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广角

进博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刘学智 香港《大公报》 2018年11月14日

首届进口博览会已经落下帷幕，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3,6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釆购商参会，累计意向成交额达到578.3亿美元。这次进博会不仅仅是中国首次举办进口博览会，而且也是全球贸易史上的首次大型国家级进口博览会，可谓前所未有的创举。

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要扩大净出口就得加大出口、限制进口。因此，全球主要国家的外贸政策大都是鼓励出口，采取出口补贴、减税等措施，尽量赚取外汇；限制进口，通过设置进口关税和进口配额等方式，甚至采取贸易摩擦的形式限制进口。中国大张旗鼓举办进口博览会，似乎与经扣学理论背道而驰，也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做法相反。

如果从进出口数据上来看，扩大进口会影响净出口增长，导致贸易盈余减少。近几年中国逐渐加大进口力度，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导致货物贸易顺差快速下降。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高达5,939.04亿美元。2016年之后加大进口力度，导致顺差逐渐下降，2017年为4,195.78亿美元。与此同时，服务贸易逆差却在逐渐扩大，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以及其他项目加起来的经常项目顺差下降速度更快。2015年经常项目顺差有3,306亿美元，到2017年只有1,649亿美元，两年时间少了一半。随着进博会的召开，进口可能继续大幅增长，预计今明两年经常项目顺差将进一步收窄，甚至出现逆差。

通俗上讲，过去中国与外国做生意是赚钱的，也就是经常项目顺差，获取大量贸易盈余。今明两年可能就不那么赚钱，贸易盈余大幅减少，甚至盈余为负了。如果经常项目长时间逆差，必将消耗外汇储备，也会引起汇率波动。除非有强大的金融实力把控全球经济走势，否则国际收支长期逆差将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目前很多新兴经济体都面临这样的风险。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要加大进口力度，削弱净出口和贸易盈余呢？这就要涉及另一个话题——消费。消费是两大内需之一（另一个是投资），出口依靠的则是外需，消费和出口都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外需求。一个是内需，一个是外需，那消费与出口怎么联系起来呢？这就需要涉及一个概念——消费外流。也就是国内消费不留在国内，流向国外了。这几年中国存在大量消费外流现象，并且不仅仅是化妆品、皮包、珠宝这样的奢侈品，就连奶粉、家电、纸巾、马桶盖等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都到海外去购买。

改善境内消费外流现象

前几年中国消费增速在15%以上，现在已经降到9%以内。从统计资料上来看，2016年春节长假开始，近几年长假期间到境外消费支出已经超过境内长假期间消费支出。从国际收支状况来看，消费外流主要体现在经常项目中服务贸易的旅游项目下，小部分体现在资本与金融账户中。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从2010年之后大幅扩大，其中主要是旅游的逆差，基本与整个服务贸易逆差同步，也就是消费的大量外流。消费外流表现为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减弱，是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的重要原因。

消费外流不但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妨碍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消费外流对国内服务业发展非常不利，因为往外流出去的主要是高端消费领域，导致国内厂商生产的高端产品市场需求萎缩。这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缺乏市场需求，企业不敢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质量，那么就生产不出来优质产品。没有优质产品，就更满足不了消费升级需求。随着国内居民收入增长，对优质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由于国内厂家难以提供满意的产品，那么只能到国外去寻求更好的产品，导致消费外流现象，影响国内优质消费品制造业进一步萎缩。

当然，造成这样的结果跟前几年国内出现各种损坏信誉的事件有关，例如三聚氰胺奶粉、毒育苗、僵尸肉、硫磺姜蒜等等。造成这样的问题，直接原因是企业诚信问题和违心的趋利行为，根本原因是制度环境所致。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质量监督监控、法律规则制度，导致企业钻空子造假事件层出不穷。再加上对国外优质产品进口限制，不但高关税，而且部分产业保护限制同类产品进口。所以经常发现很多产品在国外卖得便宜，到国内卖得很贵，价格翻倍以上。这一方面保护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导致国内大量产业竞争不足，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难以提升。

推动销售及售后服务发展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进博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进博会鼓励进口的产品来看，进博会上参展的没有原油、铁矿砂等这些中国传统主要进口的工业初级产品，参展的主要是跟消费相关特别是消费升级相关的产品，以及高科技产品。进博会主要是要加大中国消费升级所需要的产品进口，以及推动中国高技术产品需求和产业升级的产品进口。从国内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来看，这是非常积极的做法。

从国际收支角度来看，如果这些产品大量进口，将有助于消费终端留在国内，减少消费外流现象，也就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颓势。虽然货物贸易顺差收窄，由于服务贸易逆差得到一定缓解，对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也就不会太大。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非常巨大，国际收支获得大量盈余，早已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大国家，已经引起部分国家高度关注和贸易制裁。这个时候中国主动加大进口削减顺差，将显著减轻外部压力。

从国内经济和就业来看，国内消费者对优质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但很多优质产品国内生产不出来，因而出现消费外流。既然问题已经出现多年了，还不如把这些产品进口到国内，把销售终端和售后服务留在国内。一方面，消费终端增值部分留在国内，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并且零售环节和售后服务属于第三产业，是环境友好型，这部分经济增长不会消耗自然资源，更不会排放污染。另一方面，零售和售后是劳动密集型领域，并且有别于生产线工人流水作业的制造业那样机械式劳动生产，而是相对高端的劳动服务行业。因而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也有助于劳动力从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

进博会释放出中国要进一步加大进口的决心。要达到通过进口促进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目的，还需要采取多方面改革措施。首先是减税，对国内需要的消费品和高技术产品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和消费类税。如果减税不到位，进口产品价格高昂，消费外流现象就难以改观。其次是要促进国内产业发展，通过进口高技术优质产品，以及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互利合作，提升国内企业技术水准。再次是营造公平、公正、法制、透明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原意加大研发投入，让不同所有制的经济实体看得到希望，能够一视同仁、同台竞技，在竞争中不断提升。

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须发挥民企引擎作用

戴肇洋 香港《经济导报》 2018年11月5日

今年三月中美贸易引发争端愈演愈烈，其对中国的影响似乎有日益扩大之趋势。依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第三季经济成长6.5%，不如市场预期，创下近10年来新低；前三季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从去年同期的1.3%下降为-9.8%，再度由正转负，更是创下近8年来新低。面对经济逆风，从习近平的六稳至李克强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货币政策要适度松紧之外，财政的扩大减税降费力道与增加公共工程建设支出，以及人行的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从上到下严阵以待，希望减少中美贸易争端所造成之冲击。

领导高层表态力挺民营企业

从上述中可以发现，中美贸易争端所造成的经济逆风，其影响层面并非仅有实体经济活动，而是己延伸到金融市场，包括货币贬值压力加重、A股濒临破底、企业债券违约规模续创新高等。在这些不利环境围绕下，颇让外界瞩目的是，早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迄今，不断引发路线争辩的国营企业之政策，未来在遵守WT0禁止补贴规范原则下发展方向为何？由于今年以来，46家民营A股上市公司获致国有资本入股，包括24家属于控股权利转让，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两个群体消长所形成的国进民退现象，使得最近中国内部在中美贸易争端延伸下，重新燃起政策路线争辩。

其中，部分学者专家认为，国营企业长期以来在政府部门过度利用国家力量扶植下发展，严重挤压民营企业生存，不但扭曲公共资源效率的配置，而且影响经济结构型态之转型。相对而言，也有部分学者专家则指出，国营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模式之下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应该积极致力发展，相对民营企业属于补充性之功能，则是采取放任发展；尤其是国营企业累积颇为雄厚的资源，在面对中美贸易争端日益激烈下，比较民营企业所存在的条件，更加具有协助国家持续经济成长因应能力。

然而，10月20日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于一封回复企业信函中，在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行扶贫的同时，特别以支持民营企业是中央一贯的政策的论述，驳斥任何弱化民营企业的杂音；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项国际研讨会议上表示，虽中国需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度的经济模式，但更加需要加强落实和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将坚决消除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公平、不合理障碍，亦即在领导高层力挺民营企业必须与国营企业之同步茁壮发展公开表态下终结。

无独有偶，在习近平公开论述及李克强坚决支持的同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肩负国家经济政策的立场，在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三大官方媒体专访回复记者时，特别针对国进民退议题指出国进民退是片面耳语、错误的传言，刘鹤甚至更进一步直言国家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协助其解决资金筹措困境，是共存共荣的措施。

中国领导高层积极作为，除了可以激发民营企业的生产力，提高其面对外在环境挑战之竞争力，藉以重新燃起民营企业对未来经营之信心外，更可扭转最近陷入路线争辩的国进民退观感，同时也淡化了长期以来受到质疑的国营独占色彩。

民营企业是带动经济持续成长之关键

虽然此次中美贸易争端源起美方，但是这些压力已成为倒逼中国加速经济结构型态转型的动能。其实，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北京方面经深刻认识，危机是转机的泉源，经济自主对国家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及迫切性，除了在十二五规划及十三五规划内容中，特别重视经济结构型态从外需依赖，积极调整为内需自主，包括：从制造调整为服务、从投资调整为消费等转型之外，其政策方针不但同步配合大幅朝向此路径进行修正，而且针对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加以规划。

这些从最近两年中国服务领域占GDP的比重超过六成、消费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达到七成的数据加以观察，比较2008年其分别仅有44.2%及46.2%，不但将自我掌握的内需自主，逐渐表现于其推动经济结构型态调整的成果，而且也反映了已无法操之在我的外需依赖，反而成为促进经济成长难以预估之变量。亦即在主、客观环境急剧变化下，未来中国必须有效利用从世界工厂过渡到世界市场机会，积极扩大内需发展格局，尤其需要透过民营经济力道，藉此加速经济结构型态调整，进而促进经济持续成长。

再者，依据中国国家工商总局资料统计，截至2017年9月底止企业家数共有2,90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家数2,607万户，占全部家数的89.7%；至于企业注册资本金额共计274.3万亿人民币，其中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额165.4万亿人民币，占整体企业注册资本金额的60.3%,显示民营经济在整体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地位日益重要。此外，中国工商团体以2017年民营企业的56789表现作为实例指出其经济地位，这些包括：民营企业对税收的贡献超过五成、对GDP的贡献超过六成、对新技术及新产品的贡献超过七成、对提供城镇就业人口的贡献超过八成、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超过九成，更加说明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重要影响，不言可喻。

从上述企业经营状况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推动经济结构型态从外需依赖转型为朝向内需自主格局发展过程中，除了将油、电等少数涉及国家安全或影响社会公平，需要透过国营相关企业供给的民生物资项目之外，多数以内需市场发展为主的相关产业，不论是生产性产业抑或是消费性产业，民营企业不但是逐渐扮演活络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甚至已成为未来真正能够带动经济持续成长之核心关键。

海关总署10月12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2.28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9.9%，进出口值逐季提升，第三季度同比增速明显走高。

民营企业角色定位仍需厘清

不过，无法否认的是，如果检视改革开放迄今，其实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模式下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定位十分清楚，除了在经营过程中与国营企业的关系相当微妙之外，在专业分工上与前往海外投资私营企业之性质也是有所差异。此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国营企业在国家力量支持下，独占经济制高位置，以及在个体经济活动颇受干预，包括：投资计划的审批、市场进入执照之取得等保护下，优先取得资源分配权力，使得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受到有形无形限制。

例如，过去中国曾经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虽采取货币紧缩政策达到缓和通货膨胀压力，但在减少资金流动的同时，却又造成许多民营企业面对流动资金陷入干涸恐慌，在经营资金周转需求急迫下，必须透过高利转向民间取得贷款，最后却又因难以偿贷而沦为破产倒闭命运。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浙江省温州市许多民营中小企业，因背负颇沉重的高利贷款，而导致周转不易引发破产连锁倒闭，是典型之事实。

持平而论，究竟国企与民企之间的消长，是否因在经营空间上造成相互排挤，以及在市场布局上形成彼此矛盾，而造成国进民退现象，其实是迄今难以盖棺论定的议题。不过，最近数年，在中国积极推动经济体制调整政策下，已产生了颇微妙的变化；其中包括推动国营企业及民营企业持续朝向混合所有制度改革，尤其两者相互参股、联合经营案例接二连三，彼此在经营或分工界在线逐渐模糊。

另一方面，值得观察的一个指标是，最近数年中国定期所公布的数据之中，除央企逐渐增加提供接纳民企参股空间、联合经营之外，在其民间投资统计上，己经将其指标定位为是央企及国家控股企业之外的企业投资。由此似乎己意味着，中国现行企业经营状况，并非上述部分学者专家所认为的国进民退现象，而是国有企业己概括着国有民营范围。也就是说，中国将民营企业与地方国营企业所投资的金额整合为民间账目，显示民企己经与地方国企逐渐交融、共构成为民间经济的主力。

无论如何，因应企业经营逐渐朝向混合所有制度发展趋势之下，个人认为，若欲民营企业健全完善发展，中国政府需要积极针对其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中定位加以厘清。其重点包括：明确定位非属官方的民间持股多少比例以上，是属于民营企业，以及严格规定这些有官方持股的民营企业，必须透过现代化、透明化的董监事会体制作为主导经营的核心；此外，更加重要的是，官方在依法进行监管原则下，充分尊重民营企业经营自主。唯有如此，不但可以降低外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或抵制力道，而且亦可减少美国利用缩减对中国贸易赤字找到攻击中国必须调整经济体制之借口或挑衅空间，进而达到加速经济结构型态转型愿景。

他山之石，可以借鉴。若以日本、台湾的民营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呈强发展轨迹之历史经验来说，不论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带动产业不断创新等方面，或是在增加就业机会、改善民众生活等方面，民营企业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其不但对社会经济扮演的角色不容否定，而且对社会经济延伸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可以说是己成为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无法忽略之一环。

整体而言，中国在面对经济可能下行的压力，以及因应中美贸易争端难以预估的冲击下，企业信心相对脆弱，银行体系更是不愿轻易提供融资，其对担保不足或官方背景保证缺乏的民营企业，更是容易因资金断链而陷入危机，任何风吹草动，极有可能扩大蔓延造成大量倒闭风潮，进而延伸阻碍中国经济结构型态转型步调。值此经济逆风强力吹拂中国之际，若能有效借重民营企业发挥群策群力能量，将有助于加速从世界工厂过渡到世界市场步调，此乃是中国经济结构型态转型成功的关键所在。

民营经济突围最困难时刻

渔樵夫 香港《镜报月刊》2018年11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论从经济贡献、投资占比、吸纳就业各方面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当此经济下行时刻，冷落民资、挤压民企生存空间，更会加剧中国经济复苏难度，可谓贻害无穷。伴随P2P接连爆雷、A股跌跌不休、消费降级甚嚣尘上、信用债违约潮连环爆出、社会融资资料断崖式下降，中国经济金融未来局势呈现出巨大不确定性。

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高达60%以上，并为城乡居民提供了80%以上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农村转移劳动力，贡献了税收50%以上，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

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亦不容小觑。目前中国70%以上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有分析认为，如未来私营经济部分资金趋紧甚至遭遇大面积破产的话，创新经济投入增长便会随之放缓，对整个经济非常不利。

民营企业于中国经济而言，堪称顶梁柱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民进国退式的私营经济改革，因其从根本上均改变了经济绩效激励，均换来中国经济累积起巨量民间财富，释放巨大改革红利。

而若重回国进民退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啻于在中国经济下行期和转型期自毁长城。因此，当此内外交困时刻，激发中国私营经济活力更是事关国运的大事、要事。一言蔽之，民营经济不但不应退场，而应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加快发展。

一是廓清舆论杂音。近期类似反对改革开放，要求开历史倒车、重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噪音不绝于耳，对于民营经济发展中暴露的问题，一些人归咎为所谓民营企业原罪，这些杂音均值得高度警惕。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处于爬坡过坎关键期，尤其需发挥民营经济作用。以形势严峻为名否定民营经济，会扰乱民营企业家甚至普通民众对中国经济的稳定预期。国进民退的危害全球均有目共睹，委内瑞拉目前所经历的动乱和贫困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二是推动对内开放。有观点认为，在国企改革短期难到位情况下，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压力，中国有必要发起第三轮私营经济改革。而这一真刀真枪改革，其内容应囊括减税、扩大市场准入、保护私有产权、减少政府微观干预等。

诚如斯言，对于私有经济离场论最好的响应，是进一步推动对内开放，打破行政性垄断，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各项规定和做法，加快放开土地、资金、房地产、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关键领域，扫除一切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桎梏，用改革诚意打消民营企业顾虑，提振民营企业低落信心。与此同时，完善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制度，明确民营企业财产权不可侵犯，废除对民营企业歧视性法律政策及监管，亦是势所必需。

支持民企发展，是中国执政党成功基础之一。在中国官方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力推民营经济发展，正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陷入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争论，不陷入非左即右的迷思怪圈，连续性、稳定性支持民企发展，才能扫清民营经济发展前路的多重拦路石，并捍卫改革共识，激发改革活力与动力。

科教文卫

中国雾霾治理用错药了吗

冯灏阚·超群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8年11月6日

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称，如果北京希望能持续有效治理冬季严重雾霾，可能需要关注一种未被足够重视的污染物甲醛，并因此做出政策调整。

长期以来，导致雾霾的细颗粒物中的硫被认为源自硫酸盐，因此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措施之一是严控二氧化硫的排放。但该研究认为，空气检测工具可能错误地把羟基甲烷磺酸盐(HMS)——甲醛和二氧化硫化学反应的形成物与硫酸盐混淆。也就是说甲醛对雾霾的影响被长久忽略了。

这一研究结果上月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研究的第一作者，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研究员乔纳森·M·莫赫在给中外对话的邮件中写到，错误定位污染物的发现很重要，HMS的生成需要甲醛和二氧化硫二者以特定水平存在于空气中，在这个化学反应中，甲醛才是制约因素，因此单纯限制二氧化硫的水平不会太大影响大气中的HMS。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过去多年来努力控制二氧化硫的排放，但是冬季雾霾依旧严重。直到去年冬天，当北京下大力气关闭了周边的大部分工厂并严格限制了冬季燃煤取暖，导致二氧化硫的浓度处于甲醛浓度之下以后，治理措施才显出效果。莫赫研究员说，可是这种控制措施导致了部分地区供暖的不足，因此在其他城市推广北京的高规格治理措施是困难的。

媒体曾广泛报导去年北京冬季蓝天背后的高昂代价。政府大规模进行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却未能在计划时间内完工，导致去年多个地区的供暖出现问题。北京、天津等地颁布最严停工令，长达数月的时间内，各类道路工程、土石方作业、房屋拆迁施工一律暂停。

空气污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10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举行全球空气污染与健康大会，聚焦空气污染与健康问题。大会前夕发布的新报告指出，全球约有93%(18亿）的18岁以下儿童因呼吸污染的空气造成健康问题甚至过早死亡。该报告估计，2016年有60万名儿童死于空气污染引起的急性下呼吸道感染。南京大学的研究表明，2013年中国74个主要城市的死亡约三分之一和PM2.5污染相关。

中国治理PM2.5的主要手段是控制二氧化硫(S02)、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排放量。这些物质被认为是经过化学转化形成PM2.5的主要物质。

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中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分别减少18%和18.6%。根据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比2015年还需下降15%。尽管在治理上做出了大量努力，中国北方的空气污染形势依旧严峻。绿色和平上月末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新的卫星监测数据表明在全球50个最大的二氧化氮排放地区中，有10个在中国境内。随着中国北方采暖季的来临，观察者开始担忧大规模雾霾是否将卷土重来。

哈佛大学此项研究或将给北京带来治理雾霾新的可能性。甲醛来源于交通、化工和炼油厂。在北京和周围城市有大量产生甲醛的来源可以着手处理。莫赫说，这项科研结果表明中国需要调整政策来减轻空气污染问题，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努力减少甲醛的排放。在中国东部，这意味着更加需要关注汽车尾气和炼油化工厂的污染。

教育者不要再痴迷于制造标签化的“教育特色”

香港 灼见名家网2018年11月15日

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允许创造一些新的概念，但是不能反过来把创造概念当成是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最近几年到全国各地中小学去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学校里充斥着许多新的教育概念。

比如，对于学校的办学理念，有的叫“生命教育”，有的叫“小公民教育”，有的叫“尊重教育”，可谓是多种多样；对于学校的文化，可能是受所谓的“一校一品”的学校文化建设思路的启迪，有的学校致力于打造“雅文化”，有的致力于打造“家文化”，有的致力于打造“石文化”，真是百花齐放。

对于学校的课程，有的把自己学校的课程叫做“幸福课程”，有的把自己学校的课程叫做“梅花课程”，有的把自己学校的课程叫做“蒲公英课程”，诸如此类，各有说法。

置身于这样丰富多彩的教育概念之中，一方面深切地感受到一线教育工作者致力于教育创新的热切和执着，另一方面也隐隐约约感受到他们在认识和实践上深陷这种概念丛林的无奈和苦恼。不管人们的感受和态度如何，这种教育概念满天飞的现象是这个教育改革年代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特色创建活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恐怕与近些年各地各校纷纷开展的各个方面的特色创建活动有关。

特色创建活动可以说是这些年教育界的一股潮流，其初衷是好的，是想改变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千校一面的教育现象，努力增加和突显各校、各科教学乃至各位教师个人的教育教学特色，形成在理念上、实践上、宣传上和评价上差别化的教育主张和模式。

教育领域的特色创建活动本身有其合理之处，无可厚非。这是因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时，自然面临着不同的内部和外部情形，在办学理念、学校文化、课程建设、教学模式、德育体系创建等等方面有不同的认识和实践，强调一下特色或差别当然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

如果教育者无视这些教育内外部情形的差别，在办学理念、学校文化建设、课程结构、教学模式、德育体系建设等方面强行要求一致，倒反而是压制了各地各校和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积极性，并且最终使学校的工作不能适应所在校内外的实际情况，使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不能适应学生多样化的发展要求。

除了上述客观的原因外，造成上述现象的可能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主观的原因，就是思想上行动上一部分教育者对于教育特色或差异的盲目追求。

盲目追求教育特色

如前所述，无论是学校管理还是课程教学活动，有特色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特色、强调差别，以至于别人提过的理念我就不能提，别人用过的概念我就不能用，非得在理念上、名称上弄出与别人不同的东西，方才显出自己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独特性、创新性和价值性，那就走到了学校特色创建活动的反面。

若教育者对教育特色或差异的追求极端到这样一种程度，只求特色，不重共识，不尊重规律，为特色而特色，为创新而创新，那么就会舍本逐末，将特色创建活动引导到完全错误的方向。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特色还不鲜明，硬是通过总结、拔高或贴标签制造的“特色”，其发挥的作用就如同“皇帝的新装”，除了赢得一些阿谀奉承之辈的赞扬外，对教育者自己和广大师生不会产生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事实上，一些学校辛辛苦苦凝练的标签化的所谓特色，除了个别参与工作的专家、老师外，绝大部分老师和学生根本不知道它们是一些什么东西。

概念是思想和行动的工具，也凝结着人们认识和实践的智慧。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允许创造一些新的概念，但是不能反过来把创造概念当成是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否则的话，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就沦为了教育概念的游戏。

但是，在教育实践领域，就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人们往往被一些别人制造的或自己制造的新概念包括一些来自外国的洋概念所迷惑，继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被它们所误导。比较常见的是，有些学校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上硬是先行制造或拿来一个看起来、听起来很新颖的概念，不管它科学不科学、明确不明确，然后就把活生生的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实践塞到这个概念下面，为这个概念提供实践的注解。这实在是削足适履、作茧自缚的不明智行为，浪费了时间精力不说，还很容易遮蔽一线教育者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和所创造的宝贵教育经验。

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找到教育改革创新的正确方向，这是当前摆在我国教育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教育者要对教育规律和教育共识有充分的尊重和敬畏，不要让对特色和个性的追求成了无视教育规律和教育共识的随心所欲。

教育者不要再痴迷于制造新的概念，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和解决真正的教育问题。教育者要警惕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教育新概念，学习辨析它们当中哪些是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哪些却只有概念的形式而无实际的内容，或者仅仅只是换个说法而已。

教育者要静下心来办教育，不要急于用一些生搬硬造的概念来装饰自己尚未成熟的思想、经验或实践模式。最后，尤其重要的是，研究者和媒体也不要再帮助一线教育者去鼓噪和追逐那些无意义的教育概念，而应该引导他们真诚地思考和审慎地实践。

穿过教育概念的丛林，教育者才能真正地抵达理想教育的彼岸。

三农问题

从鲤溪村到永宁村 中山演绎农村改革新篇章

李湃丰 香港 大公网2018年11月15日

“粤兴粤盛勇立潮头创辉煌”——广东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网络主题采访活动14日在广东中山市展开，记者深入当地了解村镇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的历程。

采访团首先来到罗三妹山主题公园，重走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讲话之路。1984年1月，邓小平南下视察，登上中山罗三妹山。下山之际，工作人员考虑到西南坡比较陡峭，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回了句“不走回头路”，成为中国坚定改革开放的最强音，给改革开放初期摸索前行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广东小岗村”鲤溪村敢为天下先

采访团随后来到有着“广东小岗村”之称的板芙镇鲤溪村。鲤溪村位于中山板芙镇南部，辖区面积约4平方公里，由月角、鲤鱼头、大树林三个自然村组成，总人口6,064人，山地与耕地各占一半，每年集体总收入约180万元人民币。

原鲤溪大队党支部书记林德成介绍，作为全国最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之一，鲤溪村1976年便率先决定改革，实行“联产到劳”的生产模式，产量一下提高50%，粮食亩产达到800斤，不仅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还增加了人均收入，到1978年，村民中80%的房屋由茅草房变成砖房。

鲤溪村党总支副书记吴金耀表示，进入新时代，鲤溪村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引进高科技、高质量、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探索红色旅游业，多元增加集体收入。

“亿元村”永宁村谱写改革传奇

距离鲤溪村50多公里的小榄镇永宁村，则以另一种突围方式书写了中国乡村经济的改革传奇。

永宁大队原党总支部副书记梁卓勋向采访团介绍，1956年，永宁办起了第一间手制砖瓦厂，标志着永宁开始走上了工农业并举的创新发展道路。从1979年开始，吸引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家乡开办“三来一补”企业，两年时间引进外资和生产设备约合300多万元，新办了玩具、制衣、五金、尼龙绳等工厂。同时，港澳同胞也相继捐资兴建修缮学校、幼儿园、卫生院、敬老院，修筑桥梁道路等等。为村里带来改革开放急需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对永宁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后，永宁凭借自身积累，率先兴办村集体企业。1980年，永宁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047万元，成为全国第一个“千万富翁乡”；1986年更突破1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1993年突破10亿元大关，跨入全国十大首富村的行列。

鲤溪村与永宁村的改革与发展见证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让广东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经验永载史册。

建设特色小镇要做到“三个结合”

香港 中评网2018年11月15日

在特色小镇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城乡协调和区域协调的重要依托，是优化空间格局特别是城镇格局的重要基础，是进行体制创新和政策实验的重要基地，是建设美丽中国和诗酒田园的重要载体。

特色小镇发展要做到“三个结合”：第一，要把典型引领示范与面上的一体推进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要通过精心培育，形成一批经典的特色镇，把这些特色镇建设成为特色产业发展的基地、美丽田园的载体，宜居宜游的标本；另一方面，推进典型引领示范的特色小镇建设，要与面上的一体推进结合起来，把它们纳入整体规划、整体建设的一个部分，让特色小镇成为规范化、有序化建设的引导和示范。

第二，要把促进特色发展与推动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乡村兴，则国家兴。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把小城镇的建设作为一条重要的路径。这一点在我国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发展中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些地区“一镇一品”的特色经济充满活力，带来了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兴旺，成为地区经济的有生力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城镇兴，则县域经济兴；县域经济兴，则区域经济兴；区域经济兴，则国家经济兴。

第三，要把实施物理改造和提高农民素质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把区域文化融入到小城镇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使之成为引领农民提高素质的载体；另一方面，特色小镇建设应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市场化的模式，在政府的引导下更加紧密地同农村、同农民、同农业进行结合，使我们的“三农”走向现代化。

要稳步健康地推进特色小镇建设，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就汤下面”，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以形成区域特色为导向适当进行改造。对已有小城镇的改造要立足于维护现有的优美生态；对必须进行的新镇建设，不应随意布点，也不能借机大规模建城。

二是“量力而行”，总体规划可以做得完备一些，注重长远发展和各种功能配套，但在建设改造的步骤上应循序渐进、分步展开。

三是“一石多鸟”，要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特色经济、促进乡村振兴，与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空间格局，与建设美丽田园、保护生态环境等有机结合起来。

四是“群策群力”，应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既要政府引导，又要市场推动；既要专业力量主导，又要社会力量支持。要切实采取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建设，特别是采取有效方式帮当地老百姓参与其中。

五是“软硬兼施”，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配套建设、推进必要的城市立体形象建设；也要高度重视管理体制、运营方式、经营模式等的创新。

六是“互利共赢”，应平衡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切实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仅注重保护当地农民和原住民的既有利益，还要通过机制性措施使其参与工程建设和利益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