牌，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全新的知名品牌，不仅充实了江西工业品牌的种类，还提升了相关产品的综合竞争实力，打造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工业品牌矩阵，让全国乃至全世界工业领域出现了更多“江西制造”的身影。目前，江西有4家企业成为国家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7个产业集群纳入国家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示范。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各领域改革不断深入，与全球各地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日益拓展，经济社会焕发出蓬勃生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传统产业加快升级，特色优势产业高地正在形成。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部地区崛起、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等国家战略效应迭加释放，江西正在走上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

近年来，江西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深化，混合所有制经济持续发展，企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立体化的开放大通道加速形成，与周边省份和沿海地区初步构建了“空中一小时、高铁三小时、高速六小时”的经济圈，江西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目前，江西拥有19个国家级开发区、3个国家开放口岸、2个综合保税区，赣江新区享有众多先行先试的发展优势。

另外，江西正在积极推进“一次不跑”或“最多跑一次”改革，优惠政策、良好投资环境和优质服务吸引了许多投资企业。例如，就在刚刚闭幕的第16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上，现场共签约77个台资入赣项目，投资总额41.2亿美元。其中，工业项目54个，占70.13%，主要涉及新型电子、智能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

今日江西工业之发展，不仅仅展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新成果和江西的工业发展基础，更为新时代下贯彻江西省委十四届六次会议精神、实现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赣鄱工业发展的“江西名片”已然成型，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的秀美画卷正在全面舒展。

探索改革

财政改革四十年的深层逻辑

香港中评网2018年9月23日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回顾40年改革长路，是什么在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其深层逻辑又是什么？我们发现，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改革的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家贫国穷”的风险倒逼让利放权，“机会不均”的风险推动完善国家治理，风险全球化凸显大国财政作用，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这一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把握。

观察财政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突破部门思维。财政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从历史来看，它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各项改革的保障，国家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任何“破”与“立”，本质上是利益与风险的分配，最终都会归结为根植于社会共同体的财政改革。

财政改革走过了40年，放在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一个瞬间，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中，呈现出浓墨重彩的改革画卷。回顾40年改革长路，是什么在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其深层逻辑又是什么？我们发现，从过去到现在，这一问题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公共风险的变化。财政改革往往不是在先见之明的制度设计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公共风险暴露与加剧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而财政改革之所以在国家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和突破性的作用，就在于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公共风险的变化，从而适时地牵引和支撑了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发展。

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改革的原动力。从历史上看，制度变迁无一不是公共风险与危机推动的结果，而制度变迁的突破口常常是在财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其变化的脉络是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这也是我国主要公共风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家贫国穷”的风险倒逼让利放权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最大公共风险就是缺食少衣。在这种背景下，财政的使命就是放权让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经济建设，这时期的财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财政”和“公共财政”，追求效率与增长，努力做大蛋糕。

其一，贫穷落后是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头号公共风险。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由于触动思想观念、权力分配与利益格局，改革的阻力是不难想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公共风险的压力之下，才会形成最大共识，进而迸发出改革的巨大动力。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面临着经济凋敝、科技落后、人民贫困的严峻局面。可以说，化解贫困落后的公共风险，是撬动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动力。

其二，财政让利放权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鉴于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问题，中央提出必须在前两年经济恢复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集中三年左右的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并要求财政先行一步，让利放权，以财政改革促进国民经济调整。一方面，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重点增加对农业、轻工业、能源与交通运输建设的投资，保持物价稳定，缓解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另一方面，支持农产品提价，实行农业大包干，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按照分级包干制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对国有企业实行企业基金制度和利润留成，调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积极性。这一时期，通过财政改革先行，扩大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财权，形成了初步适用于引进外资的税收制度，实行了基本建设投资领域的“拨改贷”，在行政事业单位试行“预算包干”，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打开了一个缺口，经济活力增强，改革发展的积极性高涨，为经济领域各项改革的推进奠定了初步基础。

其三，财政分权改革为市场微观基础重塑奠基铺路。解决短缺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经济运行效率，走向市场化无疑是唯一出路。但这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思想解放和实践探索过程，历经10余年才真正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和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也是财政放权走向财政分权的过程。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一时期，各方面改革都是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展开的，“利改税”则是增强企业活力、确立企业主体地位的关键一步。利改税，即把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金，税后利润全部留归企业。从税收的角度来规范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意味着政府放权开始走向主体分权，包括经济分权和行政分权。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新的条件下，财政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为市场化改革奠基铺路。一是通过分税制改革，形成了相对稳定和规范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为企业转变为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的市场主体创造了体制条件。二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等原则，建立了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通过开征消费税、改革农业税等，初步形成了更有利于市场平等竞争要求的税收制度。三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目标，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步理顺了国家所有权与企业财产权之间的关系。四是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把政府预算初步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财政分权改革为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转提供了基本支撑。

综合来看，市场化改革重塑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风险与收益的分配，让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成为利益主体和风险主体，资源配置优化，经济效率提高，经济蛋糕做大，人民生活改善。这从整体上降低了“家贫国穷”的公共风险。

围绕市场化的财政分权改革，为多元主体尤其是市场主体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财政也从“建设财政”转向“公共财政”，财政向市场分权、向地方分权的改革，推动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构建。

大湾区“资金流”畅通仍需破解难题

林耕旭《澳门商报》2018年9月27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赖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便捷流通。在此“四流”中，“资金流”的畅通堪称“两种制度、三个不同关税区”经贸往来的“任督二脉”，在大湾区建设中居于关键地位。近年来，香港一跃成为亚洲最大的资产管理中心，澳门培育发展特色金融，广东新型金融业态迅速发展。截至2018年3月，香港银行体系认可存款总额超12万亿港元，澳门存款近8千亿港元，广东金融机构存款约18万亿人民币。自CEPA及其补充协议签署以来，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对接跨境金融市场，特别是批准“深港通”、“债券通”以及广东率先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香港银行在广东设立170多家分支机构，有效支撑了大湾区实体经济。只有促进大湾区“资金流”更加畅通，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澳门特色金融以及广东主要金融指标多年持续保持全国第一的优势，共同做大、做强金融业，才有可能完成建设“一带一路”金融枢纽的任务。但从长远来看，粤港澳金融合作规模、品质与业界的期望、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大湾区“资金流”畅通仍面临诸多难题。

一是“大资金”与“小流通”。据研究分析，香港银行涉及内地相关贷款约占其总贷款的四成，规模达3.5万亿，但是许多只能在境外使用。广东自贸区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虽有突破，但至去年底，即使走在前列的前海地区，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金额也只有1,100亿元，共计提款365亿元，相比香港银行机构充沛的资金量，跨境金融的量级显然不大。

二是“小企业”与“高门槛”。CEPA在香港金融机构进入内地方面作出严格限定，如要求保险公司“集团总资产50亿美元以上”、“经营历史30年以上”、“在内地设立代表处2年以上”等，阻碍了大量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香港企业进入。同时，CEPA难以解决“大门开了、小门不开”的问题，从实施细则到审批流程、再到具体要求等政策高度集中在中央部门，落地难度较大。

三是“防风险”与“促发展”。不管是出于防止外资金融进入冲击内地市场考虑，还是为防范金融风险，当前金融监管举措主要还是“堵”与“拦”，较少“疏”与“导”，开放程度有待提高。这与近几年三地推动实施的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重点工作中金融领域诉求占有较大篇幅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一方面全力争取政策突破、另一方面政策放开实际幅度难以满足要求的尴尬局面。甚至在上海自贸区已经率先施行的自由贸易账户等，在广东自贸区仍然难以变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湾区金融领域改革创新的力度需要加大、步伐需要加快。

经济广角

何以解经济结构之忧唯有靠全面深化改革

唐建伟香港《大公报》2018年9月26日

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拉动总需求的传统需求刺激政策的操作空间已经受限，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近期，随着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增速的持续放缓和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萎缩，市场又开始出现有关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对比凯恩斯的相关理论以及出现过流动性陷阱经济体的典型特征，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落入流动性陷阱，但这种担心也确实反映出，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拉动总需求的传统需求刺激政策的操作空间已经受限，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一、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典型特征

“流动性陷阱”这一概念是凯恩斯提出来的一种假说，主要是用来描述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无效的一种状态。当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时，即使央行将利率降到非常低的水准或者投放再多的流动性，公众都只选择持有现金而不愿意再投资，此时的货币需求曲线弹性变得无限大（LM变成一条直线），任何超额投入的流动性都将会被作为现金持有，因此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达到刺激经济的效果，此时政府只能利用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来刺激总需求。

现实中，日本和欧洲经济都曾经出现过流动性陷阱。

比如日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经济持续处于流动性陷阱中：经济增长长期处于1%左右波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还持续出现过负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也常年在零附近，甚至出现负数。短期利率也在零附近，在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甚至推出过负利率政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也开始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泥潭。2009年之后，欧洲经济在欧洲央行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下出现过短暂的复苏，但很快由于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再次快速回落，CPI更是一路下降至负增长。为此欧央行推出了从长期再融资操作到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再到量化宽松的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共向市场注入了高达2.2万亿欧元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将边际贷款利率从2.25%降到0.3%。2014年6月，欧洲央行更是将隔夜存款利率降至负0.1%，启动了负利率政策。在如此大规模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欧元区经济筑底复苏，GDP增速开始回升，但增速仍未能回到危机之前，而物价则一直在通缩边缘徘徊，直到2017年才有所上升。

综合以上理论与现实情况，我们归纳总结认为经济出现流动性陷阱的典型特征如下：

一是利率水准降无可降，名义利率已经降到零或者已经开始实施负利率；

二是物价在低位徘徊，CPI同比在零附近，经济陷入通缩状况；

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供给增速也出现持续下降；

四是经济增长停滞，GDP增速持续放缓，经济增长几乎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

二、中国经济虽无流动性陷阱之忧但有结构性之困

对比以上流动性陷阱的典型特征，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不能说已经处于流动性陷阱中：

一是虽然目前中国的存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但仍远高于零，并没有到了降无可降的地步。目前中国利率水准之所以不能再降，主要是受制于国内外环境：外部主要受制于美元加息，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央行此时降息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的风险；内部则出于防止房地产泡沫风险的考量，在政府严格控制房价上涨的调控政策背景下，如果央行降息则可能导致中国房价再次出现上涨，放大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风险。

二是目前物价运行整体温和，远谈不上陷入通缩。今年上半年CPI同比平均在2%以上，高于去年全年1.6%的水准，但仍低于政府全年3%的目标。上半年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累计同比仍在4%左右，涨幅虽比去年全年放缓，但整体来看仍处合意水准，显示工业生产供求基本平衡。从物价来看中国经济根本不能说陷入了通缩，市场甚至对未来有通胀的担忧。

三是货币供给M1和M2增速虽然在历史低位，但主要是受去杠杆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实体经济真正的需求不足。从银行信贷增速来看，仍在13%左右，并不低。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少增也主要是资管新规等去杠杆的监管政策导致委讬贷款、信讬贷款及未贴现银行承兑票据等表外融资收缩引起的，并不代表市场融资需求明显走弱。其实从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来看，近几个季度都是小幅上升的。2017年全年非金融部门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了0.36个百分点，今年6月该利率已升至6.08%，较上年进一步提高了0.28个百分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仍然比较旺盛。

四是经济增速虽有放缓，但并未明显失速，更谈不上增长停滞。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相比去年全年虽有所放缓，但仍在6.7%至7%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仍是同期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虽与主流定义及典型特征相比并不能判定中国经济当前已落入流动性陷阱之中，但当前中国面临货币政策操作的困境却是不争的事实：外部美元加息及内部经济高杠杆的风险更是制约了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间。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持续加息缩表的国际大环境下，中美利差的缩小会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所以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间非常有限。同时，国内去杠杆防风险的政策环境下，也要求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稳健中性，不能大幅放松，否则可能导致前期政策取得的成效前功尽弃。同时因为货币政策传导管道的问题，即使通过放松货币政策也已经难以达到提高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降低融资成本提振实体经济投资的效果。货币政策面临的困境其实也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三、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限，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目前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来拉基建投资的方法虽然短期见效快，但由于仍是在走依赖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且加码基建投资会导致政府债务率的继续上升，损害货币信用，加剧汇率长期贬值的预期。同时，由于基建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不利于稳定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而且不管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是为了达成短期稳定经济所采取的需求刺激政策。长期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依靠供给端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实现：

一是大规模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有效供给。通过大力减税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激发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减税也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外部压力，激发中国内部市场活力和增强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措施；

二是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放松管制等政策措施鼓励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干预，给予企业与市场更多自由空间，增强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是推进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