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那些”事，也发生在石首西南乡农村。作为亲历者，还能绘声绘色写出来，“农民”作家（以农民身份为农民发声）赵锋城老师为你讲故事。 

放“卫星”

◆赵锋城

大跃进年代的1960年冬，某日，潘三爹随着浩浩荡荡的民工挖渠大军来到了久合公社的窑拐工地，放下简单的行李，匆匆吃了点“瓜菜代”，就听到民兵连长用土喇叭拼命的叫:“社员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放卫星，希望大家加油干，每人完成180个土方，(其实每个劳动力12小时极限也只能完成3-5个土方)，请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放卫星的好机会。

潘三爹那时候三十多岁，大家还叫他潘三哥，正值中年，年轻力壮。他是个光荣的贫农，旧社会穷啊，读不起书，当然就没文化，但他人厚道，性本善，思维能力也不差，尽管他语言功能存在障碍，说话有点謇巴，但说出来的话那绝对是一等一的靠谱，没有任何诳语的成分。此刻，他的思想在连长的鼓动下充满了涟漪与好奇，心里想，我得好好表现，才无愧于这个欣赏卫星的机会。

随着大家一声的呵喝，就拚命的干起来了，虽然是严冬，但铁锹的保温效果并不比皮大衣差，大家脱光了上衣，成了“白龙化”(跃进述语:全部赤膊上阵就叫白龙化)，虽然“瓜菜代”的营养热能委实不堪重负，但潘三哥们为了一睹卫星的风采，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拚命干着。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很快就半夜12点了，卫星还没有放。凌晨两点、四点、空中亦未见卫星的影子。累了饿了的潘三哥们再也无暇顾及卫星、一屁股坐在稀泥巴上起不来了。可那个负责监工的连长根本不顾民工的死活，板着面孔，破着嗓子还在喊:卫星天亮时一定升空，只有两个小时了，大家要向先进学习，不要当落后者做大辩论的典型，(大跃进述语:对所谓消极怠工者罚站独木凳，对其展开斗争辩论)，不知是怕当大辩论的典型还是想最终看看卫星，大家呵喝一声就又干起来了。

终于，天亮了，那一段沟底的土方也被挖完了，可怜累得筋疲力尽饿得头昏眼花的潘三哥们还是没有见到卫星的影子，大家议论纷纷，想问问连长，可是连长也不知什么时候溜机遁了。

这时候忠厚善良心直口謇的潘三哥猛然省悟:“什么屁、屁、屁卫星，原来这一夜大天亮的不、不、不吃、不、不、不睡挖掉那块土方就、就、就是放、放、放卫星!”

十年后的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成功升空，潘三爹的当军官的大儿子来信告诉了他这一喜讯，他欣喜若狂地逢人便说:“原来这、这、这个世上还真是有、有、有真卫星!”

饥中生智

饥饿的年代，大人们都要饿着肚子拼着去地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这一群7至10岁孩子们还不会下地干活，成天就摸着个辘辘作响的肚子，想让它如何充实一点，有什么好吃的呢？队里地上的烧瓜、黄瓜、豆角，还有茄子，辣椒、葫芦都被我们这些小蟊贼偷得差不多了，再说这些东西天天吃也非常扰人的，吃进肚子里，很快消化成水，无法贮存和控制，任其“飞流直下三千尺”，不争气的屁股会让你尴尬不已。

一天，军伢子跑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这几天一些社员们在长乐垸挖了很多莲藕，都锁在了食堂的仓库里。这莲藕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仍不失为一种营养食品，在当时那可就是熊掌人参了。怎样才能搞点出来尝尝鲜充充饥呢？这可难住我们几个贼头了。

正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我们发觉了一个新情况：队长每天都要安排食堂的老巴子们（老太太）剁两大盆碎藕，以便次日和糟糠、野菜拌和碎米合煮成“四合一”的早餐，给“劳力”们吃，老人小孩还吃不上。这两大盆碎藕一般都放在厨房里，没有锁进仓库，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偷点出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不过那个食堂的管理员是个刻薄鬼精的家伙，上次我们三个去偷烧瓜，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他全部“抓活的”，弄得全军覆没，这次可不能重蹈覆辙啊！怎么办呢？碎藕的诱惑使我们垂涎三尺，欲罢不能，最后我们几个贼头研究了一下，这次：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好容易捱到天黑，我叫军伢子、牛娃子等三人带好荷叶，潜伏在食堂东边的巷子里，我则带着大双、小黑、海儿几个在食堂门口高声唱歌：

月亮巴、跟我走，

走到食堂的大门口，

食堂的管理员叫黑狗

……

那管理员听了，火冒三丈地操起一根竹棍就赶了出来，早有防备的我们几个撒丫子就朝西边跑，边跑边唱：

……

黑狗、黑狗，天天偷藕。

引诱他跟我们紧跑慢赶。趁着这当儿，军伢子们以军事化的行动冲进食堂，用荷叶每人包了两大包碎藕朝东边跑了。然后我们在约定的野外分享战利品，大家用手捧着碎藕虎吞狼咽，那味道比当今的重庆火锅、北京烤鸭、阳春卤菜、笔架鱼肚不知要强多少倍哟！

交忠字粮

宜山垱粮站位于团山区革委会北五里，是按革命化战斗化的两个字标准叫“宜山粮站”的，宜山粮站建于五十年代初，是将地主的房屋台基就地改造而成的。由于我们红建公社没有粮站，我们交公粮、抹米、兑换粮票、转调支拨就都首选了离得较近的宜山粮站。但那个粮站的工作人员口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总是操一副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自恃有一个《国家粮油供应征》的铁饭碗，从不把挑粮食喂他们的人当人看，那德性比“收租院”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那是1969年7月，正是“反修防修，备战备荒”口号震天响的年代。为了向毛主席党中央表忠心和献“爱国粮，忠字粮”，早稻收割后，队长安排我们10多名社员将晒干飏净的稻谷一担两箩筐地挑到了宜山粮站。是日，粮站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我们按序将箩筐担子摆好了队，差不多等了两个小时，已时近中午，姗姗来迟的验质员才极不情愿地用亮闪闪尖胆胆的通挑(俗称牵引器)通了几个箩筐的谷，又是口咬又是打水碗的，队长和大家一起诚惶诚恐地围着他转，终于等到了他从牙缝里挤出的7个字：“谷不干，挑回去晒”！

我的天！一百多斤的担子十来里路早把我们的肩膀都磨肿了，谁还有力气挑回去？大家都傻傻地看着队长，这位平时在社员面前还抖点威风的九品官此时却哭丧着脸站在那里像个苦主一筹莫展。过了一会儿，队长找着我说“今天来的15人中就你文化最高嘴巴也会说，人也长得阔气，还是你去求求那个验质员看能不能积点德和发扬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收下我们的谷”。说实话，我们挑来的谷都是晒干飏净了的，不会对毛主席不忠搞以劣充优，这个我心中有数，我看了队长一副可怜相，也考虑到真收不了要挑回去的那种难度，遂壮着胆子去找了那个验质员，求他再认真地检查一下，能收就给我们收下吧。谁知那家伙竟然反唇相讥：“哈啰，就你出尖，你想说收就可以收吗？这验质员是你当还是我当？”我骂了一句“混蛋”后无功而返。那位1959年就当过兵的博良哥自告奋勇，想去试试，他说那个验质员好像和他认识好像是做过战友的。当等他去和那位“战友”接触想叙叙战友情时，那家伙居然说他“未当过兵”。

全都没辙了，只能听天由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认识字的队长还是懂，他就抽了点短水弄了几十斤谷找赶鸭佬换了点钱，到代销店买了一堆发饼每人发了5个算是中餐也算是度命。接着大家就都孱起了瞌睡。我肯定是孱不着，因为我与生俱来一受气就睡意全无还兼肚子痛，我悄悄瞄了瞄队长，他也还苦着脸抱着头闷闷地抽着“喇叭”。我走到他身边，小声地对他说，等会我们来个“破釜沉舟”，一定要把这个公粮交出去！队长说，啥叫破釜沉舟呀？别搞犯法的事啊。我对他说，“这破釜沉舟就是破釜沉舟”……我如此这般地和他计议了一番，队长终于畬起口笑了……

一晃到了下午三四点，来交公粮的交的交了，交不了的也都挑回去了，很快，宜山粮站的场站就只有我们的十几副担子了。我们按原计划和队长一同去做了最后的努力去找了这里的最高级别的“人民勤务员”——站长，站长韩某乾对我们申述的问题仍是不置可否，并说他不能让验质员打脸。队长说，我们是响应团山区革命委员会的号召来交忠字粮的，你们万一不收，那我们就只有挑到区革委会去了。这时候的队长，远不是上午那个窝囊相的队长了，他大声发布着命令：“红建七队的社员同志们，请大家把担子随我一道挑到区革命委员会去”，目标，正南，出发！

早憋了一肚子气的社员们此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大家挑上担子跟在队长和我的后面雄赳赳地上路了。

与此同时，宜山粮站以站长为首的那一帮人在窥视我们并非是装装样子威胁他们、而是货真价实地在去往区革委会的方向后，一下子全炸锅了。他们纷纷指责那位验质员太嘎固、太刻薄，以致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后由大家顶锅。这时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站长赶忙拉起所有人包括验质员赶在我们的前面一字排开拦住了我们。

“你们，想干什么”？队长一声大喝，我们放下担子，呼啦啦全都抽出了扁担。站长此时已吓懵了，他语无伦次地对我们说：贫，贫下中农同，同志们呐，有，有话好，好商量，你们先把谷担子挑回粮站去，我，我一定给你们收下。哼，你说收下就收下？你说不收下就不收下？没那么容易！让开，别挡着我们，好狗不挡路。尽管大家背水一战地胜利迹象已经彰显，但还忘不了拿捏一把。

通过一番“谈判”，我们开出的“按国家标准价格收下我们的谷，不准用报复行为短秤；要那个验质员公开道歉；给我们全体挑谷社员准备晚餐”地三个条件站长全部无条件接受……

这次事件当然是以我们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其间让我进一步明白了伟大领袖关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有斗争就有胜利”的英明论断是多么的正确，也让我对宜山垱、宜山粮站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感。

陈币桥与袁家垱的不解之“源”

陈币桥村是南口镇最南边的一个村，袁家垱村是久合垸乡最北边的一个村，中间隔着一条藕池河，这一南一北形成了一个首尾衔接的奇特景象，从未同属一个乡镇以及原先的区、社的两个村，自古以来“隔河隔水不隔爱”，彼此间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完全一致，且亲情、友情也交往频繁，体现了一衣带水的乡风情愫和特点。

陈币桥是一个古地名，在藕池河未形成之前的明朝中期，这里是一条小水沟，水沟虽小但也一度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当地的陈姓人家便凑资修了一座木桥，史称"陈币桥”。后因年久失修致朽，时任明朝刑部尚书(相当于现最高法院院长)、石首团山王家牌楼人王之诰因回乡省亲，路过陈币桥，王尚书见该木桥己朽坏严重，不堪使用，便慨然捐资，关照地方里正用青石板重修陈币桥，世人称“尚书桥"，因王尚书不赞成老百姓为他歌功颂德故后人仍称陈币桥。后来“陈币桥”被引用为地名，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视三个字的古地名为封建主义产物一律破旧立新为两个字，农业初级社和农业高级社时期均称陈币社，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将陈币高级社改为陈币大队，隶属石首县绣林公社，“文革”时为了彻底根除有封建色彩的古地名，一度将陈币大队改为“东进大队”，但“东进”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便又恢复了“陈币”，个中原因笔者也不甚了了，据说是陈币大队的群众舍不得放弃这个有历史底蕴的古地名而闹到了公社，公社的造反派领导亦无法说服群众只好认了。陈币大队当时隶属城关区金平公社，1974年撤区并社划规新成立的南口公社直辖，1984年撤社建南口区，地名复旧，陈币大队亦改为陈币桥村；1987年10月，南口由区改镇，陈币桥村隶属南口镇，沿袭至今。

袁家垱，也是有故事的，这个村名是由原红建大队演绎过来的，文革开始轰轰烈烈，造反有理破旧立新，狂热的人们将原来已经更名过的团忠大队改为火炬大队，正当大家为这个火炬有火灾之嫌而犯愁的时候，不知是哪位造反派积了个德把叫了不足一月的“火炬”改为了红建，这个“红建”一叫就是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提倡一律恢复老地名，红建大队就成了袁家垱村，其实这里在解放前最出名的叫法是彭田垸，彭田垸是何出处？姓彭的除了一户从江北逃荒过来的外，再也找不出第二户。怎么叫彭田垸也无从考证。

袁家垱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赵姓人特别多，赵姓人和陈币桥又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两村之间的和谐文明情感。赵姓在袁家垱村的历史可上溯到宋宁宗嘉定年间（公元1200年），时蒙古大军压境，南宋王朝岌岌可危。时任兵部尚书兼平章事的主战派皇室后裔第十世孙赵石奇，与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奸臣权相）贾似道因战与和的问题发生分歧，旋被贾似道以莫须有罪名弹劾罢职，赵石奇为避祸特从杭州举家西迁荆南石首陈币桥，那时没有藕池河，一条小溪沟上有座小木桥，南北两边均称为“陈币桥”，赵石奇遂在桥南处定居，子孙繁衍生息，始成望族。赵氏族人先在陈币桥东北修“赵氏宗祠”，不幸毁于回祿之灾，后续修“行龙宫”于桥头，亦被毁，今古迹难觅，实为憾事。

至明末崇祯年间（公元1628年），因献、闯作乱，兵连祸接，赵氏族人几被贼匪杀戮殆尽，余皆逃散，荆南大地糜烂不堪，十室九空。兵燹战乱过后，仅幸存二十余人苟活于此。这也就是石首邑南陈币桥（袁家垱）继南宋之后最早的一批赵姓居民。

此后经过了近三百多年较为稳定的社会局势，赵氏族人从陈币桥逐渐发展到了石首各地及周边地区，至民国时期在石首地区已形成为名门望族，但赵姓人仍以陈币桥为祖籍发源地，这也就是陈币桥与袁家垱暨赵姓人的历史渊源之所在。