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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历史作品
​婆 婆
发布时间:2021/1/29 17:38:11    
 

婆婆就是我奶奶。

在我写下这个称呼的时候,内心里已经呼唤了千万遍“婆婆”。婆婆的称谓好像是为我而设置的专有名词。婆婆任何时候都是笑呵呵的,“呵呵呵,我的乖乖儿啊,快让婆婆看看。”

在熙来攘往的黑流渡码头,有这样一位身手矫健的妇人,身高不足1米5,双脚是一对三寸金莲,肩扛一杆2米多长、胳膊粗细的秤,那个秤砣像缩小的石碾子,象征着公平交易,无论是汉口船老板,还是乡下种田人,全都相信她。  

这是江汉平原20世纪40年代的某个夏秋季节,源源不断的“鸡公车”(一种手推独轮车)装载着新收割的、晒干的稻子,做工的人齐齐的码放在码头边,精壮的汉子光着膀子,用一根大木棒穿在那杆大秤环上,身材矮小的老妇人站在高高的凳子上,身手敏捷的划拉着秤砣:“好,一百八。”手底下记账的小伙头也不抬唱和一声“稻子180斤。”一边把那个算盘珠子打的噼里啪啦山响。

称秤的老妇人是我婆婆,打算盘的半大小伙是我父亲。

婆婆应该是生于1892年腊月初一。为什么我能记得这么清楚呢,是因为经常听说“婆婆比毛主席还大一岁呢。”婆婆有自己的大名,幼时读过“四书五经”。

黑流渡街上不像乡下那么单一,是杂姓。尤以李、康、何三姓为重。婆婆未及成年便嫁到了乡下的何家。在何家生了一个儿子后不久,丈夫就因病去世了,日子十分艰难。其后,婆婆带着何家的儿子改嫁到康家,嫁给了我的祖父。

口口相传中,我的祖父是不怎么得力的一个人。家里是开私塾的,又是家中的长子,从小读书,看娇惯了些。可能养成了公子哥儿秉性,比较懒散,不爱劳动。加上我婆婆又是个能干的人,风风火火,里里外外一把好身手,祖父就更懒得操心做事了,整日里喝点小酒,到处逛逛,闲散的很。小时候听老人讲,“红脑壳”开枪打死在张港码头边给马洗澡的日本兵以后,日本人疯狂报复,挨家挨户烧杀抢掠,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祖父站在大门口想阻止日本兵进入,日本兵用三八大盖的枪托狠狠地砸了他几下,从此就落下病根,更打不起精神来。“可怜我们家那时的三层楼房啊,全是从大山里运来的几人都合不拢的红杉树做成的,那个楼板,厚厚的,宽宽的,全被日本人烧了个精光。”这句话也常常听人说起。日本人走后,家里在汉江码头边的原址上又建起了两层纯红杉木的楼房,只是比原来的小了一圈。解放后,家里十分困难,无以为继,祖父曾经把楼板一根一根的抽出来,卖掉,用来换取口粮和酒水。穷困潦倒之际,祖父不会种地,手无缚鸡之力,合作化时期背着掏粪框,到处捡拾鸡粪、猪粪上缴生产队,获取一份工分,何谈读书人的斯文!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祖父沦落到四处乞讨为生,1960年某个时候与世长辞,是年60岁。

婆婆挨上这样的丈夫更显其精明强干,为人和善,矮矮胖胖的,未说话,先陪笑,惹人喜。上下黑流渡上的人都对她竖起大拇指。婆婆一生生育了3儿3女:长子是何家带过来,我们应该称呼他大爷。大爷娶了贺家的女儿做媳妇,年轻时做些力气活,扛一根扁担,每天在黑流渡街上帮人担上下码头的货物,和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棒棒军差不多吧。应该是在身强力壮的年纪过世了,没有留下后人。1947年我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过继给大爷,顶了何家的门户,遂姓何。次子就是我父亲,按照旧时称呼,我们称呼父亲叫二爷。三爷就是婆婆的幺儿子,随婆婆姓李,50年代大学生,农学院教书匠,是我们的骄傲。三个女儿分别取名叫安儿、燕儿、香儿。

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生活在婆婆的影子里。她给我的影响无人能替,刻骨铭心。婆婆有一双三寸金莲小脚,每天缠绕那个长长的裹脚布,我很是喜欢;婆婆爱抽自己卷的旱烟,我就爱婆婆身上那股旱烟的味道。婆婆眼睛不好,经常要我们给她挑眼睫毛、点眼药膏。

婆婆是我的故事书。每到傍晚,坐在门前矮小的椅子上一遍遍回想:我依偎在慈祥的婆婆身旁,双手支在她的腿上,眼巴巴地望着婆婆的嘴巴和眼睛,不停的催促她讲流传在江汉平原的徐苟三的故事;讲桃园三结义、隋唐英雄、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讲包龙图断案,以及那些有关婆媳恩怨的故事。婆婆的嘴巴就是开启我幼小心灵的智慧之泉、道德之泉、情感之泉。在慢慢的长夜里,祖孙俩在家门口等待、张望,有时候就为了等妈妈从生产队上夜工带回来一点炖粉条和锅盔。像小老虎一样吃个干干净净,那是多么的幸福啊。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火龙衣”的故事。婆婆说,过去有一个长工,在地主家干活,有一年冬天饥寒交迫,东家穿着皮袄都嫌冷,而长工穿着破衣烂衫还喊热。东家觉得非常奇怪,问长工。长工说:“我身上穿的对襟短褂是一件宝贝,祖上传下来的,名字叫‘火龙衣’”。东家于是动起了歪心思:“要不,我们互相换一下吧,用我的皮袄换你的火龙衣,如何?”长工故意推辞不过,相互换过。谁知,当夜就把东家冻死了。每当讲到这里,我总会问婆婆:“为什么呢?”婆婆笑呵呵地说:“因为那个长工在磨房里搬着磨盘来回走动,以此发热,浑身大汗淋漓啊。”

婆婆是我的暖棉袄。冬天里,我把冻的通红的小手捂在婆婆怀里的火钵子里(火钵子是农村冬天用于取暖的器物,泥巴烧制而成,里面放锯末一类燃料,或碳棒,是暗火。可以烤红薯、烤黄豆等)。

婆婆和我比身高。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赖床,经常尿床。婆婆站在床沿,拉我站在床上,一边用手轻轻捏捏小鸡鸡:“昨晚又下汉口去了?”(“下汉口”指小孩尿床);一边用手从头上比划几下,笑呵呵的说:“哎呀,长的比我都高了。”

婆婆是我的棒棒糖。婆婆爱零嘴儿,有时候给我1毛、几分钱买点糖果呀、点心呀,大多都会给我留着。太馋的时候,我也偷偷的去她房间柜子里解解馋。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搞勤工俭学,帮助生产队里捡麦穗,队里发给每个学生一点好吃的锅盔、猪油饼、油条、包子之类的东西,我也巴巴的带回来给婆婆吃。婆婆夸我是个孝顺孩子。

婆婆经常跟我说,下次我一定带你去荆州。天啊,荆州对我来说犹如天堂。多少次憧憬、向往。因为荆州有婆婆的幺儿子,那个有出息的我们称之为三爷的人,是那样神秘、敬仰。后来三爷接婆婆去了荆州,住了不几天就回来了。因为生了病,听说城里兴火葬,怕,巴巴的赶回潜江乡下来,再也不敢去了。

婆婆是家里的永动机。没有看到婆婆手里闲过,纳鞋底、砍柴禾、用镰刀绞着干草或干秸秆做成成捆的柴禾。对着纺棉花的车架子咿咿呀呀的不停的纺棉花;摘棉花朵儿。

生产队里分口粮、柴禾的时候,会计在一边还没有算好呢,婆婆随口就能说出咱们家能分到多少斤粮食、多少斤柴。一年下来全家人挣了多少工分,小队一共多少户人家,总共打了多少粮食,婆婆心里一清二楚。多少年的老算盘了,全在肚子里。

隔壁会计的老婆是个弱智的女人,一大早起来到后院上茅房,不小心把个儿子生到毛缸里了,吓的哇哇乱喊。我婆婆虽然脚小,迅速跑过去帮她把孩子从茅厕里捞起来,吹吹打打,硬是把那个孩子给救活了。

还是那个隔壁会计的亲哥哥,一生未娶,生活不如意。这一天早上,姐姐去他们家还菜板,推门不开,猛一看:会计的哥哥在大门上上吊了。吓的我姐姐跑回家大喊。一会儿就围拢来好多人,没有人敢下手。还是我的婆婆站在凳子上,把尸体解下来的。

这个会计按照现在来说,解放前就是那种好吃懒做的流氓无产者。解放后,因为世代贫农,当了队里会计,处处为难人。尽管会计心地狭窄,平常对我们家大不敬的,但我婆婆对他们一家始终照顾有加,从不假以颜色。

婆婆的故事几天也说不完,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的儿啊”声声呼唤尤在耳旁......

1980年5月10日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随行的同学都用怪异的眼神看我。“你婆婆死了!”有个大胆地同学在我耳边轻轻的说,我立马大声回敬他一句“你婆婆才死了。”眼泪却又止不住一下子飙出来了,抬脚就往家里跑。远远近近看到一大群人围在我家大门口,屋里传来一阵阵哭声。

婆婆活了88岁。去世前一年眼睛瞎了,后半年瘫痪在床。十二三岁的我哪里能够体会老人的痛苦。即使是这样,婆婆瘫痪在床,仍然保持乐观爽朗的性格,有时候喊我过去,从里三层、外三层的小手巾包里踅摸出几个毛角子,让我去给她买点糖来吃;有时候见我从她房间经过,招手说:“来,过来,给你糖吃。”有时候看到婆婆黑黢黢的房间,我竟然有一丝丝害怕,不太敢靠近。

虽然婆婆害怕火葬,最终还是火葬了。那正是推行火葬的年月,任谁也不敢土葬。

对我来说,世间再无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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