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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参考
石首市图书馆领导参考2018年第四期(一)
发布时间:2018/12/21 10:26:10    
 

重点推介

02公共服务业决定京津冀一体化成败

聚焦中三角

05思想大解放改革再出发开足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马力

08湖北自贸试验区高端产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

探索改革

09解决中国结构失衡需釜底抽薪的改革

经济广角

12进博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14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须发挥民企引擎作用

17民营经济突围最困难时刻

科教文卫

18中国雾霾治理用错药了吗

19教育者不要再痴迷于制造标签化的“教育特色”

三农问题

21从鲤溪村到永宁村中山演绎农村改革新篇章

22建设特色小镇要做到“三个结合”

社会观察

23整治自媒体乱象需要长效机制

综合治理

25隐形污染是中国环境治理下一站吗

27完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

环球视野

29全球生育率下降三大原因与中国国策

学术前沿

31《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征求意见稿)》解读

讯息快递


重点推介

公共服务业决定京津冀一体化成败

郭天力香港《凤凰周刊》201811月5日

在雄安新区,智慧无人售货亭出现在街头,无人驾驶智慧送货车在新建的行政服务中心区内往来穿梭,新的服务和产业正在影响着新区内居民的生活。在秦皇岛和沧州,来自北京的医药企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正在这里快速集聚。在石家庄,从北京大红门迁来的服装批发商开始落户石家庄东北郊的国际贸易城。

2014年2月中央提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017年4月雄安新区规划问世,三地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合作渐入佳境,协同发展的示范项目越来越多。近日,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召开,来自国家部委、清华大学等众多高层智囊机构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京津冀城市群和雄安新区规划等热门话题发表演讲。记者在会后采访了出席论坛的部分知名学者,他们表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市场协作化水平不高。未来三地政府在主导交通和公共服务业的布局、引导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业集聚区的重新布局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让市场经济奠定三地协同发展、繁荣崛起的基石。

京津冀城市群应建立合理城市梯队

今年8月,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在媒体上发布一篇题为《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的困难的几点分析》。陆大道在文中表示,深圳、浦东的开发因为顺应了国内外发展的大势而获得了伟大的成功,雄安新区开发却难有这样的大势。陆大道称,雄安新区的人居环境本地条件较差,资源环境承载力低,现有的交通系统也不算便捷,尽管可以通过一系列大型工程予以解决,但代价较大。对此,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所原所长肖金成向《凤凰周刊》表示,陆大道提出的问题在雄安新区规划出来之前专家组已经了解,并提出了应对的策略。比如,雄安新区地势低洼问题,雄安做出了北城、中苑、南淀的规划,这个中苑,就是利用地势低的特点,将其继续挖深,让这里在枯水期的时候也有水,同时把挖出来的土垫高北部地区。另外,雄安新区地下管廊规划先进,可以应对洪水。他表示,雄安新区要利用白洋淀的水体景观,这样的成本与千年大计相比,是必须要付出的,而且不是不可承受的成本。

肖金成也并不认同雄安新区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如当年的深圳和浦东。他说,现在信息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雄安新区大有可为,而且与深圳和浦东相比,雄安新区的人口引进优势巨大。

2020年,中央各大部委的附属机构会转移到雄安新区。当年规划深圳和浦东时,要引进谁,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深圳是通过政策,早期吸引了港澳台的企业,但那时美国的、欧洲的也没有来。浦东规划出来时,跨国公司来了,但台资企业都跑到了昆山、太仓等周边地区。雄安与这两个都不一样,雄安的第一拨人,肯定是从北京疏解的。第二拨是医疗、教育和机关单位。这两拨疏解起码能为雄安带来30万人。前两拨机构是肯定来、也是必须来的。肖金成表示,这两拨之后,就是科技企业来,科技企业将为雄安新区注入更大活力。这三拨移民将让雄安变成一个产业层次明晰的大城市。

京津冀城市群之间有两大千万人口的超级都市,但是缺少500万至1,000万人的大都市,第三产业比例与京津乃至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差距巨大,也就使河北城市对高端产业的吸引力不足。目前,河北只有石家庄主城区人口超过了300万人,但是离500万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河北能培育出一批500万人口的都市群,缩小与京津之间的落差,河北的第三产业就会提高一大截。未来石家庄有可能发展成500万人口城市,雄安新区加上保定市的人口,也可以形成500万人口,河北东北部的唐山和南部的邯郸,都可能形成300万至500万人口的城市,这样京津冀城市群体系就合理,形成一个合适的梯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断崖式的差距。肖金成认为,以往有京津两大都市的京津冀城市群是大树底下不长草,但通过经济协同发展,通过对产业的培育,会逐步发展到大树底下好乘凉,让京津两大都市变虹吸效应为辐射效应,实现城市的更替和新生。

组建跨行政区委员会协调政府关系

雄安新区规划发布后,不少人将其与日本当年规划建设的筑波科学城模拟,也将京津冀城市群与东京城市群比较。

日本在东京都市圈和筑波科学城建设中有哪些得失?记者专访了曾长期在日本工作的前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现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地立人。德地立人称,京津冀之间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差距巨大,导致三地协调困难,这也是三地虽然长期喊一体化,但难以有真正成效的一大根源。实际上,东京都市圈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行政级别高的地区和级别低的地区有冲突,既得利益群体和欠发达地区群体都有冲突。为了解决这种冲突,日本组建了一个跨行政区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高负责人是首相。德地立人介绍,在这个跨行政区的委员会人员构成上,首要的是学者,其次是相关的利益团体,这个利益团体既包括城市当中不同的既得利益者,也包括地方政府。委员会又设很多分会,这些分会提交的各种报告都在社会公开,对政府有一定的约束力。

委员会在行政层面的协调作用巨大,使政府可以最大力度地满足各种群体的要求,而不是像京津冀地区一样,以往的很多大项目建设都向京津倾斜,不断拉大河北与京津的差距。同时,德地立人认为,筑波科学城一定程度上与雄安新区类似,但两者命运显然不尽相同。筑波的规划定好之后,各种配套建设主要靠市场力量解决。日本的铁路公司是私有的,起初他们热衷修建连接东京和筑波的铁路,但后来发现无法盈利,再加上日本的经济泡沫,这段铁路半途而废,直到最近十年才将剩下的线路完工。当年这条铁路虽然没有让筑波与东京的联系紧密,但是无意中又带动了铁路沿线其它城市的发展。

在中国,因为有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雄安新区与周边大城市的交通联络已不是问题,所以雄安在这方面不会经历筑波的挫折。

京津冀应规划到2070年

雄安以及更大范围的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应如何打造更为宜居的城市空间,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谈了他的思考。京津冀要想把城市做宜居,离不开长期的规划,他觉得应当要规划到2070年。需要考虑人口规模,2070年人口规模有多大?如果规模大的话,城镇的身份越高,建筑高度越高一些,密度也必须高一些。所以他希望每次做城市规划,首先要敲定这个城市的身份。比如,北京是董事长夫人的身份,野三坡是乡村姑娘的身份,每一个城市要把他的身份体现出来。其实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每一个城市的身份敲定了,用不同的身份手法来做推广全中国的旅游业就会大大升华。

在中国带领团队做了40多个城市规划的刘太格表示,如何把城市规划做好?他觉得取决于三个因素,价值观、科学性和艺术性。价值观是人文学者的心、科学性是科学家的脑、艺术生是艺术家的眼。三者都需要兼备,所以要有规划团队,成员有的要心好,有的要脑好,有的要眼好。科学性就是要将城市组装成一个理想的生活机器。艺术家的眼就是与土地谈恋爱,一个规划师要记得跟土地谈恋爱。优秀的城市规划之外,肖金成认为,一个吸引人的城市并不仅仅是新鲜的空气和优美的环境这些内部因素,还包括能否提供有竞争力的工作岗位以及城市与外部的交通通达性。

目前,京雄高速公路已确定,京雄城际高铁已经开工建设。有公开信息显示,今年雄安新区总体投资规模将达到3,000亿元,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两大方面。雄安新区内外部交通将极大改观,而信息产业园和智能车联网示范区的建设,也将为雄安未来的就业带来大量机遇。

公共服务业定京津冀一体化成败

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成败的关键在哪里,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总工程师、国土产业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认为,关键在公共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张国华称,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推动中处处都是壁垒,最需要解决的是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悬崖问题。这道悬崖不仅存在于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间,同样也存在于北京的城市之中,比如北京最好的医院和中小学大都集中在三环和四环内。

这道公共服务的悬崖还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边,例如大家关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校园大都是开放式的,而北大、清华大学校园则是封闭式,因为北大、清华校园内的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比校园外好得多。由于各种悬崖的存在,如何构建城市群的公共服务一体化,才是城市群一体化的关键所在。张国华说,京津冀城市群的公共服务业空间发展要走好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之路与交通一空间协同之路,转变过去以住宅开发为核心的思维,公共服务和服务业不是配套,而是真正的价值配置杜杆。京津冀一体化的服务业创新之路需要从硅谷转型到硅巷,营造良好的思想交流空间环境,特别是构建优美街区制。

怎么做才能使得公共服务业引领京津冀一体化走向成功,张国华认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关键。引入市场力量、打造高质量公共服务,创建TOD+硅巷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业创新发展模式,不仅取决于理念和技术的创新,更决定于制度创新,如何让市场在城市化中起决定性作用。张国华称,虽然我国城市化成绩很大,但上海、天津、武汉、青岛等城市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地区依然是百年前的租界地区。这些地区的空间形态是窄马路、密路网、沿街底商,这些地方历经战乱和文革破坏,依然最具活力。

采访最后,肖金成也将话题落到公共服务上来。他说,京津冀一体化,要落实到市场一体化,这样协同发展才能健康发展,京津冀三地的公关服务体系才能差别不大,北京的人才和企业愿意到河北来,当然更愿意到雄安来。现在北京的研究生毕业都首选北上广深,未来将加上雄安。

聚焦中三角

思想大解放 改革再出发 开足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马力

香港商报网2018年11月12日

金秋十月,赣江之滨;群英荟萃,共襄盛举。

2018世界VR产业大会19日在南昌盛大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信。为期3天的大会,吸引高通、索尼、华为、联想、HTC、紫光等全球158家知名企业参会参展,国内外VR领域的领军人物、专家学者、企业高管、行业组织负责人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共计2000多名嘉宾聚集南昌谋划VR产业发展。

这是一场高端思维碰撞的盛会。16日,2018江西智库峰会在南昌隆重举行,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向巧,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朱健康等国内外智库专家齐聚一堂,为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把脉会诊”。

进入2018年,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与此同时,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江西尚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经济总量、人均GDP等指标与发达省份的差距不小。产业层次偏低、结构不优,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待提高,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尤其创新能力不足,制约着江西发展。

面向未来,破解发展难题,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风口’上,江西唯有主动搏击、创新制胜,舍此别无他途。”省委全会上刘奇书记坚定地道出了江西的选择。

江西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在改革开放40周年关键节点上隆重召开,会议提出了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战略,推出了“创新引领、改革攻坚、开放提升、绿色崛起、担当实干、兴赣富民”的奋斗方针,指明了江西未来主攻方向、发展目标和工作举措,展开了江西进入新时代的路线图。

不以江西为世界,而以世界谋江西!

这是江西改革开放谋发展的全球视野,也是江西在新时代的崭新发展气势。无论是“赣鄱大地科技创新浪潮激荡迈向‘三大工程’重振江西制造新辉煌”;还是“立足生态优势的绿色发展之路”让“传统中医药走出国门唱响‘江西故事’”;再到“共享小康,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江西走出了一条既重视打牢经济基础,又重视彰显特色和优势,更重视民生幸福的新路。

为此,本报对江西呈现的“思想大解放,改革再出发”的新局面,连续推出4个版的深度报道。

迎难而上彰显江西执政者的担当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机者如神,难遇易失。

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江西该如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宽阔的视野,登高望远、主动作为?如何把握发展大局大势,探求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路径?如何以新担当新作为,在这片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的红土圣地上书写新的历史荣光,让4,600万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这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时代之问、责任之问、初心和使命之问。

7月30日召开的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江西的决策者准确把握新一轮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全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战略性调整,重构全省产业体系和发展版图。提出要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实现跨越发展,必须有从“跟跑”到“并跑”,乃至实现“领跑”的雄心壮志,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危机感,下好转变发展路径的“先手棋”,在高质量发展中赢得主动权,实现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根本性跨越。

“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突出改革创新牵引和特色优势支撑,把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为江西的首要战略。”省委书记刘奇强调。

这是一个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重要谋划。在深入分析分析世情、国情、省情基础上,紧紧扭住关键环节和战略重点,统筹推进实现“六大突破、三大提升”,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是一个面对新时代结合实际的科学决断。改革攻坚是江西发展的制胜法宝,越是在充满希望、充满挑战的新时代,越是在爬坡过坎、跨越发展的新阶段,就越需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在改革攻坚中找办法、求突破、开新局。

这是一个开拓新发展、共绘新画卷的战略路径。着力打造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先行地、创新要素集聚地、内陆开放新高地、红色基因传承地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把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江西。在大开放的背景上形成了新的区域发展格局,画出了“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同”的蓝图,开启赣鄱大地新一轮奋进崛起的征程。

作为“一圈引领”的主角,南昌市提出,要坚持科技创新面向经济主战场,以产业发展为核心,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策,快速推进一批引爆性项目,着力培育一批引领性企业,加快形成一批规模性产业集群,为做大做强做优大南昌都市圈筑牢基石。

作为“两轴驱动”中的吉安,突出“主轴驱动、区域协同”,即以京九高铁经济带为主轴,着力打造井冈山经开区、吉安高新区和井冈山农高区三大创新引擎;以吉泰走廊为重点,强化区域协调,打造上连大南昌都市圈、下接赣州省域副中心的中部脊梁,以此推动吉安全局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作为“三区协同”中的新余,抓好新宜吉跨行政区改革,围绕关注民生、解决问题、立足项目,做好投资95亿元的赣江货运码头前期准备工作。将新宜吉六县跨行政区转型合作试验区,打造成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样板区、新型城镇化先行区、绿色产业集聚区。

赣鄱大地科技创新浪潮激荡

江西在面对自身“发展不充分与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并存、加快经济发展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存、基础设施滞后等‘硬环境’不足与思想观念滞后等‘软环境’不优的问题并存”这三大亟需破解的难题。如何才能转变发展方式,既加长产业层次偏低的“短板”,又抢上创新型经济的“跳板”,进而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2017年3月,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着力打造传统经济与创新经济动能接续转换的“双引擎”。

今年5月,赣港经贸合作交流会期间,该省分别在深圳、香港举办经贸合作活动。以“创新互动,开放崛起”为主题的经贸招商活动,成为推进江西对外开放的国际化平台。

创新,成为推进江西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的“强动力”。

作为全省首家千亿产值、铜产能全球第二的江铜集团,用“互联网+”矿山智能化服务平台,打造了世界最高效率的绿色冶炼基地,吨铜综合能耗、资源综合利用等绿色指标大幅提升至世界最领先水平。

而九江石化与华为公司的合作,则把华为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深度融合到生产运营全过程,这家在全国石化行业第一个“吃螃蟹”,建设智能工厂的传统炼油企业,率先尝到了甜头。在第一年公司实现利润中,超过20%的利润是通过智能化实现的。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提质增效,焕发了新的生机,新兴产业更是创新的“高地”。

在赣州,选择从长远考虑,开展工业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让宝贵的土地资源优先用于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强、效益好的企业,从而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在萍乡,以打造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为目标,围绕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海绵产业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一批主导产业集群。

在抚州崇仁县,该县出台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推进变电设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乘着创新的东风,2016年江西省百亿元以上企业仅14家,2017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19家。按照江西未来五年目标的战略规划,“到2022年,江西百亿元企业将达30家,千亿元以上企业4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4000家。

江西在特色优势领域的加速创新突破,促进了航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推动农业、中医药等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变。

人才是江西创新的第一动力

创新支撑能力的增强,意味着江西的高质量发展有了更充足的保障、更灿烂的前景。而要持续增强创新能力,则离不开科技创新人才的引领。

2017年1月,江西省委制定出台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今年5月,该省推出“才聚江西·智荟赣鄱”系列人才活动。大手笔的引才政策,引起了海内外强烈关注。

创新需要人才,而要发挥人才的才智作用,更需要平台的牵引。

6月21日,在江西前湖迎宾馆,江西省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谈到合作时表示,江西发展态势好、后发优势明显,阿里巴巴将深化与江西在电子商务、支付体系、智能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帮助江西青年一代创新创业,助力江西中小企业成长。马云高度看好、亲自推动的在江西多领域的合作,将为更多的人才在江西聚集并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人才兴,江西兴。2017年,在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评选中,江西10人入选,入选人数位居中部第一,全国第六。5年来,江西共引进了3000多名海内外博士以上高端人才,引进博士以上高层次人才数量每年呈10%以上递增。这些海外人才来赣后,在发展新兴产业、突破关键技术、开展前沿研究、推进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产生了“引进一个人才、聚集一个团队、发展一个学科(专业)、兴起一个产业(领域)”的“裂变”效应,有力地推动了江西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奉向东,一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36年前,他赴美留学。从硕士、博士、博士后,到担任美国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首席科学家。他发明的森美思技术,破解了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难题,获得了美国发明创造奖、美国能源部材料研究奖。

6年前,奉向东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只身回到中国,带着他的森美思技术,在江西萍乡筹备成立了格丰科技材料有限公司。如今,“海归”博士奉向东的格丰科技,其环保核心技术尚未完全产业化,便引起了国内战略投资者的极大兴趣,企业估值超过10亿元。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江西努力伸出引才的“橄榄枝”,让天下英才纷至沓来,汇聚赣鄱,建设赣鄱。“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等国家战略在江西迭加实施的优势,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湖北自贸试验区 高端产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

吴超群 杜一可 香港商报网2018年11月15日

湖北自贸试验区获批以来,通过多方努力、多措并举,在有序承接产业转移、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方面取得实效,光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先进制造业和工程设计、文化创意、金融服务、网络服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

在光电子信息产业,武汉片区挂牌以来共引进重大项目50多个,总投资额2,000多亿元,已形成五大千亿产业和两大新兴产业格局,完成“芯片-显示-智能终端”全产业链布局,正在打造超万亿产值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目前,武汉片区已成为我国光通信领域最大的技术研发和生产基地,光纤光缆国内市场占有率66%、国际市场占有率超25%;投资240亿美元的国家内存基地项目开工建设,正在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的存储芯片研发与生产基地,年内将量产我国首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2层三维NAND闪存芯片;总投资160亿元的武汉华星光电国内首条第6代LTPS显示面板生产线进行试生产,总投资120亿元的武汉天马第6代低温多晶硅显示面板生产线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正在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生产基地;建成全国唯一的国家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化基地和国家地球空间信息及应用服务创新型产业集群。

在生物医药领域,湖北自贸试验区新发传染病药物及疫苗研发生产规模全国第一,麻醉药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涌现了国内首个仿生人造血管等一批重大成果;激光医疗设备研发及生产规模全国第一,拥有全球首个商用可控制可定位胶囊内镜机器人系统、全球首台数字化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仪(PET);建成了中部地区最大的新药研发中心和国内最大的基因测序健康医学产业中心。

创新型企业加速向湖北自贸试验区集聚。目前,区内集聚了斗鱼网络、奇米网络、斑马快跑、安翰光电、直播优选等独角兽企业,以及元光科技、极验验证、安天信息、青藤云安全等一批准独角兽企业,成为中西部地区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区域。今年5月3日,来自湖北自贸试验区的长飞光纤、天风证券、明德生物同一天IPO成功过会。以小米、海康威视、科大讯飞、奇虎360、小红书、尚德机构等为代表的60多家知名企业总部或“第二总部”先后落户光谷。

此外,襄阳片区已具备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规模以上新能源汽车企业实现年产值超过150亿元,正在着力打造中国新能源汽车之都。宜昌片区聚焦生物医药产业,挂牌以来总投资亿元以上重点项目15个。

探索改革

解决中国结构失衡需釜底抽薪的改革

英国 路透中文网 201811月13日

面对眼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困境,在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得与失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不能靠扬汤止沸,而需要釜底抽薪,切实推进深层次的政府、财税、国企、土地、户籍等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调整,才能使中国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增长的轨道。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指出,长期以来积累的产能过剩、效率下降、债务杠杆率过高等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根源在于,长期货币宽松和大量政府投资造成的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导致无效投资过多、产能过剩、效率下降、负债过度,而消费需求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尽管改革成就显赫,中国目前还只是个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同时从体制到发展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解决,目前正面临某些严重的挑战。

他认为,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所谓中国特色道路就是政府深度参与经济活动,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揽了几乎所有事务的决定权,但事实证明这种经济模式是失败的,中国是在转向市场经济后才取得了近40年高速增长的成就。其中政府的参与有些是成功的,例如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如过度投资和过度借债导致的经济失衡。当前更需要认真总结失败教训,使经济走出结构失衡。

根据一些投资机构测算,中国宏观层面的债务杠杆率(非金融企业、政府、个人债务之和占GDP之比)已达到250%左右,处在高风险状态。整体杠杆率目前尚未由升转降,但2017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从过去几年的11%至14%减缓到8.2%,杠杆率升速也明显减缓。王小鲁担心在杠杆率切实降低之前,严重的金融风险尚未解除。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经济景气下降时,如果为了应对短期困难而放松货币政策调控,重返放水的老路,去杠杆、降风险的努力有可能前功尽弃。

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排在改革首位

在王小鲁看来,地方政府参与竞争,扮演投资主体角色的模式在改革初期,市场发育不足的时候对中国经济功不可没,但随着市场的发展,过多的政府参与也越来越多显现出负面影响。他表示,因为各级官员关心更多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增长政绩、财政收入、城市外观形象等因素,投资失败亏损也不需要官员个人承担责任,不怕拖欠银行债务,因此各地政府投资和政府推动的投资往往具有赶浪潮、规模大、同步性和重复性强、不怕风险、不计成本的特征。

这类投资行为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债台高筑,因此也挤占了市场资源,影响了民营经济发展。中国近年来的严重产能过剩、房地产供给过剩、杠杆率过高等结构失衡现象,与此密切相关,尤其是2008至2010年期间地方融资平台超大规模举债投资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政府的参与还因为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过大,往往导致滥用职权、官商勾结、寻租腐败。近期由于对地方政府举债有了一些约束措施,政府投资已明显减缓。但如何合理规范政府职能,约束政府行为,仍然是一个要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当前急待推进的一项重要改革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确保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这包括在竞争性领域,需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清理各种影响公平竞争的优惠政策,撤除政府保护,杜绝不适当的政府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分配优化,优胜劣汰,让髙效率的企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在市场失灵、部分失灵或短期内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和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少数重要的科技研发领域和瓶颈环节。但在这些领域也需要在合理方向和合理限度内进行投资和参与,并非政府投资和参与越多越好。

王小鲁认为,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还包括政府切实承担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职责,杜绝为短期政绩而采用高风险的货币刺激政策,切实保持货币中性,促进过高的杠杆率下降,维护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在国企改革与公平竞争方面,解决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差、效率不高的问题,关键是解决干预、激励、监督和退出机制问题。通过实行混合所有制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联合,应是促进国有企业提高效率、改善管理、促进其更加市场化的一个途径,而不是借此增强国有企业控制力,不是要国企吃掉民企。

加快财税和土地制度改革

在财税改革领域,王小鲁认为在实现预算公开透明方面、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方面看来进展不大,在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房地产税改革等方面未见到实际进展。财政预算收支和政府性基金收支分立的状况至今没有改变。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最近出炉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除了对工薪所得免征额和税率结构有调整、增加了专项扣除外,缺乏实质性进展,而且有些修改是不合适的。

王小鲁认为,现行个税的主要问题是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不同税率的分类计征,工薪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制,最高税率45%,经营所得累进率相对较低,财产性收入等非劳动所得税率更低,不实行累进,有些收入不用纳税。这导致工薪阶层的中高层(基本属于中产阶层)税负高,真正的富人税负反而低,不利于平衡收入分配。这次的个税改革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把工薪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四项劳动所得纳入综合计征的范围,反而提高了一部分劳动所得的税负。真正需要的改变,是对各类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实行综合计征,统一税制,公平纳税;把过高的税率降下来,过低或不纳税的提上来。

财税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从广义公共支出看,政府投资支出显著过高。未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向服务公众、改善民生的方向转型。

此外,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落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制度,开放土地市场。其中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的村民宅基地直接进入市场和建立跨省的土地指标交易市场、实现市场化的占补平衡是这一改革的关键内容。

但近年来这方面改革始终停留在少数区县级单位试点的阶段,在全国范围未见显著进展。户籍改革进展慢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公共财力不足,关键在于各级政府需要把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从大量投资、拆城建城等物的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性支出和三公消费,解决把钱用在什么地方更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问题。

王小鲁称,过去的改革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经验,改革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所在,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搞设计和实施,只有广泛依靠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参与、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协作精神,改革才能保持正确的轨道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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